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本文着重探讨上海“开埠地”的文化内涵,上海开埠对于上海市民人格观念的塑造以及开埠地文化品格的现代传承,和对于今日上海都市民俗文化流变的影响。本文提出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精神的感召下,上海开埠地文化应有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应该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城市发展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上海开埠地;文化内涵;艺术创作;民俗;流变;世博会;文化特征
中***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从地理位置而言,无论上海“老城厢”还是沿黄浦江的外滩,都在今日黄浦区涵盖的范围,称黄浦区是一百六十多年前上海“开埠地”是准确的。本文着重探讨“开埠地”的文化内涵、开埠对于上海市民人格观念的塑造以及开埠地文化品格的现代传承,和对于今日上海都市民俗文化流变的影响。
一、上海开埠地的文化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入侵上海、南京等地,1843年清***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任。凭借不平等条约,巴富尔11月14日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上海开埠,开埠地就在今天的黄浦区。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大权,实际上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与此同时,随着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清***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国有”企业,如江南招商局、江南制造局、江南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等。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其中缫丝、卷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
上海自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座城市在百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乃至世界“第一”,放眼望去,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的城市史中也不多见。上海开埠地先后包容和吸收的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当然有人会说,上海开埠地是殖民地文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正是租界的运行才有上海的发展;但谁能否认,如果没有上海的开埠,没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积累,没有成百上千万各地中国移民的辛勤劳作和艰难打拼,上海开埠地的辉煌同样不可能出现。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无论哪一方面,几乎没有不涉及上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多有在上海活动的经历。上海不仅是人口的海、方言的海、菜系的海,也是文化的海、思想的海。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使上海开埠地成为各种思潮的发源地。
历史学家在谈到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年时,曾经说道:“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1]这段话对于理解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特征是意味深长的。兹举数端,略述其详:
(1)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
从民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最大亮色是由中外移民汇聚造成的。据上海1885年以来历年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2](P.63-64)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上海的出现是在开埠以后。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相撞乃至冲突的前沿。
开埠之初,上海开埠地一带由一片荒滩洼地魔术般变化得洋楼耸峙、工厂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租界内店铺繁多,商品丰富,往来行人,毂击肩摩,有记载云:“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3](P.87)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口,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大批中外投机家、冒险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随着租界的扩大与发展,上海租界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最先进、交通通讯最便利的地区。
人们在这种“与华夏本土传统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看到了什么呢?当人们接近洋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鳞比卓立的洋房及其蜿蜒曲折的天际线,耳目为之一新。王韬在1848年曾这样描绘他在上海外滩看到的景象:“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滨浦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4]同样令中国人惊叹不已的是租界的道路。翻开当年游览“洋场”的中国人的笔记、日记,常见“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道途平坦,商户整洁,堤岸桥梁,修筑坚固”,“舟车填溢”,左右“树木森茂而齐密”之类的赞语。由于规划、勘察、施工、材料设施的近代化,租界的道路从各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的风貌。整洁有序的市容,先进完善的设施,严格科学的管理,无不反映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它对刺激中国人改革民居建筑和居住环境,改良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习俗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西文化交汇的态势还表现在人们的语言。随着大量外国侨民的进驻以及上海人与外国人接触、交际机会的日益增多,华洋杂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语言不通,特别是外国商人、海员、旅游者初来乍到,由于不谙华语,难免有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之虞。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游手好闲、又略习英语的人,充当翻译和导游的角色,从中索取报酬,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名曰“露天通事”。“露天通事”未经过正规训练,说的英语发音不准确,语法不规范,但在洋泾浜一带尚能通行,所以又称“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虽然主要运用于商贸场合中的特殊语言形式,但是这种语言形式对于上海都市的影响却远不止洋泾浜这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只限于用以商贸交易。