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07年，中国钱币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钱币实物研究与货币史研究并重；涉及面广而又有所侧重，博而又有所精深；既关注学术焦点问题，亦顾及现实需求。总体而言，古代货币仍是研究成果最丰的领域，但近现代机制币和纸币研究也不乏热点，尤其是对稀有币种的研究。货币史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与经济史、社会史、科技史、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相结合，其具体研究成果还深入到了***府管理制度和货币***策等层面。外域钱币方面，不仅有以普及为主的知识介绍性工作，更有从钱币个体深入到当时的社会***治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当代货币研究的文章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人民币假钞假币及其对策的研究。此外，还有的研究文章在钱币防伪、旧钞收兑方面，体现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这些都反映了当今我国钱币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
一、古代货币研究
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
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
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
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开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区域性差异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流通稳定性、区域间的货币异制以及纸币购买力等方面[24]。刘森认为南宋***论家叶适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已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高度[25]。叶世昌对北宋的纸币小钞进行了考证，指出小钞的名称应当是从盐钞脱胎而来[26]。吴中华介绍了蒙元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钱币及其特征，这些地区包括伊犁河谷、窝阔台故地、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呼罗珊、吐火罗故地等[27]。汪海林、钟昌文依据疏附县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上的徽记特征，论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与蒙古汗国相关的联合和统治情况[28]。张诗波认为，明朝***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钱币，但也并未严格加以禁绝，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29]。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对明朝赋役改革作了剖析，认为统一征银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大进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30]。杨海涛考察了明代墓葬出土金质钱币的情况，对其特点和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31]。李强对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卯”在清代铸钱体系的整个铸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币材投放和给发工匠工资的依据，也是成本核算单位[32]；他还研究了清***府对制钱的管制***策，认为清前期，***府对制钱铸造的质量和数量、铸局人员、币材供给、制钱流通等都有严格的管制[33]。王德泰、强文学则以乾隆宝武局为例，剖析了铸钱局对铸造利润的追逐，认为，乾隆朝以后，无论是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34]；二人在另一文中将《铜***便览》中的部分记载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考辨，证明了该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可信的，是一部详细记载云南铜矿开采、云南铸钱、滇铜京运的铜***史、货币史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35]。温春来通过对贵州大定府在铸钱原料铅(应是白铅，即锌)的产量及其分配与运销方面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在康熙年间改土归流后，由于矿产开发成了国家的战略要地，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事上都有重要影响[36]。林荣琴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37]。蒋立场撰文认为，清末由于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而官府在赋税征收中擅自采取的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8]。王涛、赵春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和《请酌量变通钱法片》进行了考订[39]。史全生考述了林则徐货币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并按市价收缴小钱；二是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三是主张严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危机[40]。梁俊艳对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的前因后果、是非公断、地方***府自铸银币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指出，由于尼泊尔来钱稀少，不敷民用，地方***府在廓尔喀战争之前就已经自铸银币，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的货币制度，在维护国家与统一上具有重要意义[41]。余丰辉、周铁铮分析了宣统二年驻藏大臣联豫的奏稿，认为当时商上铸造了与中央***府不同平色的藏银钱币[42]。
古代钱币的科技研究方面，周卫荣阐述了中国钱币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中国古代钱币“三个大发展期”的概念，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钱币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20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工作者介入，运用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古钱币的合金成分；20世纪后三十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工作者介入，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古钱币；进入21世纪，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钱币，其中，用模拟实验研究古代铸钱工艺取得了重要成果[43]。纯子发现了含镍较高的几种特殊版式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大钱，颠覆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代钱币中无镍合金币的传统看法[44]，为北宋币材合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屠燕治以一枚稀见的“庆元通宝”折三钱为例，对南宋祖钱和样钱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5]。
