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比较文学范文第1篇
近年中国赛珍珠研究回眸 姚君伟
松枝茂夫的中国文学缘 徐静波
时代文学语境与穆旦译介择取的特点 张曼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894-1949) 许光华
对学科名称和课程名称的思考 邓楠
铺讲·讨论·研读--谈"比较文学"教学的三种方法 王辽南
莫雷的《波西》 谈瀛洲
贯通中西的学术追求--记叶舒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户晓辉
穆旦与《圣经》--兼论穆旦的三部诗剧 鲍昌宝
圣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 梁工
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张光芒
超越实证拯救关系 田全金
试论韩国史书及文人对欧阳修散文的评价与论说 黄一权
反叛的一代--王朔与塞林格 朱晓雯，陶欣
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 周小仪
利弗威尔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 田德蓓
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 王宏志
比较文学教材中的学科定义问题 杨恒达
概念的现象学还原可行吗--以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剖析案例 蒋济永
布洛克改造跨文化研究规则的启示--布洛克的《原始艺术哲学》述评 刘鹏
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赵廉博士访谈录 朱徽
本真的诗人情怀宏阔的学术视野--王润华教授与比较文学 南治国
普希金的中国和中国的普希金--评《普希金与中国》 牛用力
《尼采与中国(1902-2000)》编选者序 郜元宝
《语言与翻译的***治》、《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胡加圣
夏康达、王晓平主编《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 庄彩云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 小末
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 严锋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讨论综述 宋炳辉
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 谢天振
后殖民状况下还有翻译吗?--"翻译"的再概念化简论 蔡新乐
我国五四时期的另一种翻译走向--评朱湘的英诗翻译 徐莉华，徐晓燕
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 宋明炜
"狼文学":从原型到传奇 殷国明
中日两国的梦意识和梦幻剧--以《牡丹亭》、《井筒》为视点 翁敏华
从左拉《金钱》到茅盾《子夜》看文学接受中的变形 陈晓兰
解冻后的新生--贾植芳与比较文学 蔡春华
《斯坦倍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结硕果 陈凯
百年诗缘一书间--试评朱徽新作《中美诗缘》 范若恩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观--评吕周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许希阳
网络时代的译介学研究 王友贵
译介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课题 查明建
也谈网络翻译文学 张旭
网络时代翻译文学的发展 穆雷
"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 川本皓嗣，王晓平
种族、发声与文化挪用:从"后殖民"看电影《风中奇缘》对Pocahontas的想象 毛思慧，杨思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宋炳辉
武侠小说的鼻祖,欧洲史诗的远亲--重读《庄子·说剑》 黄国彬
灵魂城堡的侦察和探险--评残雪解读卡夫卡与博尔赫斯 胡荣
意象与IMAGE的维度--兼谈异质语言文化间的翻译 王进，高旭东
《茵梦湖》在中国的译介和浪漫主义的胜利 卫茂平
全球文学和今日世界文学 阿尔曼多·尼希，王林，石川
中印文学比较与东方学的建构--评郁龙余教授《中印文学比较》 王晓华
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柯亚
互动视野与过渡形态--评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黄发有
上海高校比较文学专业创设"博士沙龙" 乐音
论点摘编 参溪，许希阳
新书架 张白桦
文化“场域”中的福楼拜 徐贲
国际化语境中的知识悲剧--李洱小说《花腔》中话语结构的比较文学阐释 李迎丰
中韩“现代文学”观念建构的比较研究 申宜暻
对谈·被撕裂的痛苦·异国形象 --从《梅红樱粉》谈起 蔡春华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与反抗 费小平
文体学对文学作品英译汉的一个挑战--从《古舟子咏》的动词时态和名词大写谈起 徐莉华
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与重构新理性文明的关系 皇甫晓涛
两个梦幻的爱情世界--论《仲夏夜之梦》与《牡丹亭》中梦幻与现实的关系 李聂海
文化的边界到底有多宽?--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启示 宋炳辉
比较文艺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简评《比较文艺学丛书》 徐来
原典性文本批评--评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 刘小晨
唯美主义的悖论--救赎与物化 --试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 仲崇巍
危机与机遇并存--“比较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国际学术报告会”综述 朱安博
更新观念锐意创新--“2003年武汉·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综述 陈浪
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与体制建构 陈跃红
在固守和超越之外 严锋
坚守文学性与文化研究 王宏***
“无边的比较文学”：挑战与超越 张辉
艺术中的侠、天下及英雄——也由张艺谋的《英雄》说起 姚晓雷
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 谈瀛洲
悲剧的话语与话语的悲剧 华明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孔建平
《西厢记》的结构主义解读 詹庆生
《周易》：观照解构主义 李嘉娜
中国现代作家对哈佛的发现 朱寿桐
论田汉早期的外国文学接受与译介 王林，杨国良
文论“失语症”：历史的错位与理论的迷误 熊元良
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评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与误读 杜平
“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 任一鸣
兵雄·死亡与永恒的乐观——尼采的悲剧理论与原始艺术 周怡
梳理历史脉络 品评汉学精华——评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 霍九仓
双向互动的学术空间——读《钱钟书与现代西学》 曹腾
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 陈思和，Chen Sihe
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课题的思考 梁永安，Liang Yong'an
刚划上一个逗号的课题 孟华，Meng Hua
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 刘象愚，Liu Xiangyu
真问题、学科意识与思维定式破解 陈跃红，Chen Yuehong
比较文学的一个新领域--美华文学研究 林涧，Lin Jian
从跨国界到跨艺术 严峰，Yan Feng
比较叙事学的设想 车槿山，Che Jinshan
课题随想 王宏***，Wang Hongtu
近期研究情况及计划简述 徐志啸，Xu Zhixiao
探索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 谢天振，Xie Tianzhen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 刘象愚，Liu Xiangyu
比较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韦勒克 比较文学 贡献 局限之处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韦勒克看作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他凭借自己的丰富学识，对文学研究涉猎广泛，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文论家所涉及的范围。一方面，他致力于对世界各国的文论家、文学批评术语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他明确倡导我们既需要文学史，又需要文学评论，只有比较文学才能达到的广阔视野。正是韦勒克的开阔的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升华。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比较文学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对比较文学学科名称进行了界定，把“文学性”作为本科的理论基石，同时他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方法也有自己的理解。总的来说，他不仅对该学科当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给予了精辟的阐释，而且对诸多学科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睿智的剖析。当然，他的研究也有局限之处。我在阅读了与韦勒克相关的研究后对他韦勒克的诸多贡献加以详述和肯定，同时对他的局限之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在比较文学逐渐学科化的流变中，不少学者开始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学派的诸种观念进行反思，韦勒克也参与了此类学术活动。他意识到法国学派的主张尽管自成体系，却陷入了方***的危机，不能适应世界发展形势与各科重构的需要。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刊发了伽列为基亚的《比较文学》所撰写的序言，实际上，这其中暗含着对于当时法国学派一些学者僵化的研究模式的挑战，韦勒克随后就在该年鉴上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学科研究中陈旧的方***提出质疑并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法国学派仅仅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在韦勒克之前，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1899年，在伍德贝里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但由于始终受制于法国学派各种理论的牵制，美国学派并未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实力更不足以与法国学派相抗衡。而此后举办的教堂山会议实际上是法、美两国学者的首次交锋。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题所作的报告，对“法国学派”的狭隘与僵化的研究模式发出挑战，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学性，应当将文学文本本身置于其中心位置，而法国学派仅仅从外部范围机械地规定研究的范畴，如此不仅使文学文本研究沦为文学的外属，而且助长了文学研究之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等倾向的滋生。至此“美国学派”才以抗衡者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上所发出的倡导，实际上成为以后比较文学领域长期论战的导火索，而美国学者则从此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经过韦勒克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研究方式冲破了法国学派僵化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模式，引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客观而言，韦勒克所进行的相关探讨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必须指出，他虽然对法国学派进行了驳斥，却并非一味排斥该学派所有的理论观念，而是肯定该派在学科发展中的历史功绩。无论是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还是《今日之比较文学》等论文，其中所否定的都只是陈旧的认知模式与方***中的不恰当之处。但尽管韦勒克所针对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而并非一个国家，但仍被理解成为美国学派的宣言。实际上，韦勒克对于法国学派的挑战，其出发点是针对该派在其研究中所呈现的刻板化与极端化等弊端，而并非彻底反对该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同时，他也并未完全忽视法国学派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并在其论文中，对法国学派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予以历史性的清理与理论性的辨析。