实际上,它已经渗透到了上海都市中的各个地区、各种场合,以及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之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岁然不够标淮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语言交际表达,破坏语言的纯洁性和完美性。但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却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它解决了人们急切希望掌握外国语言,然而一时又难以很快达到目的的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层次不高,但又迫切需要与西方人交际、沟通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洋泾浜英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最为适合需要的“快速入门外国语”。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语言民俗事象,对于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上海语言文化与语言民俗的一颗化石,记录着中西语俗交融、会合的历史,展示着上海都市民众在与西方人不断交往、接触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
(2)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
上海人称外国人叫“老外”,既透出一股亲切感觉,又是一个包涵相当宽泛的人文概念,这个坊间的俚语很典型地反映了上海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概况起来就是五个字――“崇洋不”。
崇洋是心态,是行为。开埠之后,民众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情有独钟的认同,它可以是抽象的,比较喜欢西方***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羡慕工业文明后的科技技艺;也可以是具体的,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舶来品”,诸如吃“法式大菜”、戴“瑞士名表”,对于后者,是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仰慕,由仰慕而吸收,拿来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积极因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所谓“”,却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的表现是一种奴颜婢膝,尽管也是伴随着崇洋而派生,往往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势力的恐惧,认为―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最终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最初表现出的,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展和中国国力的日益颓落,一部分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也呈现出的奴态。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都是不足取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人较早与“老外”打交道,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与交流,铸就了上海人看“老外”的独特眼光,这就是平等地交易,平和地相处,平实地处事,在这种与“老外”的双向互动中,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也给上海商人以巨大影响,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构成上海文化中颇为显著的特点;“合作共赢”的底气加之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具有的包容意识,上海人中造就了无数商界精英和行家里手,他们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是精明的。其精明不仅体现在生意上,更体现在骨子里。当他们在学习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时,比较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大多数民众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当他们在利用租界进行合法斗争时,仍然注意保持民族气节和民族利益,当他们在现代贸易、工业管理和引进外来技术、外来资金时,往往坚持以中国和上海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这种既得风气之先,又不失“为我所用”的立场和态度,使得上海人在与洋人打交道、做生意时,显出精明老练、耐心细致的文明气质。时至今日,不少外商抱怨上海人处事精明,谈生意中难占便宜,就是一个反证。
开埠以后,在早期上海的一批商界精英中,他们凭借自己地域和语言优势,有效地化解了中西方因语言、制度、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中西双方在文化互不了解和互不适应的情况下,较顺利地走近对方,从而大大缩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双向历史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地商人群体善于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世界经济大潮的冲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生的大转折。
上海人看“老外”,平静外加平和,崇洋而不。一百多年来。在与外国侨民的相濡以沫中,经历了相互撞击、交汇、渗透、吸引、兼融的历练,上海人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最为平衡,他们从来不在内心鄙视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为超乎常态的恭敬,总体上有点崇洋,却不大会。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文化,需要国际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需要富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更需要吸纳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人“看老外”的态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气魄。
(3)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
上海开埠地的各路移民抢滩登陆所形成的聚合效应,就是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路子,大家一起聚拢来合作共事,总体上托起了大上海的发展与进步。
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出现了不少“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豪族和来自本地、宝山、崇明、南汇等地的在船水手十余万。其次是万商云集,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墙如织,素号五方杂处。”[5](P.808)开埠前一个滨海临江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的优势集中在海港和码头,开埠之后,上海紧紧依托地缘优势,吸引各路商帮到上海聚合,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还将上海称为“大码头”,码头兴则上海兴,码头衰则上海亦衰。有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6](P.3)可谓一语破的。
