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由于在古代俄罗斯时期保藏和抄写文献的是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因此，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宗教性质，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世俗内容的作品，但大多数都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基本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第二，古代俄罗斯社会没有所谓作者的著作权，因此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没有作者的姓名，只有极少数手抄稿中出现过如“罪孽深重的马特维”或“卑微的格奥尔基”等字样的留名，而这一切与宗教传统对个人所持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纪实性也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基本上不允许虚构而严格地遵循事实，其主人公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公国的首领、国家的统治者、圣徒等。不过，这种纪实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被看成在神灵的旨意下、受神灵支配进行的，这些明显具有宗教思想。
第四，因为古代俄罗斯尚未使用印刷技术，文献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抄写文献的往往是具有较高修养和文化水平的修士，在抄写过程中修士们常常根据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及个人的趣味加入一些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因此，同一文本经过不同修士的抄写，就会产生文本的变异，形成多个具有宗教语言色彩的版本。
第五，古代俄罗斯文学尚未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有的只是创作时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原则。宗教文学根据严格的等级性划分为以下级别:其一是《圣经》文本;其二是对《圣经》文本的阐释和宗教节日的文学;其三是讲述宗教圣徒、苦行僧、柱头僧、圣愚等方面言行的使徒行传。第六，就文学艺术创作方法来说，象征性、历史性、恪守宗教礼仪或礼节是其根本原则，而这些特征同样与古代人的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与古希腊人的认识一样，古代俄罗斯人也认为世界分为显现的外在世界和高级的精神世界，显现的外在世界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低级的物质世界;与之相对的是永恒的、不朽的、人的眼睛看不到的高级的精神世界。古代俄罗斯人认为，种种反映上天旨意的象征和符号皆隐藏在大自然、历史事件和人自身之中，因此，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比和隐喻比比皆是;古代俄罗斯人相信《圣经》中记述的每一件事件皆取自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作家创作时大都会遵循《圣经》传统，表现人类社会中善与恶的较量，文学作品也常常建构在善与恶、美德与瑕疵、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照之基础上。善的推动力量是上帝，而恶的幕后策划者是魔鬼。以上的六点论述说明: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俄罗斯人姓名中的宗教现象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相互接触，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加之受东正教的影响，以及俄罗斯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俄罗斯人的名字丰富多彩，带有多种文化痕迹。东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名文化的影响是从公元10世纪末罗斯受洗、东正教被确定为罗斯的国教以后，从此，俄罗斯人开始逐渐选用东正教所提供的人名。洗礼是加入东正教的必要程序。按传统，在洗礼时，父母为洗礼者从教会日历中所列的孩子出生这一天的圣人名单中选一个作为受洗新生婴儿的名字，以得到圣人的保护并与之建立终身的精神联系。东正教的名字来源于拉丁、希腊、古犹太、阿拉伯等多种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现在大多数东正教名字已经俄罗斯化了，成为俄罗斯人现有人名的主要部分。东正教的名字进入俄语后仍保留其在原生语言中的意思。有些东正教人名是从其他语言仿译成俄语的。由此不难看出，俄罗斯人的姓名中有许多宗教文化现象。《圣经》是东正教的经典著作。东正教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使《圣经》成为家喻户晓、耳濡目染的经典。许多来自教会斯拉夫语的圣经词语随之渗透到俄语中来。作为俄语词汇一部分的俄罗斯姓氏自然而然地也融进了圣经的宗教成分。在俄罗斯人的姓氏中，东正教纪念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十二大节日的名称几乎都在俄罗斯人的姓氏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东正教的宗教文化对俄罗斯姓氏的深刻影响得到了充分体现。教会斯拉夫语是俄罗斯东正教的语言。因此，俄罗斯神职人员的姓氏留下各种各样的宗教痕迹就不足为怪了。而通常，在原本俄罗斯姓氏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是不可能有教会斯拉夫语成分参与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姓氏的词语有时不一定与教会术语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与姓氏有关的词语往往出自一定的宗教文化背景。罗斯受洗之后，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其深刻的宗教思想影响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语言文化的这种影响、渗透作用很自然地反映到姓名文化中来。人名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民俗、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姓氏的影响是宗教对整个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一个缩影。
三、俄罗斯民族数字使用中的宗教影响