二
韦勒克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在学科发展历程对诸种问题的先觉、全面深刻的洞察及其所作出的相关论断。可以说，他对于该学科的诸种概念与范畴的界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学科走向。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基础上，他还于1965年与1970年相继发表了《今日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其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客观而言，正是由于他就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所进行的发难，美国乃至法国的诸位学者才开始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等问题予以重审。此外，韦勒克在其学术实践之中，率先提出将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研究划入“外部研究”，而将对于文体、格律等问题的研究归入“内部研究”。他的这些论述在比较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些美国学派的学者对此竞相仿效，如雷马克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奥尔德里奇的《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等文章尽管褒贬兼有，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韦勒克对于学科发展趋势的预见与倡导。可以说，韦勒克不仅打破了学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发了以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以及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而且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从而逐渐提出并完善了相关的理论观念。
许多学者都将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视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美国学派的宣言书，与之相应，他的名字与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就韦勒克对于美国学派的继承与超越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首先，作为一位学者，他不管是对权威的质疑，还是对经典的诘问，都表现得很直接，且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他还特别关注学科前沿，为学科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他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如《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属于与概念》等，力求把握文学现象、思潮与流派的演化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他所进行的研究，不拘于陈规，重视对于学科的理论观念与于学术范畴等自身机制的不断修正，体现了富于创建性的学术气魄。其次，韦勒克关注比较文学自身的历史演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探讨、论证。他早在1952年就定期参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编纂工作。可以说，他以其稳健扎实的治学学风，对于此前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著予以了客观评价。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界卓越的权威，他在继承前期诸种观念的基础上，又将其完善与发展，在丰富的研究实践中广泛涉及对于学科框架、概念范畴等很多层面问题的探讨。再次，在对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同时，他还追求学术观念的开放和多元模式的发展。韦勒克善于从现象自身出发，针对迥异的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取互补性与包容性的研究策略，因此，他的许多分析都充分展现了比较文学所独有的广泛性与开放性的学科特征，并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有效路径。最后，他对于学科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动向予以重视，并对学科自身所面临的挑战相当警觉且提出相应对策，他曾经针对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出现的研究空间过于狭窄或过于宽泛的倾向发出过警告，也曾对于译介中对诸种现象的剖析浅尝辄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
三
韦勒克既关注学科理论建设，又注重对于方***及其存在模式等问题予以透视。他的学术活动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于学科名称的界定、“文学性”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规定性等问题，韦勒克作出了极大贡献。
第一，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名称问题，他首先追溯了“比较”一词的历史流变历程，其次，他还对“文学”一词的起源予以了较为详尽的溯源研究，就“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界定而言，法国学派的梵第根曾在《比较文学论》中对此加以论述，他的界定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的定义违背了该学科的开放性原则，鉴于此，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对法国学派学者的学科概念予以了较为详实的回顾、解读、修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学科定义。他明确指出：“比较文学是从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文学……依据此观念，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与***治界限的文学研究。……比较法也不能局限于只用以研究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他的界定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对文学外在关系的历史实证转向了对于文学内在结构的美学分析，为学科身份的界定提供了支撑。
第二，对于“文学性”问题，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阐释，依次驳斥了当时学界所存在的有关文学本体特征的诸种观念，然后明确表示了他所倡导的文学内部研究法是指以文学的本体为中心，进而对文本自身予以考察，他的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文本的存在方式。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他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学科视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且针对当时学界存在的拘泥于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囿于考察“外贸”等弊端，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就是凭借将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视为统一体的意识，从而以国际的视野去探究所有的文学。”就他而言，其主要的着眼点仍在于“文学性”问题。并且，韦勒克以“文学性”研究为本位的研究原则，始终贯穿于他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功能、范围与走向等一系列问题的阐释过程中。“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对于纠正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贸易交往”式的偏差，促使美国学派在研究上注重探求文学内在结构之间的审美意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作为杰出的文献理论家、文学批评大师及比较文学家，韦勒克对于美国学派的创建发展及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走向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的理论研究对于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然而，人无完人，韦勒克的学术视野和治学路径也不免存在一些缺憾之处。比如，韦勒克的学术实践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他有关的世界性的承诺，他所进行的研究多囿于西方文化圈之中的同一文化内部或相似的文化间的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缺乏对于真正具有跨文化意义的诸种问题的关注。而如何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维修研究在美国学派之后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对于法国学派的观点不当之处有所纠正，但有时又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如他对法国学派的形象研究的认识就有所偏颇。总的来说，尽管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完美之处，但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锐意的开拓精神，仍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和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Rene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2］Rene Wellek 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3］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Press，1949.