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利益,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上海曾经是商业会馆林立的地区。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竞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年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7](P.24)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7](P.23)在这批商帮群体中,不论规模的大小,还是母地何处,他们是商人中的翘楚,在全国的商人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商帮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商帮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帮发源地或主要活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开埠前,宁波商人已经开设钱庄,以经营粮行和丝绸发家的镇海方介堂家族已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后改安康钱庄)。开埠之后,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跻身钱庄业的发展。当时上海形成九大钱庄集团,宁波人占6家。[8](P.102-103)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全国各路商帮聚集上海,加上西方社会各路“冒险家”,他们所构成的聚合效应,奠定了上海开埠地文化的商业底色。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而交易就要公平合理,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总是难以持久。各地商帮在上海的聚合效应为上海开埠地文化铺上了底色,加之柔婉细腻的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上海在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五方杂处”的特有风貌,法国思想家丹纳说过:“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服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自血肉,来自空气和大地,来自头脑和感官的结构和活动;这些都是持久的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决不因为暂时钦佩一种高级的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者受到损害。”[9](P.208)上海开埠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并成功地将外来因素与自身特点结合,从而造就了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一朵奇葩。
(4)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凝聚着几代上海人的民风民俗,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精在何处呢?可以概括成四句话:“精明而不失厚道,实际而崇尚能力,算计而不失面子,开拓而遵守规则”。
“精明而不失厚道”。不论你是哪里人,也不论你身居何处,第一是要安全立足,第二才是发展繁荣。由各地移民组成的上海居民当然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不太喜欢请客,不喜欢“侃大山”,不喜欢陪朋友,不喜欢听大报告,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这没有实际利益……,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精。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说上海人“门槛精”,其实,这个“精”是有历史渊源和独特遭遇的。就单个人的素质而言,他们抑或都是相当精明的,但上海人这个群体是精明而不失厚道。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人为抗美援朝捐出了无数物质财富,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成千上万的上海居民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远赴内地和边疆,支援当地的建设。2003年SARS肆虐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上海人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支援灾区。厚道,好似一帖剂,自可化干戈为玉帛,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一份可贵的温馨。
“实际而崇尚能力”。上海人对那些“摆谱”、“花架子”式的东西不感兴趣,崇尚认认真真做事的能力。他们处事谨慎小心,精密规划,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个明白是决不会轻易出手。当年上海承办八运会、东亚运动会,场面气势恢宏,轰轰烈烈,最后结账,***府居然破费不多,结算还略有盈余;头一回做《财富》论坛的东道主,就能做得像模像样,皆大欢喜。诚如许多朋友所说的,给一点空间,给一些***策,给一个创意,就能还给你一份出乎预料的惊喜。这就是上海人崇尚实际和能力的体现。
“算计而不失面子”。上海人是精于算计的一个群体,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在生活中多加盘算是题中应有之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然是一种潇洒,只要财路正当,别人更是不得说三道四。但多年来上海一般民众大抵养成了居家过日子,有着算计和经营的味道。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开拓而遵守规则”。移民城市的市民要站稳脚跟,一般都需要勤恳做事,努力工作。所以上海这个城市一向反对慵懒、惰性和不作为。市民工作起来总有一股敬业精神,这是上海深入人心的一种精神要素,是上海人最令人敬重的传统之一。对于敬业者来说,凡事无小事,简单不等于容易。做事责任意识强,精益求精,注重工作的细节,富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习惯于遵守一般的规定。上海人的精细来自国际文化的熏陶,来自较长的工业化时代的要求,来自他们对精细高明的深层理解,来自这个相对比较新的移民城市没有那么沉重的传统惯习的负担。
二、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
所谓开埠,说到底就是一场中西文化的激烈交汇与碰撞。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中西文化冲突在***治、***事、经济、宗教、哲学、伦理、风俗、教育等各个环节全面爆发。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巨大的冲击波,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市民的心灵。
开埠之初,中西文化两极间的场效应作用于当时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感觉神经,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作着抗争。他们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但随即斥之“奇技***巧”,继而明了其器械工艺所赖是一整套精细的“格致之学”(科学)时,又设法安慰自己,以为儒者之智不屑于此,而在文章性理、仁义道德。当不得不承认西方“性理之学”(哲学)之缜密和悠久不亚于中国圣人之道时,他们仍用“老子化胡”、“西学中源”的神话来自我解嘲。这是病态的民族心理,究其症结在于不能改变“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思想。
