学文网【摘 要】《朱丽小姐》创作于1888年，其作者是著名的戏剧大师J.A.斯特林堡，作品的主线围绕两个人物展开，分别是女主人公朱丽和男仆让。《朱丽小姐》自上演后，在社会各界都有着不少争议，其中不乏对女主人公批评的声音，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作者故意塑造用于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讽刺的角色。我认为，朱丽的悲惨命运与其自身的性格是不可分割的，而造成朱丽性格怪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幼受母亲男女平等的思想作用，二是受当时父权制以及男权中心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两者的相互碰撞，使得朱丽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尽管让的身份极其低贱，但在朱丽面前却是心理上的强者。这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使得女性身份处于较尴尬的地位。该剧的最后，朱丽似乎突然觉醒选择自杀，这无疑是对命运发起的抗争，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挣扎。
【关键词】《朱丽小姐》；形象剖析；女性自我意识
中***分类号：I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014-02
一、传统女性价值观的束缚
斯特林堡自小丧母后又遭到继母***，造成心理上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其一系列作品中都有所展现，就《朱丽小姐》来说，从序目的编排上便可见一斑。在斯特林堡看来，朱丽只是邪念的牺牲品，她试***创造与男人平等的社会制度，这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显然是一场荒谬的斗争。费洛伊德曾言论女性是“劣等的男人”。在《圣经》里也有对女性地位的相关描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女人，女人轻信蛇的诱惑偷吃禁果，因此上帝让男人统治女人，男人具有一切的权利，而女人只能听从于男人。正是这种公允的女性价值观的存在，造成女主人公朱丽的悲惨命运。
朱丽身为贵族，而让却是出身平民的低贱奴仆，两人有着极大地阶级差别。显然，朱丽对让的随意使唤是理所应当的。她命令让陪她跳舞，轻吻脚踝，一起划舟看日出，这些行为看似朱丽已经把让驯服得服服帖帖，实际上，朱丽正一步步陷入让的阴谋当中。让不断尝试与朱丽有进一步的亲密行为都遭到拒绝，便装模作样地编造起虚情假意的爱情故事，然而朱丽被深深打动，被唤起了对美好爱情的渴望，甚至与让偷吃了禁果。事后，让露出了丑陋的本性。他一改之前敬畏的态度，以侮辱的语言诋毁朱丽，斥之为“”。低贱的让幻想自己成为贵族之身，对朱丽不以为然，从心底里鄙视侮辱她，甚至故意杀害朱丽心爱的金丝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奴隶的野蛮和统治者的无情。最后，让递给朱丽剃刀，把朱丽推向自杀的边缘。人的命运与鸟的命运相互映照，进一步烘托出朱丽的命运的悲剧性。
不可置否，在作者笔下的这场两性斗争中，代表男权的让获得了主动。尽管两人都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让是一个撒谎者，利用花言巧语欺骗朱丽的感情，但他仍能够以卑微的身份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相反，朱丽一子错落满盘皆输，她的错令家族蒙羞，死是她唯一的出路，只因她是个女人。厨娘克里斯汀的自我表白更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制度的捍卫。她发现朱丽和让的，强烈地谴责他们的罪孽。朱丽曾在绝望中作出挣扎，但面对家族声望、驱使以及罪恶感的压迫，朱丽唯有选择以死解决。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朱丽的形象显然是命中注定，女人注定是堕落的，而男人却是高高在上并能控制女人的。这也是剧中让能够对朱丽说出“别忘了我能让你变成一个伯爵夫人，而你永远都不能让我变成一个伯爵！”这样放肆的话的缘故。
二、家庭权力秩序的限制
基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地位除了社会身份可以区分外，还能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上区别。在父权制下的家庭中，丈夫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妻儿只是他的私有财产，在家里她们毫无地位和个人空间。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乏人格，她们没有话语权，不能为自己发声。而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声音”是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有了自己的声音，女性才能在社会权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朱丽的父亲伯爵大人代表着男权社会中的领导者，他的威严和权势自始至终贯穿在整个作品中。