人们对数字象征意义的信仰是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东正教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及古罗斯文化的重要特点，而且，这种信仰贯穿于人们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的所有层面，如历史、科学、建筑、艺术、文化、宗教仪式以及东正教之前人们对多神教的崇拜。数字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其不同侧面的象征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们仍然继续存在于现代人的认知世界里。它们在使用、在发展，并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数字的使用与宗教和文化背景知识有密切的关系。俄语数字的用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意义上的用法，表示真正的数量意义;另一类充分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对数字的选择，具有久远的民族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和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由特定数字构成的一些概念或事物成为部分人崇拜的对象，例如，萨满文化中的“3”、基督教中的“7”。这种类型的数字，往往在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中，乃至艺术作品中作为结构要素而反复出现。受宗教文化影响，俄罗斯民族对数字的选择形成了一定的倾向性。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思想贯穿于东正教传入俄国之前所有的象征主义中。“三个太阳”的古老祭祀形象和传统建筑中雕刻在房檐上的木制三匹马就是证明。
东正教教义认为，上帝是三个人的联合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当东正教成为俄国的国教之后，受东正教的宗教文化影响，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数字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数字的使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象征意义上的数，不仅表达数量，更主要表现思想力量。每一个数字都独具特点。数学意义上的数与象征意义上的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量的角度鉴别个体，但是丝毫未能揭示出客体的本质，而后者则表达了数与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立了数与其所列举事物之间的神秘关系。数字的象征意义与当代语用学联系得非常密切。在原始的神话和宗教中，数字是具有神通和魔力的，它被抬高到了神圣的地步。在古代，数字常用于一些神圣的宗教仪式中，当时，在全世界数字都被神圣化、宗教化。每一次，当需要的时候，借助于数字都可以再现宇宙的结构，确定人在其中的位置。同样，数字也成为阶段性表现世界周期发展的手段。中华民族是个讲究和谐、注重团圆的民族，因此，认为偶数是吉祥数，而俄罗斯民族则认为，双数与鬼有直接的关系，是魔鬼的象征。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除了偶数之外，“13”这一数字也有不吉利的象征意义。这个数字源于《圣经》故事中最后的晚餐:在宴会上耶稣的第13个徒弟出卖了他。俄罗斯民族尊崇七德:审慎、坚毅、克制、公正、信、望、爱;忌讳七种会遭天罚的罪过:傲慢、暴怒、嫉妒、、暴食、贪婪、怠情。尤其是东正教的七件圣事:洗礼、敷圣油、圣体血、告解、神品、婚配、终传，也与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而牺牲的教义联系在一起，以反映他们的基本及伦理道德规范。因此，分析俄罗斯文化现象中数字的语用内涵对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现象的解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俄罗斯颜色文化中的宗教影响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各种语言中的颜色词语除了表示颜色本身之外，还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有些颜色的象征意义是国际通用的，但是，更多颜色的象征意义具有民族性。同一颜色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可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俄罗斯，白色多为正面的象征意义，黑色大多只有负面的象征意义。这与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阳光崇拜有关。俄罗斯基本上属于高纬度国家，冬季漫长，冰天雪地，夜长昼短，人们在白天的劳动时间很有限，所以俄罗斯人非常珍视白天，珍爱阳光带给他们的美好、幸福、温暖的生活。白色是古代俄罗斯人心目中“美”的代名词，白色使俄罗斯人产生纯洁无暇的联想。在俄罗斯文化中，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为圣母，尤其是童真、和纯洁的化身。这与俄罗斯民族崇拜的东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正教文化中，洗礼仪式后，洗礼者要着白色衣服，带上十字架。白色衣服象征受洗者在洗礼后灵魂纯洁。俄罗斯人不喜欢黑色，他们认为黑色会带来不详，因此，俄罗斯人总把黑色和魔鬼、巫师、巫术联系在一起。19世界末20世纪初，俄罗斯处在文化、***治、历史、社会的巨变时代。
知识与信仰、进步与***、***与反***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学艺术流派争论的焦点，探索和***的浪潮席卷俄罗斯全国。“色度”这一最能体现社会变迁和人们情感的艺术手段引起了众多现代派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关注，红白黑三种颜色成为他们表达和反映社会矛盾的象征性颜色。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这一时期俄国象征主义的急先锋，是最早捕捉到新时代的倾向，并用美学手段加以表达的文学艺术家。面对19世界末20世纪初危机频仍、灾祸不断、充满动荡和转折的俄罗斯社会，梅列日科夫斯基不仅在自己的心灵中敏锐地感觉和意识到两个世纪的“交战”和新与旧的“交战”，同时他还准确地猜测到这一矛盾的巨大世界性特点。他把周围现实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为两种绝对因素———基督和反基督，这种哲学世界观的“最高纲领主义”将他变成了世纪之交的真正“英雄”。正是这种对绝对性、对物质和现象的神秘本质的执着追求，使梅列日科夫斯基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坚决反对一切偶然的瞬间因素，反对极短促的印象。在《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二元对立”诗学原则正是通过这种色彩观的对比得以体现，并构成三部小说的调色板。红白黑是其中的主要三种颜色，它们或彼此对立，或相互映照，或相互交织，不仅与作品的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世纪之交的整个俄罗斯社会氛围交相呼应。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三部曲中，白色和黑色一直是作家表达其“二元对立”美学思想的主要色素，它们可以替代光谱中的所有耀眼色彩，产生非常强烈的对比效果。可以说，白色和黑色是整个作品主题“基督与反基督”的象征性代名词。作家有意强化这两种颜色的对比含义，使其达到极限，获得至高的哲学含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始终坚信俄罗斯的未来必须通过宗教才能得到拯救。宗教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里之所以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是来自他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他强烈地期待着人间天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他希望通过《基督与反基督》的象征主义叙事进行一种新宗教哲学思想探索，为整个俄罗斯甚至整个人类寻找一条永恒的发展道路。
五、俄语语言文化中的宗教价值观