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公元1813―1880年),同时也是一个爱冒险的旅行家,他于1843年底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街头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福钧在《华北诸省三年漫行记》一书里写道:“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走出户外,总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街头,跟在我们后面、热切地想看一看我们,好比伦敦街上的群众想见到女王那样”,“每扇门里、窗里都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似乎我们是来自月球者,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通人。”[10](P.57-58)西方人是靠坚船利炮的侵略打开中国大门的,1842年上海也曾遭受到侵略者炮火的肆虐,因此上海人就把外国人称为“鬼子”。在那时候,经常可以听到“鬼子来啦!”,“‘来看鬼子啊!’以‘鬼子’来嘲弄我们是很平常的!”外国侨民为此曾向英国领事多次抱怨,不能容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任何藐视”。英国领事于是向上海道台提出强烈抗议,这个抗议“制服了中国当局”,结果很快“这个讨庆的称呼在上海的街头就很少听到了,如果某个顽童在街上仍叫出以往对外国人的那种称呼的话,他就立即会受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旁观者的呵责。”这个洋人很细心地观察和记录了作为开埠地的上海县城浓郁的地方风情。他看到城内的街道一般都很狭窄,白天到处挤满了卖力做生意的人群。“饭店、茶馆、糕饼店移步可见。它们小至挑着烧食担子、敲打竹片引人注意、身上所有的家当还不值一个美元的穷人,大至充塞着成百个顾客的大酒楼和茶园。你只要花少量的钱(一元相当于一千至一千二百文),就能美美地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喝茶。”福钧看到这样繁荣的市场和便宜的物价,不禁发出感叹:“在中国真正的痛苦和贫困要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得少,连那些乞丐看上去都是一群快乐的人,居民们对他们都很仁慈。”福钧还注意到,上海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寺庙到处可见,连城墙上也有。庙里佛像众多,当地人来此烧香、磕头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寺庙中经常能见到说唱和演戏,算命的和耍把戏的也很有市场。“他们取得了他们同胞的轻信而获利甚丰。”[10](P.57-58)
其实,这个洋人走马观花的观察还是很肤浅的。他哪里知道,从1843年开始,上海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随着开埠,新事物和新思想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开埠以来的一百多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伴随着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质的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融合与变迁,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真正跨越了农耕社会――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质的飞跃过程。”[11](P.6)
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热情务实的社交习俗
热情和宽容,曾经是上海人社交习俗中最足以引为自豪的特征;这个特征既得自于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传承,也来源于上海人源结构的特殊构成。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都会,上海的繁荣与发展是和连续几次的移民高潮相联系的。天南海北,三江五湖汇聚一处的城市人口结构,为多种文化的渗透、并存和交流融合造成了很多机会,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高度社会化都市化的机器生产、商品经营和文化传播、生活消费等活动,又在改变着移民们各自在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特性和心态。
由于没有久远的历史包袱,凡事并不定于一尊,上海人文化和精神意识深处,凡事以西方风气为先,由此而成为生活行事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审美和价值取向上就要尽可能地和西方接近,这是上海人崇洋蔑土的精神根源。另外,朝朝暮暮,艰难打拼赢得一点好处也不容易,所以也很难和不相干的外人分享,于是,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对于没有进入自己圈子的事物,总是持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抗拒。这就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文化性格:对外开明,对内保守。上海独特的生态环境,使上海人在社交上的优点与缺点瑕瑜互见,两头非常突出:脑子既很活络,适应能力很强,精于盘算谋划,做事负责认真,甚至在没有多大把握时也敢于冒险;缺点则是过于表面,虚荣心强,爱较劲,格局不大,有时候又很胆小怕事。
上海话中有一句“关侬啥事体”,还有一句“跟侬搭啥界”,这两句话对应的英文是“It’snone of your business”。各人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对别人则是少管闲事,多事必有事。比较典型的上海人交友讲究彼此的身份、身价、档次、层次、腔调,这折射出了上海人的务实心态:他们会在文化上不认同你,于是产生蔑视心理,但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经济,或者说,他们有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乃至厌恶的人,取得合作双赢的能力。
历经几代移民的累积和嬗替,一种热情大度,开朗豁达的上海人的社交观念和习俗便形成了,它和那种较多地依赖于血缘地缘等各种亲情关系而构成的传统社交形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表现方式。人们彼此之间以约定俗成的词汇礼貌相称,诸如“阿姨”、“爷叔”、“师傅”、“朋友”之类,可以根据对方的年龄和性别区分冠之于任何一个陌生人头上,从而使生产与生活中某些环节上的实用关系也染上了彬彬有礼的感彩;人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传统习惯,又经过相互吸收和交流尽量使之调适,“老广东”、“小宁波”、“老山东”、“小绍兴”之类的称谓,不正是上海人这种热忱的社交观念的折射吗?甚至在相互挑剔指责的场合,上海人也有特定的词汇,诸如“朋友、帮帮忙”、“朋友,不要太……”等等,以肯定或否定的结构表达相反的意思,调侃之间,终究不失一种大度心态的流露。
(2)精明活络的生活意识
上海人的生活意识所体现出的精明活络,表现在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上海实行凭“小菜卡”计划供应粮食蔬菜的方法克服物质匮乏,兼顾社会公平。而一家著名大报的“市场版”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开设着《巧珍当家》的栏目,向市民介绍勤俭持家的生活经验。这个虚拟的“巧珍”就是特别会生活、充满“点子”的上海女性形象的代表,在近乎严酷的计划经济生活模式下,以“巧珍”为代表的上海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有条不紊,并且充满生活情趣。
