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车站西北方的二三百米处,有一个馒头式的低平小山,这个地方出产动物化石,由于动物骨骼化石在中药铺里叫做“龙骨”,所以人们就叫这个小山为“龙骨山”。
1927年,一位奥国人师丹斯基发现,在龙骨山搜集的化石中有两颗牙齿,很像人类的牙齿。消息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了重视。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当时的私立协和医学校协议,由协和医学校出钱,去龙骨山继续挖掘,以求多发现些“人类”的材料。
同年,在龙骨山挖掘动物骨骼的工作正式开始。由一位从瑞典专聘而来的瑞典人步林博士负责;中国方面参加的是李捷,只负责管理工人和地质研究的工作。这一年工作的结果,步林博士发现了一颗人类的牙齿。这颗牙齿由协和医学校解剖系教授加拿大人步达生来研究。他写了一本专门报告,认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人类化石,是介乎猿与人中间的一种原始人类,与已发现的任何原始人类都不同,他称之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同时又起了一个俗名,叫做“北京人”。然后,步达生带着这颗牙齿,周游世界,与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当面研讨。但是反映都不如意。人们觉得,他所依据的材料太少却得出一个远为重要的结论,普遍认为他无知大胆,使他没有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同情和赞许。
1928年,中国方面由杨钟健代替了李捷,裴文中开始参加,当一名助手。那时裴文中仅24岁,一年前刚从北大地质系毕业。继续挖掘的结果是:春季发现了一个小孩的下牙床,秋季又发现了一个成年人的下牙床,上边有三颗牙齿。然而,到了1928年底,挖掘到一层最坚硬的石层,里面动物骨骼化石非常稀少。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原来“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下边不会再有什么“北京人”的化石了。大家认为龙骨山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挖掘工作可以放弃了。
于是到了1929年,挖掘龙骨山的动物骨骼化石就被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步林博士参加了斯文赫定的探险队,到西北考察去了;杨钟健另去找寻远古人类的遗址去了,挖掘工作交给了裴文中。出乎意料的是,在艰难困苦中挖完了这一层最坚硬的石层之后,下面露出了较软的土层,而且里面龙骨丰富。裴文中仔细查看后认为,“北京人”居住的范围很大,还值得工作几年,因此,裴文中坚决地主张继续挖掘,反对停止。转眼到了11月底,天气寒冷,已经降过小雪,北京方面来了命令:立即停止挖掘。但是裴文中觉得既然已经发现了几颗牙齿,会不会还有重要的化石没被发现?总不肯死心,于是又坚持了两天。12月2日那天,幸运之神向裴文中微笑了。在开挖地方的北部,露出了一个很深的小洞。裴文中很兴奋,用绳子将腰系住,由几个工人拉住绳子,亲身前往探洞。他看见洞里各种动物的骨骼化石都很多,就让工人再拉他到洞上来。他一边上洞一边用手电筒照洞壁,最后将出洞之际,注意到洞口不远处有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出洞后,裴文中赶忙叫人将洞口又开大了一些,露出了那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原来是“北京人”的一个完整的头骨。裴文中高兴得喊出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头骨,露出了一大半,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这时,天色已晚,洞中光线不足,裴文中点上蜡烛挖掘,但还是挖不出来。下工时间已过,裴文中怕夜间在野外放着不安全,决定用铁撬一下子把这个头骨取下来。尽管他知道,这种方法很危险,但时间不允许。果然用铁撬一用力,“北京人”的头骨震碎了。不过,这毕竟是“北京人”的第一个完整头骨,电报打到北京,第二天回电就到了,令裴文中急速将标本带到北京。后来北京的同事告诉裴文中,当北京接到电报时,大家都一致认为,这头骨很可能是近代人的头骨,是从洞口中漏入的。
经过鉴定,“北京人”头骨被发现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随之,龙骨山的命运就改变了。1930年,在龙骨山扩大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将浮土统统加以清理,以看清含有动物骨骼的土石究竟有多大范围。清理浮土中,发现了山顶洞。
开掘山顶洞,也非一帆风顺。有指挥权的步达生,兴趣只在“北京人”上。他始终认为山顶洞内堆积的都是现代动物的骨骼,没有开掘的价值。裴文中力争,他才答应试试看。
挖掘不久,就发现了人类文化遗物——作装饰品用的狐狸牙。这是裴文中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工人唐亮发现的。当唐亮挖出这颗牙的时候,他说:“一个臭狐狸牙,真讨厌!”当时裴文中正在他身旁,立刻充满希望地对他说:“别瞧不起这个破牙,可能有一个窟窿眼儿。”因为裴文中知道,十几万年前的人很喜欢用这种牙,钻一个孔串起来,戴在身上。唐亮将牙上的土清掉后果然有一个孔。以后连续发现了很多有孔的牙齿、三个完整的人头风化石和许多体骨,还有许多石器和装饰品。由此证明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被发现。有了这个发现,旧石器时代初、中、晚期的人类在中国发现齐全了,也就是人类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都有了代表者: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是代表猿人阶段的“北京人”;中期的是“河套人”,是法国神父德日迪所发现和研究的;只有这个晚期的“山顶洞人”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也由中国人作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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