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沈启无在《大学国文》中的选编特点，主要对《大学国文》中选编的作者，体例进行分析，从而窥探沈启无在选编时多体现出来的言志的文学观以及他的旨趣。
关键词：沈启无 选编原则 言志文学观
201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沈启无的《大学国文》，事隔69年后重新出版《大学国文》，这表明这本国文教材在当今还是还很有借鉴意义的。沈启无的《大学国文》于1942年11月由新民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伪北大文学院讲课所用的教材。沈启无作为周作人曾经的四大弟子之一，与周作人可谓关系匪浅，这不仅可以从周作人与沈启无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而且可以从沈启无的学术思想和追求中看出。1930年代，“兴起过一个以周作人为旗帜的言志派文学思潮。这一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独抒性灵的文学观”，“具体标志这个文学思潮兴起的是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两本书：周作人的理论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其弟子沈启无编选的晚明小品集《近代散文抄》。”[1]（4）
周作人指出安派的主张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所收录的文章也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这与周作人的主张可谓不无关系。孙郁在《大学国文》的荐序一中认为“沈启无所编的《近代散文抄》那不过是明代小品的聚集，乃性灵之作的闪光。”而“《大学国文》其实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只是范围更扩大了。”[1]（2）《大学国文》所选的年代与作者范围确实比《近代散文抄》广、多，《大学国文》共收作者82人，总目列作品310篇，分组目录列细目332篇，如不以内容多寡，只以篇目多少计，收张岱文20篇，袁宏道文16篇（《西湖记述》下有14则，每则按1篇计），周作人15篇，其他作者篇目占10篇以上的还有苏轼14篇，梁简文帝、黄庭坚各12篇，段成式、李贽各11篇，刘侗10篇，而这些作者中除段成式的体例单一外，其他作者均较丰富，特别是张岱，涉及到风土民俗、记游、序跋题记、传统墓志、纪念，涉及到十组中的五组。
说《大学国文》高举的依然是言志的文学观，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作品中收入的作者中，魏晋南北朝占21人，约占全书收入作者的四分之一，南朝作者约有18人，而晚明的作者也达到了11人，沈启无一直盛赞六朝和明代的文章，这与《大学国文》所收录作者时代分布是一致的。其次，在各收录的作者中，各作者按篇目计算最多的是张岱，其次是袁宏道，而两人均为明末人，此外另一明末人刘侗也收了10篇，三人总计46篇之多，约占全书篇目的七分之一。在这三个人中，袁宏道是公安派三袁之一，刘侗是竟陵派人，而张岱则是“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2]（5）。前文说过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即是以明代的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的，这主要是他们认为公安、竟陵派所发起的运动是属于一种“新文学运动”，他们认同公安派的主张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第三，从题材与体裁的构成看，《大学国文》分为十属，分别是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记、楚辞小赋。如果与1942年国民***府颁布的《大学国文选目》中的选篇相比较，那么《大学国文》的特色就显出来了。朱光潜在《就部颁论大学国文教材》中作过统计：“如以时代为标准，选目包括的文章计周秦汉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如以类别为标准，计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计论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三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3]（124）而《大学国文》中的选目没有经，没有先秦诸子，没有选唐宋家一篇古文，在司马迁、陶渊明、王维、黄庭坚、苏轼、诸葛亮、柳宗元、陆游、屈原、庾信等这些较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中，所选的文章并不是他们在后世中最有名的文章。像诸葛亮的选择了《黄陵庙记》、《诫子》、《诫外生》三篇，而没有收录他垂名后世的前后《出师表》，像苏轼、黄庭坚收录的则是书信尺牍、序等这种不怎么受重视的文体。在选目中，沈启无所遵循的原则是他的文学观――言志的文学观。不论是苏轼还是柳宗元，沈启无并不因为他们是“唐宋家”就给予厚爱。沈启无正是以“真”为风向标，把《大学国文》串成一线，而不是毫无秩序。
在《大学国文》的体例中，沈启无既不是以时间为顺序，也不是以各种大的文体分类如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而是以各大类下的小分类再加题材为选编原则，这与他的选编宗旨、志趣是密不可分的。从他所选的十组体例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随便选择，而是有目的的选择。此外，从选择的体例来看，可以看出文学观念中的不变的地方，以及观念大变的地方。
首先不变的是对散文这一大类的重视，如果按今天的标准看，《大学国文》中所收入的文章基本不出散文的大类，除第十组楚辞小赋一类可归入骈文外，其他类均可归入散文类。骈散之争确是中国古文当中的争论点，沈启无选择以散文为主，这与散文的形式自由，内容广泛，更能表现写作者本人个人心灵有关，也与他“真”的原则，言志的文学观有关。此外，今天被称作散文这一类的古文在中国古代是属于文章的正统，所以虽说沈启无高扬“性灵文学”，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中国古代的正统文体，而只是在这种文体下高扬写出了自己心声、表现了自己心灵的文章而已。
其次，变化的地方则是对以前一些很私人化分类的挖掘。上文说到沈启无并不排斥正统的文体，而只是选择在散文这个大分类下能体现自己文学观的各小类，或者说用这些在散文中不占主流的分类彰显了自己的文学观，这些小类包括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记这几类，这几类中，相对比较私人化一点的日记、书记、读书记这几类更能体现作者真感情真态度，或者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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