上海最早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门槛精”来源于刻苦的学习和对于未来的洞见,若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和人生,爷娘是无法给你饭碗的,没有他途,路在脚下,所以,当外省许多青年对国际***治高谈阔论之时,许多上海青年有可能说不出一二三四,但是若要说起如何进外企,捕捉生意前途,或者如何通过“托福”、“雅思”、获得留学签证诀窍,他准保谈得头头是道,信息掌控得异乎寻常地娴熟。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法则,造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精明”。
(3)注重自我与人格***
在上海普通百姓中,对于“面子”的确是很看重的。朋友之间宁伤钱财,不伤和气,为的就是彼此给个面子。由于是移民城市,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上海,人与人之间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很容易发生混淆的地带,养成了上海人特有的待人接物之道――注重自我,人格***,大家互相给个“面子”。
面子者,脸面之谓也。上海的为人父母者,对孩子早期教育中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第一要务就是教孩子“会做人”、“有教养”,而这“做人”,首先就是注重自我;“教养”,则是注意仪表和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这种教育确实是匠心独具、很有特色。由这种交往准则所形成的交往习俗,它所造就的上海市民性格在全中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沪谚中就有“水牛角,黄牛角,角归角(与沪语‘各管各’谐音)”、“鸭吃稻谷鹅吃草,各人自有各人命”、“少管别人闲事体”的内容,说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上海人,已养成交往谨慎,注重自我,又非常尊重他人隐私和生活方式,不想和别人沾上关系的心态。
上海作为人口密集而又高度流动的大都市,十分频繁的人际交往大多是短暂和浅表的,没有亲密性;同时,市场经济把明确个人权益的契约关系予以普遍化和制度化。于是,上海形成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即重个体界限的价值取向,也是很正常的。
(4)独具个性的上海男女
在上海话里,“拎得清”是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话语。在商业社会,所谓“拎得清”,就是熟谙各种游戏规则,其核心观念当然是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它的价值内核可能是小气的,但不贪婪;它表现为一种精明气,但不阴险毒辣;它是具有自我诉求的,当然可以说是自私,但不会损人,因为损人的结果,会殃及自己利益受损。一句“拎得清”,多少辛酸泪。在这种“拎得清”氛围下成长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活得既辛苦也潇洒。
上海人承诺的事情,绝不会拍断肋骨说大话,常常是淡淡地一句“没有把握,我去试试”,则意味着他准备去做了,要是接下来他说“有希望”的话,那则是事有八成把握了。他们追逐梦想,紧跟潮流,精明过人,干练勤快,享受生活而不被生活所束缚的生活方式正是当他们的眼见、才华、知识、修养、财富达到一定层次后自然而然的展现。
说到上海女人,据2008年上海市妇联与有关机构所做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有92.8%的女性对在家庭中讲礼仪持肯定态度,夫妻之间尊重人格、尊敬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关爱和帮助、与子女平等相处列女性对家庭礼仪认知的前四项。而“认真踏实”、“***自主”和“创新进取”的选择比例都不到一成。由此可见,上海女性重视传统美德,但缺乏对女性自立、自强的现代意识认同。①
上海人“拎得清”的市民意识建立在商业文化的通行规则基础之上,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造就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上海男女。这可视为上海作为商业都市得以繁荣与发展的前提。
三、开埠地文化品格的民俗传承
上海有着悠远的文化传统,具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上海开埠之后所经历的一百六十多年开埠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开埠以后,世界各种文化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上海得以汇聚与交流。东南西北中,五湖十六邦,交汇融合,构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品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上海开埠地文化,更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汲取了南北潮精华,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为中华文明书写了新的篇章。
随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以世博精神进一步养育城市精神,为此,上海开埠地文化应有一种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这就是重视和梳理开埠地文化的民俗传承,保留其适应时展的精神内核,剔除或者扬弃旧社会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陈规陋俗,凸显大上海的文化气魄,不断刷新上海市民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大都市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以使得上海人在这种民俗传承中与开埠地文化一起成长。
(1)合作共享,培植包容的气度神韵
上海之所以能够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治格局以及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应该看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来移民,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资源,他们的不断交融形成了今天饶有特色和颇具影响的海派文化。
历史的时针指到了新的世纪,今天仍然有很多外国人来上海寻求发展机会。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至今,上海先后引进境外各类人才6万多名。1996年5月上海刚实现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规定时,领取就业证的只有3000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1.94万外国人在沪就业,在沪“打工”的港、澳、台同胞则有7200多人,如果加上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短期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海外在沪打工者早已超过3万。
五方杂处的人口共聚上海,靠的就是“合作共享”,共同培植大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历史上,大批外地移民进入上海,或以地缘、或以行业为单位组成各种商业团体,有组织的经商活动,大大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各地商帮齐聚上海,各显其能,期间有合作有竞争,在面对不同的***治环境和社会变化时,他们做出不同的反应,用自己的力量维系着上海商业社会的稳定。而今上海依然以发达的商业文化而闻名,这与那时各地商帮以及商会在上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大胆创新,凸显新锐力量