东正教信仰是决定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基本因素，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气质、道德规范等诸多方面均受东正教的影响。以东正教为依托，历代俄罗斯知识人都走上了精神漂泊之路。灵魂和精神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在不断地拷问生的意义和死的真谛中，他们的追求指向终极，是一种存在朝向末世精神复活的向度。随着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的东正教精神复兴现象，俄罗斯出版物中开始大量使用《圣经》词汇。《圣经》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是无需赘述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宗教而范围进入社会各个领域范畴，从而成为历代学者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和艺术宝库，这些与其语言中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是有很大关联的。俄语中有相当数量的成语来源于《圣经》，这些成语除了发挥语言功能之外，还承载价值导向功能，这些词汇是复活的语言与永恒真理的完美结合。俄语中来源于《圣经》中的成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第一，信仰之爱的价值观。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爱，是神人之伦的根本。俄语中有很多反映上帝万能信仰虔诚的成语，这是笃信论在语言中的沉淀。第二，公义、善恶之道的价值观。在东正教中，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所犯之过，故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罪人期盼重生，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向人们发出的重要信息是: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新天新地必然要实现;代表善的力量的羔羊，最终必将战胜恶势力撒旦;上帝的审判是必然的，行善的得永生，作恶的被定罪。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天国在你们心中”，内在的公义和善行是通往天国的必由之路。俄罗斯人特有的悲悯善良之心与东正教善恶观有很多契合点，这在以《圣经》为语源的俄语成语中有充分的体现。第三，人的生存之道在于灵性和精神的价值观，在东正教价值观中往往强调灵魂高于肉体，精神高于物质。这种价值观在东正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苦行主义是东正教的重要传统。重精神轻物质、遁世禁欲、弃绝私利、无视钱财、将贫穷视为正义等，都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价值观在俄语成语中也有所反映。第四，仁慈与怜悯之爱的价值观。东正教伦理中爱的内涵很丰富，对上帝的爱是一种信仰之爱，是敬畏与谦卑之心;对人的爱是仁慈之爱，是怜悯与宽容之爱，是要求一种从心的真诚。源自《圣经》的很多俄语成语反映着人人之爱。
六、俄罗斯人性格中的宗教影响
俄罗斯人性格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宗教性。俄罗斯人的思维是倾向极权主义学说和极权主义世界观的。只有这类学说在俄罗斯能够有所成就。这里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宗教气质。俄罗斯的未来有赖于三个根源:基督东正教文化;欧洲文明和地理环境;俄罗斯巨大的空间对俄罗斯人性格的进一步的影响。从988年到20世纪初，俄罗斯都是一个东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俄语里，东正教就是正确宗教的意思。宗教世界观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形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无私心、同情、奉献、忍耐、怜悯、恭顺、友善、禁欲主义，所有这些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以及其他特点都是在东正教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人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完美的人，因此真诚地向他祈祷、求教。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影响很大，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东正教是更加家庭式、人民性的宗教，很少发生极端的东正教行为、宗教对抗和宗教战争。
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新教徒不同，俄罗斯人向基督耶稣祈祷时，牧师们不使用拉丁语、希腊语或古犹太语进行祈祷，而是使用斯拉夫语进行布道。在俄罗斯，牧师和尼姑并非必需学习古老的语言和科学，这也是俄罗斯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现在的俄罗斯东正教已经是更古旧和传统的宗教，它用古斯拉夫语进行祈祷，甚至连有教养的人都听不明白。东正教保持着严格的规定:不能穿不体面的衣服进教堂，不能化妆后进教堂，妇女不能穿裤子，只能穿裙子进教堂，头上必须戴帽子或头巾，在任何炎热的天气，妇女的身体必须有遮掩。男人进教堂时则必须脱帽，不能只穿短裤进教堂。不能亲吻圣像的面容，否则会被教徒视为亵渎神圣。此外，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东正教教徒是吃素的。在复活节前的7个星期里必须特别严格地遵守斋戒。很多俄罗斯人不仅从东正教的角度，而且从食品卫生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2．东正教给俄罗斯人的第二个影响是对俄罗斯人优良品质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强调农民共同富裕、互助、忍耐、克己、热情好客和帮助弱者。可以说，西欧从罗马继承了个人主义和唯物论，而俄罗斯则从拜占庭继承了兄弟团队精神和顺从意识。
3．东正教对俄罗斯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是弥赛亚学说，即“救世主”学说，意为上帝派遣来人世间的救世主。
这是由拜占庭帝国传统带来的影响。“弥赛亚”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意为“膏油”，后来就指“受膏者”，一个人头上被涂上“膏油”，这个人就成为被选中的人，成为负有某种使命的人。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一种负有某种责任感、某种使命感的民族。罗马教廷***后，天主教逐渐在欧洲占了上风，基督教被迫转向拜占庭，就是当时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是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自封为东正教的***，宣布俄罗斯***权承袭自罗马帝国，为“第三罗马”。“第三罗马”学说是俄罗斯弥赛亚这一意识形成的标志性文本符号。从此，它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而且一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到了19世纪，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和宗教意识的勃发，弥赛亚这一意识也随之走向高扬。20世纪，“苏联是全人类的***者”的口号再次唱响俄罗斯弥赛亚这一宗教思想的主旋律，弥赛亚这一意识以世界***等社会实践的方式贯穿了国家的***治和外交活动。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人也就是全人类的人。俄罗斯的使命是世界性的，俄罗斯不是封闭的自我满足的世界。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世界性同情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俄罗斯人的弥赛亚宗教意识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七、俄罗斯现代社会***治文化生活中的宗教活动复苏现象