［4］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5］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比较文学范文第3篇
比较文学在理论上注定是要引起争议的。首先是定义之争。截至目前,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学科定义,虽然它不仅在国外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早已是一个***的学科和一门“显学”。1825年,法国两个不太出名的教师诺埃尔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编了一本书《比较文学教程》,首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名词。1827年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其后又出版一本书,叫《比较文学研究》。但他们都是只罗列史料,没有给予比较文学以明确的定义。19世纪中期,当法国出现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之后,“比较文学”在使用的层面上,意义出现泛化。在急需给“比较文学”以精确定义的背景之下,法国学者卡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1]4卡雷的学生、另一法国学者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应是“国际文学关系史”[1]4。卡雷和基亚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功莫大焉。他们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了***的学科地位,强调了比较文学“事实联系”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谓的“法国学派”的基础。二战之后,“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发难。雷马克提出:“比较文学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1]5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做了极为宽泛的规定:除了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之外,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范畴。
韦勒克更旗帜鲜明地要求比较文学要摆脱“从19世纪因袭来的机械的、唯事实主义的观念,注重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1]5。雷马克和韦勒克的定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突破了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的藩篱,奠定了所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础。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诞生以来,两国学派的争执不断。人们对两派认知的争论更是风起水生,其范围和影响远远大于两国学派的争执。这使比较文学界空前活跃,表现出了比较文学的张力和活力。与此同时,又使比较文学这潭浑水越发清浊难辨。法国学派注重历史性和科学性,主张比较文学应该摆脱美学的涵义,取得科学的内涵,使比较文学学理缜密、方法严谨,因此这种研究多适用于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确实为文学史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学派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文化精神生产,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内所产生的文学,必然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学现象的事实联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从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具有“可比性”,即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它们之间到底有无事实联系。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克服了法国学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证、过于苛求史料性的缺点,弥补了法国学派忽视美学价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优点。虽然它们为维护各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多有论争,其实在他们的定义表述和理论阐发中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的追随者和爱好者们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得瓜清水白,着意遵循某一个学术标准,他们的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是兼备二者之长,为我所用。
其次是名称上的名不副实。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术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外部,都可能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就翻译过来的意义上解释,“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偏正词组。就语法上来说,“文学”作为中心词,“比较”是修饰成分。进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较文学在字面上的意义往往被理解为“比较的文学”。还可以理解为:动词“比较”作谓语,名词“文学”作宾语,把比较文学理解为一个动宾词组。由此,比较文学就可以误读为“对文学进行比较”。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甚至时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较文学学者多么煞费苦心地在理论上对比较文学作解释,并不能够阻止人们把“比较文学”当作是“比较的文学”或者是“对文学进行比较”。多少年来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1997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巴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者提问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巴柔诙谐地说:“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幸亏我们什么也不比较。”[2]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3]照他们所说,判断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了“比较”两字,而在于它们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了体系化的、内在性的汇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仅在标题上还在内容上反复利用“比较”进行相同性或相异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它要求以国际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全球观念和开放意识去进行文学研究。它试***突破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来洞察文学的特质。
比较是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问题在于,“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多少还是带有人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们业已习惯的思维定势。“比较文学”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较相关。硬要把它赋予既新颖又深奥的内涵,确非让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习惯思维:名实相符才称之为名。人们不禁要问,若“比较文学”不可以“比较”,为什么要用“比较文学”冠名呢?在这里有一个悖论:比较文学的名称不太恰当,但已约定俗成,目前在国际上仍在使用,并且没有废除的迹象。也许能寻找一个比它精当的词取而代之,但可能会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乱。再次,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表面到实质的过程。诺埃尔、拉普拉斯以及维尔曼时代,比较文学仅仅是泛泛之谈,连学科意义都没有。法国学派的研究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赢得了***的学科地位,但他们排斥对作品的价值评价。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但一些研究者对“可比性”的认识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简单比附。随后的苏联学派特别是中国学派的崛起,把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引向了纵深。可以说,比较文学在不停的争论中诞生,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鉴于上述,对比较文学“雾中看花”、“远看成岭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曾经把“比较”错误地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方***。#p#分页标题#e#
像这样一位拥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尚且产生错误的理解,更遑论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曾长期被误解。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1978年以前,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高潮迭起之时,比较文学却被排斥在中国学术领域之外。二是在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比较文学一下子受到学术界的热捧,并长驱直入地进入大学本科课堂,继而又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教学体系,出现了许多适应各种需要的教材和专著,数不胜数的比较文学论文见诸各学术刊物。诸如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中西爱情诗比较、中西山水诗歌比较、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高加林与于连、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渥伦斯基与周萍形象分析、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拉》之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等比比皆是、屡屡翻新。它们有些出自大家之手,像学术界精英、外国文学领域宿将、比较文学界元老,甚至还有文坛大腕也多有染指。此类文章在《文艺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中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屡见不鲜。此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的着眼点滞留在表象上,着意去寻找两个文学现象的类似性与差异性:双方不同之处是什么,相同之处是什么,分析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随后便是将上述两种归结为“社会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同异,也即所谓的“X+Y或者X与Y”式的比较研究,一种简单化的个体与个体之比或是简单类比。使比较文学陷入到“诗学比较”的窘境。