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写的话剧《屈原》（1942年）中的南后郑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只说她是怀王的宠姬，而怀王“竟听郑袖”，大致对郑袖是百依百顺的。另外，《战国策・楚策三》及《韩非子》上也有一点关于郑袖的记载（《战国策》即称之为“南后郑袖”）。但总的看来，关于南后的资料是不多的。可是郭沫若却在《屈原》里塑造出一个阴险毒辣的美女蛇般的南后形象，塑造出一个令人战栗的性格。郭沫若何以要这样做呢？
据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并参考郭沫若《屈原》及《〈屈原〉与〈厘雅王〉》（均载《郭沫若选集》第三卷上册）里的文字，郭沫若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以彻底的蹂躏促进火山的爆发
在《屈原》第二幕里，当屈原去见南后时，她那语言的刀锋颇露寒气，句句咄咄逼人。她对屈原说：“我喜欢繁华，我喜欢热闹，我的好胜心很强，我也很能够嫉妒，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这，便是我自己的性格。三闾大夫，你怕会觉得我是太自私了吧？”这种嫉妒、自私的本性是令人恐怖的，充满着杀机。她还以为说得不够明白，又紧逼上去：“或许你能够甘于寂寞，但我是不能够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这或许是我们性格不同的地方吧！”从这里，作家把一个掌握着权势的女人的最隐蔽的欲念都展示出来，化为令人战栗的诗情――一个黑色灵魂吐出的诗情。
她不但是那么说，而且也是那么去做的。果然，她陷害了屈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竟然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勾当。第四幕南后和屈原相遇的那一场戏，这条美女蛇，她所吐出的毒液，继续残酷地蹂躏着屈原高洁的灵魂：
南后 （含笑）三闾大夫，你那花环是哪个送给你的啦？
屈原 是我自己编的。
南后 好不好送给我？
屈原 南后喜欢，我愿意奉献。（取下奉上。）
南后 （接受后戴手颈上，故作种种姿态）啊，这是多么美丽、多么芬芳呀！这比任何珠玉、琼琚的环佩还要高贵，我自己就好像成了湘夫人，成了巫山神女啦！（突然呈出狂态）是的，吾乃巫山神女是也，三闾大夫，你刚才向我求爱，你现在又送我花环，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我结婚？
屈原 （颇窘）南后，请你不要以为我是疯子，你不要中了坏人的诡计，我并没有疯。
南后 是的，你并没有疯。我知道你是诚心诚意地爱我，我也诚心诚意地爱你啦！我要请求上帝，封你为巫山山神，你可高兴吧？（转眼向天，拱手而诉）啊！上帝，我赫赫明明的上帝，下神乃巫山神女，皆因有南国诗人，三楚才子，姓屈名平字原者，迷恋妾身，神魂离散，务求上帝怜鉴，封之为巫山十二峰之山神土地，以便与小女神朝朝暮暮为云为雨。
屈原 （更窘）我诚恳地请求你，南后，你不要降低了你的身份。
南后 是呵，我的身份是很高的。哦，我想起来了，吾乃大舜皇帝之妃湘君湘夫人是也。可怜的大舜皇帝呀，你的灵魂失掉在苍梧之野，你怎么在这儿飘落呀？……（一转眼觑着屈原）
很明显，剧中的南后，是一个善于做戏的女人。她用十分卑鄙毒辣的手段，侮辱、陷害屈原，使得屈原已经遭受伤害的灵魂再度被伤害。这个善于玩弄阴谋的人，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那位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在莎士比亚笔下，也是一条蛇，一条“古老的尼罗河畔的花蛇”。
郭沫若塑造南后形象的第一个用意，我们可以在其《〈屈原〉和〈厘雅王〉》一文里寻到答案。郭沫若指出，他是将第五幕《雷电颂》作为屈原最后感情爆炸的顶端，形成“对怪力乱神的泄愤”；还说：“第三第四两幕的作用，都为的是要结穴成这一景，在第二幕中一度高潮了的愤懑，借第三幕的盲目的同情――而其实等于侮辱，来加以深化。在第四幕中借诗歌的力量本已有可能陷入陶醉而得到解脱，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在骂了张仪之后，终竟遭了缧绁，我是存心使他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
屈原最后在《雷电颂》里的“火山爆炸”，正是“被恶势力逼到真狂界线上”的悲壮而有力的大反抗。这也就是“蓄之愈久，发之必速；压之愈烈，发之必猛”的道理。郭沫若正是通过最为阴险毒辣的南后的一系列步步紧逼，来促进屈原形象的不断深化的。
二、以直接的交锋凸现正气的凛然
《屈原》全剧的主要事件如南后陷害屈原，婵娟大骂南后，婵娟服毒身亡，火烧东皇太一庙等，都是作家虚构的。其中张仪使楚离间齐楚关系，导致楚怀王“信张仪，遂绝齐”的事件，按《史记》记载是发生在屈原被绌（疏），“不复在位”之后，并不是发生在屈原任左徒期间。而《屈原》却把虚构出来的南后陷害屈原同张仪使楚联系在一起了。郭沫若采取这样“失事求似”的创作方法的结果，便将南后同屈原置于一种直接交锋的境地里了。而这种直接交锋，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而是同楚国内部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同张仪诱降楚国的阴谋及反诱降阴谋的斗争联结在一起，这就使屈原置身于重大而严肃的斗争之中，在严峻而巨大的冲突中显示出他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这也就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吧！而屈原反对以南后等为代表的投降势力的英勇斗争，则体现着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通过屈原同南后等投降派的斗争，郭沫若揭示出一种可贵的历史价值――就是与现实社会相通的爱国主义。郭沫若把屈原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正义同抗战现实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反对***派的投降倾向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了历史真实同时代现实的相似点。这样，郭沫若也便把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同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沟通起来，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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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谈《史记》之《屈原传》与《张仪传》
进入民国以后，学术界曾涌起一股“屈原否定论”的潮流。其始自廖平（1912年所著《楚辞讲义》），胡适与何天行、孙次舟等继之，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于日本再掀波澜。在这期间，以郭沫若为代表，包括鲁迅、谢无量、朱维之、闻一多、林庚、屈守元、黄中模等在内的广大学者奋起迎击，雄辩地论证了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有力地捍卫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纯洁性。
廖平、胡适等是从否定《史记・屈原列传》的真实性入手来否定屈原的。1935年，郭沫若写成《屈原》一书，以后又发展为《屈原研究》，对怀疑《屈原列传》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例如，胡适有一个疑问（谓其第“四大可疑”），即“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黔中？”对此，郭沫若指出，这是胡适没有仔细阅读原作而提出的问题。他说：
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王二十二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不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几个疑问（号称“五大可疑”）之后，得出结论说：
据上所述，可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更推到廖平所怀的疑问大约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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