1917年“十月***”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1亿教徒，76个教区，54000座教堂，1000余座修道院，从事教会的神职人员5万多人。莫斯科曾号称有1600座教堂。“十月***”后，俄罗斯新***权同宗教进行斗争，限制其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思潮进一步泛滥，苏联***府认为，各种教会组织是“合法存在”的反***力量，所以，全国多数教堂被毁，神职人员遭逮捕、流放和镇压。到1939年，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仅剩100多座。1983年戈尔巴乔夫执***后，东正教开始逐步复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治的多元化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出现了可怕的信仰危机，这时宗教便以强大的力量填补了人们的思想空白，俄罗斯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1988年适逢俄罗斯接受东正教100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许多***出席了庆典，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在救世主基督大教堂成为莫斯科最重要的东正教活动场所之一。每逢东正教重大节日，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庆祝，俄罗斯总统、***等领导人都来出席这些仪式活动。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夕，来到莫斯科一个东正教大教堂参加仪式，以争取东正教选民的支持。2000年和2008年，普京、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时，也都去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参加仪式活动。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中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被确定为国教或必须信奉的宗教;宗教与国家分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还规定，宪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公民信奉或不信奉宗教的权利、传播宗教并据此进行活动的权利。1997年9月，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又先后通过了《俄罗斯联邦自由和宗教团体法》，不仅重申了1993年宪法中规定的条文，而且对其作出了详细的诠释和补充。文中指出，俄罗斯联邦承认在俄罗斯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所起的作用，同时尊重天主教、***教、佛教、犹太教和其他成为俄罗斯人民历史财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各派宗教。现在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延续千余年的宗教传统。
八、结语
1000多年来，由于受东正教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俄罗斯社会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是多层面的。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根源就是千年来生长在东正教文化土壤里的宗教文化。俄罗斯民族文化源于东正教文化，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必将回归东正教，因此，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受其深刻影响的有俄罗斯建筑、传统、礼仪、哲学、绘画、文字、文学、节日等诸多的文化领域，首先受其影响的是俄罗斯日常文化生活。东正教团结了俄罗斯人民，为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打下了基础。只有更好地解读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宗教现象，才能全方位、深刻地了解俄罗斯。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回鹘西迁说法；庞特勤；安西；安西回鹘国
在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连年天灾，人畜死亡过多，加上内乱外患，强盛的回鹘汗国日益衰败。唐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的兵马侵入回鹘汗国，郁督***山的回鹘牙帐被烧荡殆尽，部众四处逃散。史料记载分别如下：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兄弟等人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其相馺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
《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5年（840年）9月条：“其相馺职、特勒庞（庞特勤）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
《文献通考》卷347《回纥传》：“其相馺职、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
有关回鹘西迁的汉文文献记载大致就是这些，总的来说，三者所记的回鹘溃散后有一支往西迁徙的史实是基本一致的。后人对于上面文献理解角度的不同，只是对于回鹘西迁的具体方向和分布地点有不同的看法，不论是哪种说法，都涉及到了安西，也就是说，都和安西回鹘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一、“一支”说与“两支”说
1）“一支”说
西迁之后的回鹘，米诺尔斯基认为“其主要的集团前往（甘州）……似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王国”[1]；谷苞和钱伯泉赞成这一观点。
2）“两支”说
也有人认为，回鹘人似乎在鄂尔浑河逃往阿尔泰山后，与在那里的“葛逻禄人相汇合。当时回鹘人又***成了两个集团，一支趋向了吐蕃地区，而另一支则到达安西”。笔者认为，“两支”说是“一支”说的延伸和扩展。
羽田亨：西迁的回鹘人“疑或为庞特勤至部众一旦奔于葛逻禄，再二分而一奔吐蕃，一奔安西”[2]；桑田六郎、苏北海支持。
二、“三支”说
从过去至今，仍有些学者继续沿用“三支”说。即回鹘人是“分三支向西迁徙到天山和甘、凉之间”，分别到达甘州（张掖）、西州（高昌）、喀什和中亚，后形成“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
王日蔚：“且回鹘西走后分而为三，一居甘州，一居西州，一居葱岭西，各自为***，不想统率”[3]；