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起了学术界大规模的攻击,遭到学术精英们的清算,斥之为没有意义。于是,“X+Y或者X与Y”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注定要走过一段坎坷泥泞的。首先,中国比较文学要实现突围。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在翻译西学极为繁盛的情况下,在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热潮中出现了像王国维、梁启超等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方面的发展。从五四到建国,***治动荡、战争频仍,中国比较文学虽有长足的进展,但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虽有一些文章谈及中外文学关系,也仅限于中俄(苏)文学,且少有深刻之论。“十年”中国大陆拒绝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文章几乎绝迹。时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硕士班、博士班。香港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1978年香港又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恰值大陆改革开放***策的实行,形势喜人且逼人,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和突围迫在眉睫。应当说,比较文学在精英的头脑还没有揣摩透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已经摆在了普通学者的面前。中国比较文学在摸索着前行。因此,相对来说便于操作并且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平行研究也就悄然前行,且呈一时之盛。其次,中国比较文学要凸显实绩。沉寂多时的中国比较文学枯木逢春,顺风顺水,不仅值大展宏***之时,而且有大展宏***之势。相对迟缓的大陆比较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突然释放了诸多能量: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95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1998-2000年,首都师大和四川大学先后创办比较文学系。冠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著作更是铺天盖地,难以备述。比较文学的学者精英也受这种潮流的裹挟而自觉不自觉地侧身其间,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中为比较文学研究增砖添瓦,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肚量以极其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平行研究的成果。以上表述,并非是说“X+Y或者X与Y”研究模式是机会主义的产物。“X+Y或者X与Y”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模式,大多被用在平行研究中。平行比较是认识论的低级阶段,它常常是不可避免的。“X+Y或者X与Y”存在着简单对比和泛比即文学比较的倾向,但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简单对比的层面上,但不可以彻底地、全面地、不加分析地否掉定“X+Y或者X与Y”。正如我们成年后不能去否定掉我们的童年,更不能以我们的成人处境去否定他人的童年阶段。已故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周翰先生曾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这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仅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现实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平心而论,“X+Y或者X与Y”模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比较文学工作者甚至还包括现在的一些比较文学大师级的学者都是从“X+Y或者X与Y”模式开始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的。
《比较文学读本》的作者王福和说过:“任何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对‘X+Y或者X与Y’赞成也罢,贬斥也罢,他所从事的哪一项比较文学研究能与‘X+Y或者X与Y’脱得了干系呢?……对此,我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声中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困惑”。[5]269中国比较文学的领***人物之一、北京师大教授陈惇严肃指出:“只要人们承认平行研究还不失去其科学价值,那么‘X+Y’式的比较研究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X与Y’式的研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5]270不仅如此,陈惇教授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与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林冲形象与威廉•退尔形象的比较研究》等为题,为“X+Y或者X与Y”模式呐喊助威,为那些现在正在从事或准备将来从事“X+Y或者X与Y”比较研究的第一线教师增加信心并予以支持。文学比较不等于比较文学,但是比较文学却自始至终离不开文学比较。如果文学比较再开放拓展一些视野,也就是说逐步进行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跨越学科门类和跨越文化文明的文学比较研究,就可以成为现行学界认定的比较文学水准。那么,比较之于比较文学,无疑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和手段以及研究思维的逻辑起点。
比较文学范文第4篇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三、国内的跨文化研究立场
中国学派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派。“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1985年10月29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正式成立，而后各地学会也相继成立，刊物、专著、论文也纷纷出版或发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兴盛起来。中国比较文学是受到西方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从开始就沿袭、借用、套用西方理论和批评方法，而在中国的本土文化和文学中找不到可以替换的西方术语理论话语。在中西的文学比较中，西方话语独白一统天下，本土的中国话语存在着严重的“话语失敏”，表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幼稚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寻找自己民族的声音是多元化的要求，那么，如何构建中国学派的中国话语、如何发掘和利用本土话语、如何形成中国学派的特色就是目前要考虑的问题了。中国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背景将带给比较文学研究以新的视角，从中国文化话语中寻找比较文学的深层机制也将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理论话语的建构和塑筑。可以说中国独特文化是中国学派的后盾，而我们研究的幼稚的原因主要是忽视了背后文化景观，因此也导致“话语失敏”。其次是中国的文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它独特的诗学传统。公元前6世纪初成书的(文心雕龙》就是中国诗学的最权威的话语，也是解读中国文学最有效的文论话语。中国本土的文论资源很丰富，但问题在于，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它没有去争取应有的发言权，而拱手把市场让给了西方话语，从而造成西方话语“独白”的现状。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下状态里，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直面的是这样一种前在虚弱后景和固有丰厚文化沃壤，同时也面对着构建真正中国学派、阐发华夏文化的美好前景。我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出场不仅是整个比较文学的新契机，而且在中国这一文化古国里，应该有着更为蓬勃的生机。比较文学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兼及了民族、语言、学科和文化的学科，在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当中，我们的跨文化策略就是要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旧箍，颠覆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就是要突显中国风格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在中外文化大交流的状态下，恢复中国文化文学的魅力，在吸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加大本土文化对外的影响。
比较文学范文第5篇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第五，比较学者应了解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知识。这是人们对比较文学寄予的厚望。钱钟书曾倡导“打通”法，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这种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文学的视野对比较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较文学范文第6篇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比较文学“借用理论”的奠基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就曾于1859年凭借其对印度《五卷书》的长期实证研究，宣称印度文学中的部分寓言、童话与民间故事是在中世纪经由欧洲得以传播，继而传遍世界的。此后，经过本菲的诸多追随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民间故事学中注重研究传播路径的“传播学派”得以确立。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①。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初兴起的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中，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学传播而言，其路径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传播者的直线模式。该派素以倡导影响研究法而著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②。事实的确如此，梵•第根曾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表明:“在作那对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种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功以及总括的影响的任何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我们有着一个条件:对于这些作品的多少要广阔一点的知识。人们所谓一部书或一系列的书的‘传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传播的;对于只有少数人懂外国文的某一些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说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的传播，这种情形却是更多一点。”③鉴于此，该著述将传播“媒介”划分为“个人”、“社会环境”、“批评;报章和杂志”以及“译本和翻译者”等。在梵•第根看来，“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采纳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见，他赋予了个人媒介，也就是传播者，以极高的地位。其后，法国学者基亚承续了梵•第根的学说，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倡导研究“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学世界主义的”，具体涉及如下层面，即: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等等⑤。毋庸讳言，该派的确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现象颇为关注。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该派的传播研究予以重审，可以看出其中的诸种历史局限。首先，该派囿于其时的社会条件将传播的环境限定为“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以及“宫廷”，此种划分方式与现代实际情境之间不免存在差异;其次，尽管该派的传播研究并非仅强调孤立的影响，而是凭借辐射研究策略呈现出发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明显缺乏对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的应有关注，因而主动转播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实际关系无疑暴露出该派有关传播的研究来而不往且有去无回的宿命。由此，该派仅关注信源与信道，而忽略了反馈渠道的研究实际上隶属于单向直线的文学传播模式。