二、近现代货币研究
近现代机制币，受国内外大型拍卖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珍稀币种上，真伪鉴定和“身世”考据是其重点。
周祥指出，尽管光绪二十四年陕西订购的铸币机器没有到达陕西，而由上海直接运到了湖北，但并不能说明英国喜敦厂为陕西代刻钢模试铸的样币就没有到过陕西[46]。孙浩以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为依据，摘录了民国初年发行的几种重要的金银纪念币的情况，为近代金银币的考证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47]。孙浩还撰文讨论了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版式，并介绍了当时外国技术人员叙述的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的经过[48]，他还披露了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作流程和所用钢模的情况[49]。张或定等对“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和“湖北省造本省银元”进行了辨析[50]。冯飞龙认为，近代机制币废弃的钱币钢模可能有流散到民间的，进而被某些人利用制作出钱币珍稀品[51]。岑凯杰专门对黎元洪***纪念币中的“戴帽版”进行了辨析，认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52]。黄成栋介绍了贵州半分铜元[53]。沈鸣镝介绍了“雪阿”铜币中某种改模后再铸造的情况，并找到了相对应的铸造模具***片[54]。金普***、凌雪对铜币上的纹饰作了研究，认为藏币上的佛教纹饰，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可能反映了设计者珍视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决心[55]。
近现代纸币的研究以考证历史背景、发行过程和历史意义为着重点。由于近现代纸币种类繁多，发行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料的发现和梳理大有可为。
马陵合考察了关金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实施细则，认为关金是旧中国不平等关税抵偿借金还银外债体制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税自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最后由一种信誉良好的兑换券变成了国民***府实行通货膨胀的工具[56]。马陵合还对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以实现金本位制为诱饵，试***通过亲日的皖系***阀实行金券制度，达到日华货币一体化，后由于日本自身的力不从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无功而返[57]。潘连贵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有利于发行权向大银行集中，这是近代中国独特的一种纸币发行制度[58]。贾克佳对存在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间的内蒙古东部***区兴安省***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订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59]。刘绍明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南宛西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地方金融流通券，对各机构发行的流通券作了介绍和考证[60]。梁恒孝根据其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淮上地方银号”券是苏皖第八专署于1945年秋至1946年秋驻于濉溪口期间发行的，由距濉溪口东北约一华里的寇湾子村路西出版社印制，这时期八专署并没有印制发行所谓后期的“淮北地方银号”币[61]。张小杰考察了北伐时期的各类北伐***用钞票，征引资料比较丰富[62]。徐安民结合收藏实践，介绍了在江西民间发现的尚未著录发表的多种少见纸币实物券[63]。张新知、王学文介绍了俄国十月***胜利后，哈尔滨商会发行的几种“羌帖”(对沙皇俄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的俗称)兑换券[64]。乔传义介绍了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奉中东铁路督办兼护路***总司令霍尔瓦特之命于1918年末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纸币―“霍尔瓦特票”的发行始末[65]。解武***、熊卫东结合在民间见到的纸币实物，对“闽浙赣省苏***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的情况作了介绍[66]。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晚清《申报》等报刊多有关注，从许多角度挖掘《申报》的史料价值。黄敏从钱币研究的角度发掘《申报》中历史信息，对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私钱和禁除私钱进行了研究，指出苏州的禁私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是私钱并没有彻底禁绝，认为制钱缺乏是私钱存在的基础[67]。
三、当代货币研究
当代货币研究，主要集中在假钞、假币和毁损币方面，以分析现象、原因、提出应对举措和***策建议为主。
金德平在系统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对自1979年以来的2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币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和剖析，指出，我国金银币的制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8]。陈争鸣以湖北襄樊市公交公司近8年来收入的假1元硬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些假币的数量、“流通特点”、“伪造特点”、“辨伪方法”，并总结出了制假发展的趋势，指出，人民币硬币制假贩假的势头尚未得到遏制，反假工作还任重而道远[69]。贾克佳在经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给“分辅币”正式退出流通的文件，以便规范人民币流通市场”[70]。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结合喀什地区边境贸易情况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管理的***策建议[71]，并披露了发现的假奥运金银币的情况[72]。于英辉等剖析了假人民币流通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3]。郑涛对纸币的编号进行了探讨[14]。张建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发行的硬分币的情况[75]。冯石明根据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历史情况，对今天纸币发行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6]。戴志强对当今中国的钱币市场进行了解读，并对繁荣钱币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77]。