上海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在哪里?我以为,当年开埠地民众就是在制度习俗方面创新的产物,它少受拘束,相互激荡,激浊扬清,从而造就了上海的辉煌,今天我们继承开埠地的文化传统,更应将这种创新精神发扬光大。上海文化相对中国其他地域文化而言,是最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性最强的都市文化,因而应该具有很鲜明的开放性与国际性。随着上海开发开放力度的不断深化,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上海,它们在繁荣发展上海经济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中心文化。我们说“凸显新锐力量”,这个“新锐力量”就是指在上海要加大文化和文化产业创新的力度。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正在于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吸引了全球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加以谋划和推动。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不仅推动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从前景来看,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方兴未艾的大趋势。
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是上海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充分结合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上表现出创新、新锐、务实、精致,充分体现“上海民俗文化”的精粹,而同样创新、新锐、务实、精致的上海文化产业,将会为上海不可限量的锦绣前程,书写新的篇章,增加新的动力。
(3)民俗传承,互动产生活力
不少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及其物质文明是世界性的,是“发明”出来的;而人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制度、礼俗、艺术等是民族性的,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她的民风民俗构成民族性文化。世界性文化具有可比性,有高低和优劣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民族性文化具有相对性,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难以比较的。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无法衡量高低和优劣。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保护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根据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对上海开埠地文化的保护、传承,上海的文化创新和建设现代民族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上海城市民俗的重要资源。它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有研究、观赏和教育的价值,这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这一价值决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二是经济价值,它是存在价值派生出来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存在价值越大,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才能合理利用,才有可能继承和发展。因此,对于上海开埠地的民俗文化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规划。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会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种文化都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提升传统文化的质量,并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高一级文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学者布尔克在他的名著《法国***的反思录》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12]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也是如此,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变革,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并将逐步失去功能。
在迎接2010年世博会的过程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正感召着我们,在此基础上,开发“开埠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全面整合文化遗产,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建成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积极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报告,报道见新华社电讯稿《上海女性其实很“传统”》,sh.省略,200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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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星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N].光明日报,2005-8-5.
On the Culturalof 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and Its Folklore Transformation
ZHONG Fu-lan
(Communication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3)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since 1843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of Shanghai citizens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cultural inheritance, putting forward the creative folkore transformation meeting the demand of the time on the call of the spirit of the city advocated by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for the appropriate and deserved position of the city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ment and its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folklore transformation,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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