二、双向互动传播模式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召开，期间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向其时掌握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权的法国学派的诸位权威发起挑战。其后，以解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法为己任的美国学派逐渐兴起，进而曾长期居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韦勒克曾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等文章中数次强调他否定的只是导致学科陷入危机的僵化认知模式与方***所存在的不恰当之处，而“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理解成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宣言，并且是对于法国学派的攻击，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所针对的并非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种方法”①。由此，韦勒克及其美国学派的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为圭臬，反对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确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实证分析，主张对于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探讨，提倡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并且广泛涉及对于主题、题材、文体、人物形象、技巧、思潮与文学史等方面所存在的类同与差异的研究。客观而言，该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国学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带来的诸种痼疾，在其时的确堪称是力挽狂澜之举，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此外，该派奉行对等原则，不考虑事实联系，因而不再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那样强调放送、流传与媒介，转而倡导总结异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团体、国家之间的文学文本与现象，从而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诸国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该派对于法国学派矫枉过正，其盲目排斥传播研究与实证方法等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鉴于此，其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逐渐表现出跨文化互动的强烈诉求，基于各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不仅重新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而且呈现出兼顾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传播模式。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相应研究为例，有关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诸种双向阐释突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特征，在内容的深广度与成果的丰厚性等方面均彰显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延拓。自20世纪上半叶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即引发了诸位杰出学者倾尽心力的研究。如针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继问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来看，季羡林的《〈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以及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等无疑堪称典范之作。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外文学的交互传播以及对话与交流的诸种研究呈现异***突起之势。首先，针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双向观照的著述陆续问世。例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1987年)、《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璗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于语和主编，1997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1999年)，《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主编，1999年)，《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主编，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李强著，2002年)，《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葛桂录著，2004年)，《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贾植芳、陈思和主编，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鸿生著，2007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长安著，2009年)等。其次，有关国外文学与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国外文学思潮、流派与团体以及国别文学的整体引介，例如:《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王向远著，2001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2009年)，《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陈国恩等著，2009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著，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具体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1988年)，《普希金与中国》(张铁夫主编，2000年)、《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著，2004年)等。再者，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著述相继出现。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数种专著，包括:《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璗等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俄苏》(李明滨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弘著，1992年)，《中国文学与法国》(钱林森著，1995年)，《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饶芃子主编，1999年)，《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2002年)，《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宋伟杰著，2003年)等。此外，针对具体个案展现中外文化交汇状况的专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2005年)选取王国维、吴宓、钱锺书、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冯至、卞之琳、梁宗岱、闻一多、陈铨、宗白华、穆旦以及刘若愚等中国近现代学术名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多元系统传播模式
目前，传播媒介的发展的确堪称日新月异，媒介的更替并非仅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变化而已，而是导致了阅读方法、思维方式甚或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比较文学学科层面的文学传播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学传播的媒介更新与变革
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问题，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由此论及因文学的载体置换所导致的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鉴于文学必须通过媒介在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市场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换，媒介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不再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而是转为兼用相继诞生的第二媒体电波、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及第五媒体手机等。与之相应，曾经凭借传统的纸质文本独霸天下的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发生了具有***意义的转变，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的数字媒体使文学的体裁、类型、生产、沟通与交流都发生了数次转型。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诸种新型媒介随即相继应运而生，例如:维基网(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Life)、聚友网(MySpace)、播客网(Podcast)、脸谱网(Facebook)、掘客网(Dig)、优视网(YouTube)以及推特网(Twitter)等。与之相应的诸种载体硬件也纷纷出现，例如:iPad平板电脑，黑莓手机、iPhone手机以及其他智能手机等。与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新媒体的用户不得不等待被人生产的内容，比如从亚马逊书店买书、在iTunes播放器上***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而且是充分的权力;他们还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新新媒介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千百万其他新新媒介消费者－生产者提供的”②。基于未来的媒介走向与前景来看，“这样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策略