《***族史料简编》（上）[4]、司马平[5]、日本学者森安孝夫[6]、林幹[7]、周伟洲[8]、《回鹘史指南》[9]、田卫疆[10]和王锺翰[11]均持此观点。
可见，庞特勤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壹、安西回鹘的创建者是庞特勤吗？
由于历史久远，资料不丰富，回鹘汗室成员庞特勤究竟是哪只回鹘的可汗，一直备受争议，现就各方观点罗列如下：
1）魏良弢认为“喀喇汗王朝就是八四〇年西奔葛逻禄的回鹘王朝的汗族成员之一庞特勤建立”[12]
2）孙楷第、钱伯泉同意庞特勤是回鹘共主，杨圣敏也认为：“庞特勤遂自称可汗……所有西迁的回纥部落都奉之为共主……以庞特勤为可汗的西回纥汗国规模初具”[13]
3）刘义堂、高自厚认为庞特勤只是一位回鹘可汗
4）王锺翰认为庞特勤是高昌（西州）回鹘的创建者，“回纥有3支西迁……最大的一支由庞特勤率领，迁至今***东部，分布在金莎岭（今博格多山）一带，部众多达20万人，后来发展成为西州回鹘”[14]
5）艾合买提江·艾海提认为庞特勤是安西回鹘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回鹘共主。
贰、庞特勤受唐朝册封
高自厚在《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一文中，分析了《全唐文》记载中唐王朝册封庞特勤的三件文书：《议立回鹘可汗诏》、《遣使册立回鹘可汗诏》和《册回鹘可汗文》，来说明庞特勤的确受到了唐朝册封，虽然第一次国策诏书被劫，但第二次唐王朝另立诏文，重遣使臣，前往册命。
就这一史料，高的观点是，庞特勤是回鹘的共主，而阿合买提江·艾海提则认为，这是唐王朝对庞特勤的安西回鹘王朝的册封。
叁、安西回鹘所指何处
狭义上的安西指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所在地，始终指龟兹城。
广义上的安西指安西都护府辖境，即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或焉耆）四镇之地。庞特勤称汗的安西大约指东部天山的南麓，很可能指龟兹一带。哈密屯的观点与此类似，他在《五代回鹘史料》中说：“在唐代，按相爱大致是指今***，更具体地说就是今***的库车成，当时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因此，第二支回鹘人（指奔安西的一部分）到达了天山内外的某一地区，即龟兹和别失八里之间，与吐蕃所统治领上的边境遥遥相望。”
肆、关于安西回鹘王朝的研究
持“三支”说的学者多不谈“安西回鹘国”，而持“二支”说者则多肯定“安西回鹘国”的存在。
1）钱伯泉眼中的安西回鹘是时间上的区别，后一个才是庞特勤创建的。
2）阿合买提江·艾买提：“过去所谓庞特勤西奔中亚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和庞特勤在甘州称汗实在是误解，而很多史料却反复说明庞特勤后来到了焉耆，自称可汗，建立了历史上的安西回鹘王朝。“
阿明确指明庞特勤是创建者，并对该王朝进行了很详细的论述。“庞特勤统治时期，安西回鹘王朝的疆域，东达甘州，西邻萨曼王朝，南至于阗，北接黠戛斯，安西回鹘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庞特勤自然成了回鹘的共同可汗，以致于我国史书中出现了所谓庞特勤居‘甘、沙、西州’这记载。”
文后还鲜见的附有安西回鹘王朝世系，更有力的论证了安西回鹘王朝的存在和历史地位。（作者单位：***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264页，转引自安部建夫《西回鹘国史研究》，1955年3月京都汇文堂书店出版；[日].安部健夫 著 宋肃瀛 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乌鲁木齐
[2]转引自桑田六郎《唐宋诸代回纥衰亡考》，详见下一注释
[3]王日蔚，《唐后回鹘考》，《史学集刊 第1期》，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1936年
[4]冯家升等编：《***族史料简编》，第2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5]司马平，《回纥历史略述》，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1号；《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1919-1981》，林幹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6]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译，《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1919-1981》，林幹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7]林幹，《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1919-1981》，林幹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8]周伟洲，《也谈******族族源问题》；《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1919-1981》，林幹主编，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9]《回鹘史指南》，孟凡人，黄***华主编，***梁 刘戈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64页
[10]田卫疆，《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11]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陕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12]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13]杨圣敏，《民族研究文集 国际学术交流卷》，丁宏主编，2006年，第415页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一、认清题型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等方法，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练、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历史小论文正是议论文中的一种。
历史小论文题是近几年高考，特别是新课改之后出现频率很高的题型之一。高考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是通过对某段给定的材料谈谈个人的观点看法，从而考查学生论由史出、史论结合的批判、分析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导向。当然，它的命题特点也是以自主研究性学习为方向，以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为答题的原则，以开放性的答题形式，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历史小论文一般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
自从2001年在上海高考历史试卷中首次出现小论文题型之后，其有效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以考促教”、促进自主学习、引领教学改革、助推课程改革及其保持试题必要的区分度等考查功能的优势逐渐更多地被考试命题者所认同，并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省份历史高考试题的必选题型。然而，对于该题型，学生们的答题却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的不够重视，更有对该类题型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而导致针对性复习举措的无力、低效使然。为攻克这一复习难题，我认为历史教师必须客观审视小论文题型的考查意义及其命题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