四、外域钱币研究
外域钱币的研究主要在丝绸之路钱币上，以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为主，其他时期和地区的钱币也有关注。
钱伯泉认为“外文铅饼”(希腊文铅饼)应是大宛国所制造，是汉朝征服大宛国后，作为胜利品输入中国的[78]。范丽敏以钱币证史，通过对大夏真兴钱的研究，指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原始、落后 [79]。王永生对“高昌吉利”钱进行了考述，提出‘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80]，张建功则对突骑施钱作了较为综合的论述[81]。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对“日月光金”钱背面的异域文字进行了专门的考释，认为其最接近突厥鲁尼文，而且是草体形式，文字内容具有摩尼教属性[82]。
张曦概述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研究状况，探讨了河北出土的6枚拜占庭金币***案的时代变化，指出，拜占庭金币***案在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生了变化：人物像由单个向多个发展，人物刻画由细致向抽象发展，女神像被男性天使取代。同时还探讨了拜占庭金币从拉丁文向希腊文转变的过程，以及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功能的变化[83]。罗丰对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从钱币学角度作了剖析，并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币作了统计，归纳出各种金币随葬习俗[84]。郭云艳对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指出，我国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各有偏重，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85]。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单独出现的神授徽、公牛徽、祈愿徽、星、月等六中徽记分别进行了考论[86]，又对贵霜币上的阿多克索(Ardoksho)神***案作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一世第纳尔金币上[87]。林钧永对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进行了概述[88]。于向东对越南的早期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铸币开始的标志[89]。俄国学者E.A.Davidovich对***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作了概述，对***化时期的钱币和相应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90]。
在外域近代和当代钱币的研究方面，喻战勇介绍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91]。郑涛指出二战结束后，匈牙利纸币的最大面值由发行之初的1000潘戈，涨到1946年年初的1千万潘戈，直到1946年年中印制发行1万亿亿潘戈纸币，创下了货币史上一个世界纪录，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5月10日***府***省银行发行的60亿元纸币这一我国历史上最大面值的纸币[92]。此外，徐龙介绍了以色列发行的币中币[93]，蔡俊良对当代巴基斯坦硬币概况作了介绍[94]。
五、出土与发现
2007年钱币的出土和发现资料较多。4月，江苏大丰出土了21枚楚国“郢爰”金版[95]，多家媒体对此作过报道。成都博物馆和彭州文管会报道了1980年代出土于成都市郊彭县的一处三国蜀汉时期窖藏钱币的整理情况，共计有“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1枚，并指出，“蜀五铢”是在东汉晚期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时所铸，在形制上继承了西汉郡国五铢的一些特征[96]。胡振等公布了湖北鄂州市一处六朝墓葬早年出土的钱币资料，计有3566枚，多为三国蜀汉***权的铸币，以小型“太平百金”为主，并有传形钱[97]。鄂州在三国时属孙吴，此墓葬出土几乎皆为蜀汉钱币，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陈旭披露了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在2005年出土1000余枚齐国三字刀的情况，在历年来齐刀的出土数量中名列第三，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因济南地区出土齐刀币少而被认为在当时系经济落后地的看法[98]。曾咏霞等介绍了1984年10月四川新都县粮食局基建工地出土的30枚窖藏银锭，其中8枚刻有铭文[99]。安庆市钱币学会报道了安庆周边历年来出土钱币的情况[100]。刘敏披露了2006年9月在四川武胜县嘉陵江段，打捞出23块明清时期铸币原料铜、锡坯锭的情况[101]。赵晓***、吴业恒披露了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南新区发现的一小批平首布和圜钱[102]。伍显***介绍了1992年出土于温州鹿城区的四件南宋时期的金叶子[103]。杨君介绍了2006年初出土于陕西渭南市一批秦半两的情况，并进行了分类和考辨[104]。颜松介绍了库车县博物馆藏的34枚察合台汗国银币[105]。黄留春、黄越公布了1996年10月出土于许昌市观台村一处汉晋时期钱币窖藏的情况，对其中主要的钱币种类择要进行了介绍[106]。秦有云披露了1990年9月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发现的一处金朝窖藏钱币的有关信息[107]。
六、钱币学理论与钱币文化