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上述治学理路对于不断受到新兴媒介冲击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此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层出不穷、模式翻新的传播媒介，比较文学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有效利用传播媒介这把双刃剑，才是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明智之举。
首先，坚守传媒语境中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本位。“传媒时代”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与焦虑使有关“文学终结论”、“理论终结论”以及“批评终结论”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由纸质阅读到屏幕阅读再到拇指移动阅读的历史变迁，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中所指出的，“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书馆里，努力地研究着骇人听闻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治涵义，是完全依据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这就如同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终日躺在床上的现象学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样。由此，知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离开电视机就可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①。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研究弥尔顿文本中的经典表述的老顽固轻视沉浸在与赛伯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分子;专注于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简•奥斯汀(JaneAusten)比杰佛瑞•亚契(JeffreyArcher)更为伟大的老学究”②。与之相应，日益更新的媒介语境使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取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啮合。新型媒介语境中的文学传播凭借迅捷、便利、高效与广泛等优势逐渐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子传播载体对于受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对于传播的深广度的提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必须予以警觉的。鉴于此，针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在文学传播范式的蜕变中，如何甄别良莠不齐的文学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诸种数字化媒介而不是为其所囿，进而在坚守中彰显与提升文学性，无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与效力等方面的特点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广泛、快速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影像、电子媒介使个体的原创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复制品。此外，传统的静态阅读转换为动态阅读，深度消平后的文学阅读方式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倾向，而对于文学性的解构则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错位，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文学经典遭遇了阅读危机，进而直接阻碍了经典得以确立与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带来了无以回避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文学观念与使命意识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学的扩容与泛化现象的滋生。数字媒介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致使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价值的诉求被迎合受众品位的目标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的目标被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所置换。由此，就对于文学传播的评判标准而言，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胜于审美意义，媒体创新胜于文本创新，因而不免流于浅表化和噱头化。
其次，关注新兴传媒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逐渐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共有七部网络小说参选，其中《遍地狼烟》还在首轮中胜出，虽最终未能折桂，但标志着电子媒介进入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又如，诞生于美国的“第二人生”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刚开始被认为与其他具有游戏功能的媒介并无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断加快自身的真实化进程，并为作家开设了网络虚拟书店，从而为各国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目前，不仅美国最大的***书店Amazon书店业已进驻“第二人生”接受网友购书申请，而且路透通讯社也进入该网站开辟分社，为其网友报道新闻。再如，手机小说发端于日本，该国不仅较早将传统小说搬进手机，而且率先推介原创手机小说。《深爱》、《恋空》等手机小说的实体书先后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且陆续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且反响良好，进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创作与传播领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依托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空间与市场优势，美国作家贝瑞•约克鲁(BarryYourgrau)与其日语译者合作，专门针对日语手机阅读群体创作超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称为“快速小说”或“瞬间小说”，以善于描写家庭关系，具有戏剧性著称，并且风靡日本。此种创作行为与传播方式同林纾当年所从事的译介活动在传播方式与操作路径等方面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似之处。
比较文学范文第7篇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四、结语
比较文学范文第8篇
真、善、美不是统一的，美学不再研究“美”，它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在思想价值上与哲学相当，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学者的共识。海德格尔就十分注重对文学艺术思想性的阐释，他认为：当人们用智能代替精神，用知识代替对存在的把握，“存在”也就不再存在，也就造成了精神的沦丧。在把握真理方面，“只有诗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而诗与哲学的区别仅仅在于“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它不是对某种思想的反映或说明，而就是独具一格的“思”。但可惜的是，现代西方美学观念在比较文学领域很少能得到正确的阐发和运用，以至于许多人依旧认为，美学不过是研究艺术形式的理论小摆设。
二将比较文学与美学捆绑在一起
那些主张文化批评的学者也肯定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认为，文学只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哲学、宗教、***治等文化形式相比，它并没有特殊地位，它反映文化，复制文化，并没有与整体文化传统和氛围相背离的新东西。所谓美学，也必须服从一定的整体的文化逻辑，跨文化的人类共有的情感思想、想象力及其共通表达和接受根本不存在，比较文学必须建立在比较文化的基础之上，或者，比较文学必须走向比较文化。由于把文学看成是与文化相同一的东西，有人甚至干脆主张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划定在同一文化或文明的界限之内，取消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平行研究。韦斯坦因就说，他“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认为“企***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较难言之成理”，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有学者认为，在今日社会，流行文化已经取代了过去由文艺***承担的审美功能，艺术已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美”与生活的边界线已不存在，文学艺术与文化同质，其***价值已消失，甚至有学者认为艺术死亡的丧钟已经正式响起。既然如此，“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有理由相信，从比较文化的宏大视角去观照文学，或者从一国文学中去透视、判断其文化的特征，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提高到“理论的或***治方面的”的高度，重塑某种神圣的话语权威。但是，“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字眼，其确切含义还有待学者们的细心考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学作品中确实包含着***治、宗教、哲学方面的文化内容，在某些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化内容还构成了其思想内涵的主要方面，因此，文化研究不可或缺，文学研究也可以服务于其他更宏伟的目标，理应更加深入。然而，当一部作品成为某种文化、尤其是某种正统文化的附庸，其主要内容不过是吆喝某种文化的传声筒的时候，它已经很难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异域时空间自由穿梭，构成比较文学的主要对象了。