二、日常训练
在历年高考试卷中，历史小论文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论题，要求考生论证说明某一历史观点，另一种是史料题，要求考生从给出的史料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正常来说，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可以反映出学生历史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水平，与大学历史专业课考试题型接近，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挑战度。
历史小论文写作既要符合写“论文”的正常要求，又要体现“历史”的固有特点。所谓“正常要求”，就是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所谓“历史特点”，即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点要尊重史实，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判断；论据要务实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
在日常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小论文的写作，就像语文作文的写作一样，把它当成长期性的一个学习任务来完成，让学生熟悉这一题型，在规范化的训练之后，能够有效运用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中肯地表达个人的观点。
教学生写历史论文，要让学生能透过历史事物的现象看到历史人物或者事物的本质。比如评价秦始皇，我会首先让学生思考、讨论这几个问题：有人评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劳盖世，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同时，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这一浩大工程？为什么秦王嬴***自称“始皇帝”？大秦帝国到了二世就亡国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实现……由上述问题，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使学生懂得这样的道理：历史发展自有其所属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样，学生写起论文来就会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三、解题技巧
笔者将以江苏2011 年高考历史卷真题为例，来分析在实战过程中如何快速理清题意，做出答案。首先要仔细阅读材料，找出题目中的关键词，明确观点。很多学生，在紧张的考试氛围里，时间紧张，草草阅读题目但不能充分理解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因为题干中的论点也不是很充分，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要求我们必须先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哪些可以作为“关键词”呢？大体上材料中的主体或者是围绕的中心，反映了材料的意思和要旨的词语可以作为材料的“关键词”。其次要联系已经掌握的知识，堆砌论据，安排结构。正常来说，高考试题中小议论文的材料应该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但切入的角度可能比较新颖。但对我们学生而言，都不会陌生到没有话写，否则也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一点社会、家庭都有共识。但是学生历史水平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应试教育。虽然学习是一个人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主动性的过程，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的学习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学习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能实用的就学，要中孝、高考的就学，其它的马虎过去就行了，这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二是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过时，手段单一，教学方式死板。教师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压式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压抑学的个性，影响学的思维，使本身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离历史越来越远了。这也属于应试教育的问题，当然，它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
当前历史特别是初中历史教育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从教学思维、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乃至教学评价的全方位的转变。在短期内，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意意味着在学习动力系统中学历史的需要和动机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要寻求学的动力，我们只能从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从学的兴趣入手。而历史学科的特点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条件。
从上期开始我和另外两位老师承担了一项如何提高学学习历史的兴趣的科研课题。课题的重点在于寻求提高学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手段或教育模式，以达到提高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能的目击的。在科研过和中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历史知识的文学化
1、故事化
许多学对先人的丰功伟绩、各种事件的动人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普遍希望老师
能以讲故事的方工来讲述历史。据我们课题组对初一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50%的学欢迎的教学方式是讲故事。诚然，老师讲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学生，而是将课文作一改编，使课文的主要内容贯穿于故事中去，这样，既能使学生引人入胜，又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这种方法对老师的语言表研究室能力、文字驾驭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2、诗歌化