戴志强对中国钱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而“中国钱币”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即包括历史上的钱币和当代的钱币，他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108]。对钱币和钱币学的界定，徐承泰认为，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探索钱币演变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也包括实物货币，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银，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游戏钱、纪念币等。钱币学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形制、大小、轻重、版别、质地、文字、***案、真伪、制作技术工艺等，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整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钱币研究为视角，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109]。张友直对“实物货币”提法的渊源和争论进行了考评，指出实物货币是中国货币学家对我国历史上最初货币形式的恰当描述，与马克思“最早的货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实物货币的币材尽管包括了金属，但实物货币并不涵盖金属货币，金属与金属货币是有紧密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实物货币不宜称商品货币[110]。李兰根据考古出土和民间藏品，对历代的扑满进行了研究，指出，汉代始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扑满器形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一直流传至今[111]。裘峥根据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引申到钱币学研究，并以此为平台，探讨钱币发展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12]。关汉亨介绍了香港的几位著名钱币收藏家[113]。
本文是基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综述，根据我们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钱币学研究文章有数百篇此数字，不仅涵盖公开的学术期刊刊登的钱币类文章，还包括一些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但限于篇幅，直接概述到文中的只有120余篇。总体来说，这一年里，早期货币尤其是先秦货币的研究水准较高，如对空首布“分布”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布币”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与明清货币的研究文章较为深入，且具一定系统性，学术价值较高。相对而言，近现代货币方面的文章比较单薄，有待加强，尤其是珍稀类币的历史背景和存世量方面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需求。此外，在通货膨胀、钱币防伪反假方面，值得研究的题材很多，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年度出版与钱币学相关的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114]、《***近二百年钱币***说》[115]、《***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116]、《西夏钱币汇考》[117]、《中国铜元谱》[118]、《广东人论钱币》[119]、《钱币初始晋东南》[120]、《中国古代钱币》[121]、《中国古代货币》[122]、《地方货币》[123]等。此外，在西夏货币、东南亚货币等方面召开过专题研讨会，有关文章的发表尚待时日。另外，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据我们所知，近期在古代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铸钱业与铸币税、货币实物科学保护、古代货币中的重大发明创造、钱币科学鉴定与反假辨伪等方面都会有成果面世。
注释：
①耿曙生：《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艾斯卡尔・阿巴斯：《初探***发现的贝币》，《***钱币》，2007年第3期。
③蒋九如：《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使用货币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④黄锡全：《新见“分布”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⑤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中多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⑥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⑦刘余力、刘云：《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吴良宝：《谈三晋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⑨邹志谅：《苏州地区为何频频发现楚国钱币――兼谈楚国末期货币结构》，《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⑩田光、志鹏：《涞水宽城一带新见早期长形圆首大刀》，《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石俊志：《试论战国秦汉黄金衡制的演变》，《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13]徐达元、思源：《“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安徽钱币》，2007年第3期。
[14]金德平：《唐代银饼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5]达津(金德平笔名)：《唐代银板小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6]徐东升：《唐代铸钱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杨君：《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8]徐东升：《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熊燕***，《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0]熊燕***：《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府干预与北宋钱荒的解决之道》，《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郑瑾：《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潘懿：《省陌之省》，《钱币博览》，2007年第2期。
[23]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4]金勇强：《两宋纸币流通的地域变迁与区域差异》，《开封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刘森：《宋钱版别研究的珍贵史料――读叶适》，《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26]叶世昌：《北宋的纸币小钞》，《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27]吴中华：《察合台地区造币场初探》，《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28]汪海林、钟昌文：《对疏附县发现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的研究――兼论海都联盟时期打制币》，《内蒙古金融研究o增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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