我们也许应当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狼子野心，但很难想象，诸如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一流作家会与某种文化、某种主义沆瀣一气。当代被商业化、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流行文化的“美”的光环与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是不是一回事尚需要我们耐心研究，但我们不难论证，文学“反映”的未必是一定时代的流行思想文化观念，其中的思想、情感、美学价值与某一国度在某一时期内流行观念文化并非同一关系。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的核心美学价值往往是叛逆精神或其独特的思想发现，它不是现成思想文化的容器，尤其是世界文学作品不仅超越了他域的思想规范，也冲破了产生国流行的、正统的思想文化的囚笼。莎士比亚超越了他自己时代的约翰牛，他的历史观，他对权力欲望的担忧，在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或皇权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与之匹配的对应物，因此，他的剧作在传播过程中引起了法国人先抑后扬的强烈反应，招来了中国学者经久不息的过度诠释。歌德超越了他自己时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鄙俗气，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使他成为他的同时代诗人、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宙斯，他的《浮士德》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红楼梦》产生于中国，儒、道、佛等文化也许在它身上都留有印记，如果一个外国人迷醉于那“多情地爱着许多女孩子，又多情地为许多女孩子所爱”的贾宝玉，以为他就代表了中国人，把《红楼梦》当成了中国文化读本的时候，他无疑是误解了中国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和曹雪芹的呕心沥血的独创性。在多数情况下，***治、宗教等文化内容是文学的附加值，不是本质内涵。那些世界文学作品往往本身就是一种作家背离了自己周围的文化、并对之进行批判的产品。伟大作家几乎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逆子贰臣，如莎士比亚所云，诗人与疯子、情人是一回事，都与众不同，其作品也一定会逾越文化常规。往往越是非常规的、超常规的、反常规的，就越是世界的。鲁迅之推崇浪漫主义恶魔派，绝非是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英国的绅士文化，而是看到了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逆反精神、造反勇气。伟大作家历来不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的应声虫，也不是大众文化的传声筒，他们之所以受到最广泛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不受文化局限，有着最普泛的人类关怀，因此其创作深入到了普遍人性的最深处，表达了他们的深厚同情和非同寻常的见解。从传统的角度看，文学中的确积淀了文化内涵，反映着一定时代的系统化的理性思想，如哲学、***治、宗教的内容；但从创作的角度看，文学中更重要的文化内核，恰恰是对传统的反叛、对统治性文化的批判，
是融会在感性描写中的个人发现。试***通过文化去解析文学、或通过文学来比较文化是靠不住的，甚至会招致对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误解。我们当然要进行深入的文化研究，但只是在测量一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批判了这种文化，超越了这种文化的平庸气息，并以此来判断它有何创新价值、阐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的时候，这种文化研究才对比较文学有意义。而如果将比较文学的重心乃至唯一目的放到文化附加值的相异性上去，无疑有消解其学科合法性的危险，使其徘徊在“危机”的周围。事实上，比较文学迄今一直未彻底摆脱危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常有学者所热衷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学，他们急欲向公众证明，民族、国家之间产生所谓“先进”和“落后”差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文化传统的背道而驰。这不禁让人想起韦勒克曾经的批评：“很多在文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上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中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
三、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
一定有某种相似、相通乃至相同的东西使得跨越民族、国家、文化的文学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属类，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在我们看来，比较文学之所以可能，立脚点在于人。人作为同一个星球上的生灵，相互间心灵上的相通性决定了文学的相通性，这才是比较文学最应当关注的重心。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开篇即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心都是肉长的，地域、种族、文化、国家的不同不会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所谓西方是色文化，中国是吃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这都是针对整体文化的某一相对特征而言，难以落实到七情六欲俱全、“心理攸同”的个人。异质文化间的差距或许是巨大的，但人性却是相通的，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及其挣扎，所以从根本上说，文学之间不存在宗教、***治、哲学等文化形式之间那种势不两立的尖锐对立，跨文化的文学传统之间具有“和而不同”的“互文性”，因此相互间可以进行跨越一切障碍的对话，我们可以拿出“世界文学”的眼光和勇气，进行“打通”研究。文学的相通性呼唤相通的文学理论。
世界性的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我们拿出勇气和胸襟将文学中最精华的内涵置于核心位置，去汲取其中本来就属于世界人民的营养，而把那些属于特定时代集团利益的东西放在次要的比照的位置。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提醒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它不应当臣服于二元论思维乃至斗争哲学，而应当隶属于人类的和谐。将文学看作封闭文化的附属物，用封闭的理论去曲解文学，去盲人摸象，文学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理论。事实上，人们早就意识到文学是一个相对***的属类了，也早就在呼唤相对***的文学理论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文学理论林林总总，却大多不是附庸于欧洲中心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从属于***治理论、社会学理论、宗教学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形式、结构理论或者某某主义哲学，但却很少看到与它们有相对关系的、相疏离的理论。这固然表明了文学内涵丰富，对各种理论都具有足够的魅力，是文学的光荣，然而任何一种理论倘若缺少了立足于其研究对象内核的支点，那么，它的相对真理性就值得怀疑。中国古人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文学是作家直接面对宇宙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它“先于逻辑”、“先于理性”、“先于反思”、先于文化，其核心内涵就是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价值，因此，以文学为对象的理论也必然首先是一种美学理论。比较文学的立足点也是跨越“东海西海”的别裁、别趣，围绕文学的核心价值展开美学研究当然应成为它的基础。事实上，美学与比较文学同为新兴学科，关系密切，相互间的碰撞和影响已经有绵长的历史，美学理论也一直构成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力量。在所谓“第一次危机”的过程中，克罗齐、狄尔泰等学者就明确反对“唯科学主义”和“唯事实主义”，拒绝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文学研究，拒绝机械的因果关系论，坚持将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置于研究中心，从而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后起的理论体系，美学和文学一样，具有反叛和创新的性质，并不附庸于任何其他的文化和“学”，总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西方思想家弥补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产物。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受到了文学***意识和文学批评的推动而被注入了具体内涵。按照一些德国学者的说法，美学就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元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启蒙时代以来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家康德“为其打下了基础”，文学家歌德等人为其“提供了关键性内容”。
20世纪以后，文学艺术硕果累累，哲学中心主义面临挑战，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有着与哲学平等的价值，有必要将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独特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美学转向艺术成为主流趋势，以“美”为中心对象的研究渐渐退出主导地位。文学与美学的契合点在于它们都具有世界观性质。作家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一个空洞的“美的形式”；异质文化间的文学交流之所以发生，也不在于“美”可以无条件地跨越时空；语言美、结构美之类的形式要素可能会因翻译而丧失殆尽，而文学的思想精髓却能薪火传递。文学的关键内容是它表现的独具一格的思想内容，是普泛的人生关怀，所以翻译的、乃至意译的西方文学能够促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的传播。在西方，“美学”本身也是世界观、人生观转变的产物，它修补了理性中心主义的缺陷。它在后来所要揭示的中心，也恰恰是文学艺术独具的思想价值，阐释其为何具有让思想冲破牢笼的价值，而不是“理性”的外观或被传统所积淀凝固的统一的“美”。美学所要阐释的是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独特价值，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要揭示具体文学现象中所包含的独特思想对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究竟起怎样的促进作用。忽视思想的力量，美学和比较文学都会成为形式探讨的游戏。站在美学价值论立场上，展开对文学艺术的特殊价值的探究，有助于比较文学的深入。历史地看，无论中西，世界文学所张扬的人的种种价值，无一不针对着群体文化而言。群体文化追求同一，文学艺术表达多样；群体文化张扬理性、灵魂，文学艺术呵护情感、肉身；群体文化虚设彼岸，背对人生，文学艺术立足此岸，追求现世幸福；群体文化鼓吹“公而忘私”，实质上大私无公，文学艺术珍惜个体，实质上大公顾私，关怀人类。