在古文学中，诗歌是高度凝缩的文学。优秀的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带入历史情境中去，并迅速产生共鸣。如讲三国鼎立这一课时，由苏轼的赤壁怀古引入，使学的思绪随着滚滚的长江飞向樯橹灰飞烟灭的古战场，从而迅速切入主题。在讲乐府诗时着重讲十五从***征一诗，通过老师饱含激情的朗诵和讲解，使学生体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总结出乐府诗的特点。
3、戏剧化
讲台是教师的舞台，也可以是学生的舞台。初中历史的事性为学生扮演历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战国七雄那一课讲商鞅变法，可以编一历史短剧商鞅舌战公孙龙，找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商鞅和公孙龙，辩论是变法这是守祖宗之法；讲国境内的远古人类可以让学生扮演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或自述历史，或二者、三者对话。通过戏剧化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热情，使学生临历史的情境中去感受逝去的久远的历史，从百增进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历史知识的形象化文物（模型）***片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文物是史实的实证，历史***片是史实某一瞬间的再现。前者以如山之铁证，后者以具体形象，给学生形成历史观念，历史概念提供丰富的可靠的想象根据和判断根据。并能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记忆。历史文物反映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教学中运用历史文物，能有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工艺术修养。通过历史***片，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1、幻灯教学
幻灯教学是当前普遍运用于历史课的电教手段。
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有关的文物***片、历史地***或历史***表等在课堂上的放映，便于教师配合***像进行讲解。它的作用虽类似挂***，但是，比挂***更迅速、更准确、更逼真地反映历史***像。因此，教学效果远远超过演示挂***。
2、录音教学
近年来录机已迅速普及，在历史教学上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加强历史的生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丰富教学内容，其运用方式除上述放映幻灯时，用磁带配上解说或音乐，以增强视听效果外，还可收存与教学有关的声响资料，以配合使用。
3、电视和录相教学
电视和录相教学是声音和***像的最佳结合，它能使历史教学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它能以多种方式剌激学生的大脑，能把已逝去的历史现象有血有，肉的复现出来，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强记忆的效果。当然，以上的一些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过这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领域，也是我们在教学手段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三、历史知识的个性化
历史知识个性化的特点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讨论会、演讲会、写历史论文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历史，***地作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价，它强调学生的活动。
1、专题讨论会
为开拓学生视野，培养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一些报刊上有争论的，又有教育意义的材料或直接就书上的人物、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展开讨论。专题讨论可开阔学生的眼界、形成历史思维，从而培养分
析归纳能力和从现象在场看本质的能力。
2、历史演讲会
在学生讲故事的基础上，选择内容较好、思想性强的材料，由表达技能较高的同学，举行历史故事演讲会，并进行评比。这对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都将起一定的作用。
2、历史论文
对初中学生而言，历史论文属较高要求，在此略去不讲
四、历史评价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历史评价中，评论学生学习好坏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这固然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它不利的一面也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同学一直不能受到老师的肯定或表扬，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失去对历史的兴趣，从而历史教学任务和目标很难完成。历史评价的多样化，就地要示老师创造各种机会，给一同层次的学生以肯定，使学生能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历史。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一点社会、家庭都有共识。但是学生历史水平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应试教育。虽然学习是一个人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主动性的过程，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的学习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学习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能实用的就学，要中孝、高考的就学，其它的马虎过去就行了，这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二是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过时，手段单一，教学方式死板。教师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压式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压抑学的个性，影响学的思维，使本身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离历史越来越远了。这也属于应试教育的问题，当然，它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
当前历史特别是初中历史教育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从教学思维、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乃至教学评价的全方位的转变。在短期内，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意意味着在学习动力系统中学历史的需要和动机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要寻求学的动力，我们只能从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从学的兴趣入手。而历史学科的特点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条件。