他的每句话无不震慑着庄园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惟命是从。可见，处于社会最高层的领导地位实在令人垂涎。然而，位于社会底层而又野心勃勃的让整天幻想有朝一日成为伯爵，在剧中让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不停地往树上攀爬，希望爬到树顶遥望脚下的大地并洗劫树顶上的金蛋”。而朱丽则是他积虑已久的“第一根树枝”。但当听到伯爵的响铃，无比的恐惧致使他不停地颤抖。可见，伯爵大人具有的威严不可小觑。从另一个场景也可清晰看到人们对伯爵大人的敬畏，当厨娘克里斯汀得知朱丽与让的私奔计划后，不顾一切地阻止：“我出去时会告诉马厩里的小厮不准放任何马出去，以防伯爵老爷回来前有人会逃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家庭权力所带给朱丽的影响，若不是厨娘的阻止，断绝了朱丽出逃的后路，也不会迫使朱丽走向死亡。可见，尽管伯爵在剧中并未出现，却是隐藏在背后的***者，所有人都要在他制定的准则下办事，无人愿意因破坏准则而遭到惩罚。
从行为和精神上进行控制是父权主义的主要表现。父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只允许具有依赖性，不能享受***性。若女性的行为和打扮像男性，那么她们会被社会所排斥。在剧中，朱丽幼年时的经历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朱丽的母亲是个崇尚男女平等、追逐自由的女权主义者。在母亲的影响下，朱丽被要求打扮成男孩，学习打猎、驯马、耕地，只是为了证明女性能够胜任男性的工作。伯爵忍无可忍，让朱丽穿上裙子学习跳舞，做回女孩的事情，这一切，致使朱丽的母亲精神接近崩溃，甚至放火烧屋。在母亲与父亲的共同影响下，朱丽内心对男人充满憎恨，甚至无法对自己产生性别认同。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一定在潜意识里痛恨他，是他让我憎恨自己是个女人，而成为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人，谁该为此负责呢？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是我自己？我没有一丁点儿的自我，我的思想无不来自我的父亲，我的情感无不来自我的母亲，而那关于人人平等的最后一点思想，是来自我的未婚夫。”可以看出，父权主义的存在根源是封建道德秩序的反映，是对朱丽作出约束和界定的客观因素，从而致使朱丽内心充满痛苦，也造就她行为和性格的怪异。在两性的斗争下，朱丽不能认清自我，仅能在斗争的夹缝中不断挣扎成长。她与让的出轨和私奔行为，均是对父权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抗争，也是自我认同的一次挣扎。但是朱丽无法逃离家庭，也无从摆脱依附的地位，当然也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挣扎
朱丽的母亲是个崇尚男女平等、追逐自由的女权主义者。可以说，她们母女都对自身的社会性别有着清醒的意识，在母亲的教导下，朱丽发誓决不臣服于任何男人。她压抑着自己的天性，压抑着自己走下“柱子顶端，落到地面”的强烈渴望，成为孤傲怪僻的贵族小姐。但是内心里，她的之火从未熄灭。她对异性的认识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她希望凌驾于男人之上，像驯狗一样征服他们，譬如她曾粗暴地折磨她的未婚夫最终导致婚约解除。但同时，女人的本性给了她似水柔情的一面。虽然她不由自主地会对自己的正常反应产生厌恶之心，但这却是她真实情感的表露。正是在这种对自我性别的认同中，朱丽与让越过了道德底线。但是当沉重的社会现实再度袭来，朱丽恢复了矛盾复杂的性格。她的自我谴责、埋怨和愤怒是对社会压迫的抗争，是女性身份的一种悲哀。
女权主义者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当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性对象，自身的欲望被压抑时，便往往用自己的身体来反抗这种性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朱丽的情爱和母亲的纵火，都可以被看成是女性对男权社会规范的一种激烈反抗。
在反抗失败后，朱丽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对让说一起自杀，让的回答不禁让她绝望：“因为男人与女人不同，所以我不会自杀。”这荒谬的解释不仅为让找到托词，也无形中为朱丽的父亲当年的自杀未遂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合理化、正常化，让女性自愿接受被男役。可以说，朱丽的死不仅是对男权主义猥琐懦弱的嘲讽，也是对这不公的社会道德体系最大的抗议。
参考文献：
[1]詹春娟.《朱丽小姐》中的女性身份与自我认同[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05）：89-93.
作者简介：
李梓阡（1991-），女，安徽合肥人，学历：硕士，工作单位：安徽大学，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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