群体文化要求认同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时尚，一种话语，宣扬人生只有一种可能性，实质上是出于辖制“群众”的权力野心和少数人的利益操作，文学艺术强调个人，强调创作，强调人生有无尽的多样性、可能性，实质上是在捍卫人的自由、自我权利和尊严。比较文学要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他人的创造，主要的目的应当是学习别人的“活法”，扩大选择的自由。倘若采用整体文化的眼光去“一分为二”，恰恰是背离了文学的精华，而采用美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从“文”的独特价值的角度切入对“人”的可能价值的研究，去阐发世界文学“启人思，增人感”的独特价值。美学理论所指向的是文学的相对***性，所阐发的是优秀文学中富含的人类创造精神和针对群体文化的叛逆激情，因此重塑它的指导地位不仅能够使比较文学研究不至于离文学核心价值太远，而且具有紧迫的当下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下，资本裹挟着某些强势文化进行全球化扩张的今天，运用美学思维，紧扣文学叛逆价值去发现、研究对整体文化进行批判、反思的文学现象和优秀作品，无疑有助于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去撷取世界文学的精华、充分把握某些强势文化及其背后国际资本的狼子野心，美学具有思想***的性质，准确理解其基本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抓住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和价值。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其研究重心同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比较。比较文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打开一扇通向世界文学的窗口，从世界文学所描写的人类共通的种种叛逆激情中获得经验教训，时刻警惕种种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压抑人性、辖制生命、摧残个体的宗教、***治等专制主义卷土重来。在全球化的时尚、市场等“美”的文化权力机制君临天下、润物细无声地造就平均化的迷失自我的个人的今天，比较文学研究更应重塑美学的话语权力，在文学阐释中参与世界文学的意义生成，张扬其中的自由和***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批判整体文化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范文第9篇
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
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
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四、结语
比较文学范文第10篇
夏景和王向远两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源于对“教材”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争论部分地暴露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教材观上存在的某种误区。事实上，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教材这一概念可以进行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就广义而言，天地万物，莫不可以成为教材，岂独文字著作然?!就狭义而言，教材仅指专门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据《现代汉语词典》，与“教材”这个词相关的词条及解释如下:1．教本:教科书。2．教材: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片等。3．教程:专门学科的课程(多用做书名)。4．教科书: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在这四个相关词条中，第二个词条“教材”的释义比较通行和常见，这显然就是一种狭义教材观的集中体现。除了区分广义教材观与狭义教材观之外，我们还应该区分静止的教材观与动态的教材观。无论是从理论上考量，还是从实践来检验，这种区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持静止教材观的人认为，“教材只是归纳已有的成果，不必有自己的学术创见”。静止教材观论者之所以有上述看法，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教材中表述的知识都是业已公认的、定型化的。进而言之，某门学科的教材就等于该学科的全部知识。由于受这种教材观的支配与指导，我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本本主义”和“教科书主义”，在有些学科领域，甚至出现了一部教材沿用数十年的“怪现状”。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教育主管机构习惯以行***命令指导全国的教材编写工作，致使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都出现了“万人一书”、“千校一书”的“大一统”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便难免出现一本教材在课堂里使用“十几年”甚或“几十年”的情况。相应地，该学科任课老师的讲义也表现出“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的“超稳定性”。在这样的统编教材和超稳定性讲义的“征服”下，教师成为宣讲教材的“机器”，学生也相应地沦为学教材的“机器”，致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答题思路、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或“雷同”现象。若深究起来，以前频频为各方批评和质疑的“填鸭”式教学也与这种教材格局难脱干系。不仅如此，在静态教材观指引下的传统教材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分低能”学生的成批出炉。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教育活动，却变成了围绕“一言九鼎”的教材打转转的无聊游戏。动态的教材观则认为，一本教材不仅可以总结某学科的既有知识，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阐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对该学科的既有概念、范畴、命题，甚至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提出质疑和批评。持动态教材观的人认为，不应该人为地给学科划定，而应该在各个学科领域鼓励和倡导反思、质疑、批评、探索的精神，使学科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动态教材观不仅义无反顾地把“既有”、“现成”和“公认”的纳入自己的怀抱，而且对“新课题”、“新问题”、“新方法”保持一种信心满怀的包容与理解的姿态。如果这种教材观能够赢得更广泛的认同，我们就有希望读到或使用到越来越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的教材。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创新就有好教材，一探索就能给学科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进步，但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本身是值得予以积极提倡和大力肯定的。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主张引入广义的教材观与狭义的教材观，以及动态的教材观与静止的教材观这种区分，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总结和回顾，对未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展望和指引。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地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绍介、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②，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教材的实际应用价值问题。从上述考量出发，目前应该更加慎重地考虑比较文学教材的分层问题。实际上，在教材的分级与分层上，有学者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陈惇和刘象愚两先生除了合著那本影响深广的《比较文学概论》外，还主编过专供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使用的《比较文学》①，从容量到深度都比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有了很大的浓缩，有助于在中小学普及比较文学。②张弘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为了适应其所在单位的网上教学，根据其讲义修订而成的一部以网络大学学员为教学对象的配套教材。除了这种针对不同教学形式和不同培养对象而问世的教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同一个层次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材。不容否认，作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学生在综合素质、自学能力、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应该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差异等因素而“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用不同水平的教材。正因为有上述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我们更加有必要大力倡导多样化的教材观，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允许每一种教材鲜明地凸显自己的***性，而不要太过担心所谓的无序与混乱。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样的主张太过宽容，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宽容并不等于没有观点、倾向和原则，更不等于否认原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致说来，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如果是概论(有人也用“通论”)性质的教材，就应该对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学科特点等有基本的共识，这一点，对于那些极力标榜个性色彩的、以好的学术著作而充当教材的著作亦不例外;二、专门论述比较文学某一领域，如“文类学”、“形象学”、“主题学”、“译介学”、“比较神话学”等的专门著作，必须在确认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展开自身个性化的探索。总之，无论是概论性著作，还是专著，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或曰规范、原则)，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如何跨越，它最终研究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关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无论比较文学的领域如何拓展，都必须坚守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归宿这一基本原则。在坚守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这一大前提下，再来谈动态而多样的教材观，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我们应该在包括比较文学教育在内的所有中国教育领域，尤其是教材建设领域，推行一种真真正正的“因材施教”的原则，破除教材建设领域的等级观念、精英意识———既不囿于任何既定的模式，又不否认一些基本准则，从而为那些充满独特性和原创精神的教材的出版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学生和教师都有更多灵活而自由的选择空间。人为地抹煞分歧、对立，甚至争议，既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不是真正的教育所希望获得的结果。我们要相信，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有足够的能力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教材。当然，要使多元教材观得以真正落实，还必须做点其他辅工作，如以***委托的形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面成立一个教材指导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满足不同教学层次要求的教学大纲，由各院校自行确定自己的教学要求，并据此选择相应的教学大纲，各院校按照选定的大纲来编写适合自身层次需要的教材:既允许有的院校采用极具创新特色和原创性的个人学术专著作教材，也允许有的院校采用多校合作、多人合著的书籍作教材;既允许有些院校完全采用外文原版书为教材，也允许完全“国货”的存在，真正体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多元选择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才会赢获较此前更加宽松、自由的氛围，从而有望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