从上期开始我和另外两位老师承担了一项如何提高学学习历史的兴趣的科研课题。课题的重点在于寻求提高学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手段或教育模式，以达到提高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能的目击的。在科研过和中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历史知识的文学化
1、故事化
许多学对先人的丰功伟绩、各种事件的动人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普遍希望老师能以讲故事的方工来讲述历史。据我们课题组对初一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50%的学欢迎的教学方式是讲故事。诚然，老师讲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学生，而是将课文作一改编，使课文的主要内容贯穿于故事中去，这样，既能使学生引人入胜，又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这种方法对老师的语言表研究室能力、文字驾驭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2、诗歌化
在古文学中，诗歌是高度凝缩的文学。优秀的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带入历史情境中去，并迅速产生共鸣。如讲三国鼎立这一课时，由苏轼的赤壁怀古引入，使学的思绪随着滚滚的长江飞向樯橹灰飞烟灭的古战场，从而迅速切入主题。在讲乐府诗时着重讲十五从***征一诗，通过老师饱含激情的朗诵和讲解，使学生体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总结出乐府诗的特点。
3、戏剧化
讲台是教师的舞台，也可以是学生的舞台。初中历史的事性为学生扮演历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战国七雄那一课讲商鞅变法，可以编一历史短剧商鞅舌战公孙龙，找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商鞅和公孙龙，辩论是变法这是守祖宗之法；讲国境内的远古人类可以让学生扮演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或自述历史，或二者、三者对话。通过戏剧化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热情，使学生临历史的情境中去感受逝去的久远的历史，从百增进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历史知识的形象化文物（模型）***片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文物是史实的实证，历史***片是史实某一瞬间的再现。前者以如山之铁证，后者以具体形象，给学生形成历史观念，历史概念提供丰富的可靠的想象根据和判断根据。并能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记忆。历史文物反映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教学中运用历史文物，能有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工艺术修养。通过历史***片，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1、幻灯教学
幻灯教学是当前普遍运用于历史课的电教手段。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有关的文物***片、历史地***或历史***表等在课堂上的放映，便于教师配合***像进行讲解。它的作用虽类似挂***，但是，比挂***更迅速、更准确、更逼真地反映历史***像。因此，教学效果远远超过演示挂***。
2、录音教学
近年来录机已迅速普及，在历史教学上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加强历史的生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丰富教学内容，其运用方式除上述放映幻灯时，用磁带配上解说或音乐，以增强视听效果外，还可收存与教学有关的声响资料，以配合使用。
3、电视和录相教学
电视和录相教学是声音和***像的最佳结合，它能使历史教学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它能以多种方式剌激学生的大脑，能把已逝去的历史现象有血有，肉的复现出来，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强记忆的效果。当然，以上的一些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过这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领域，也是我们在教学手段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三、历史知识的个性化
历史知识个性化的特点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讨论会、演讲会、写历史论文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历史，***地作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价，它强调学生的活动。
1、专题讨论会
为开拓学生视野，培养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一些报刊上有争论的，又有教育意义的材料或直接就书上的人物、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展开讨论。专题讨论可开阔学生的眼界、形成历史思维，从而培养分析归纳能力和从现象在场看本质的能力。
2、历史演讲会
在学生讲故事的基础上，选择内容较好、思想性强的材料，由表达技能较高的同学，举行历史故事演讲会，并进行评比。这对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都将起一定的作用。
2、历史论文
对初中学生而言，历史论文属较高要求，在此略去不讲
四、历史评价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历史评价中，评论学生学习好坏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这固然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它不利的一面也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同学一直不能受到老师的肯定或表扬，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失去对历史的兴趣，从而历史教学任务和目标很难完成。历史评价的多样化，就地要示老师创造各种机会，给一同层次的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林窒壬，生于1916年3月，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至内蒙古支边，从事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1979年转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1990年离休后，受学校返聘，继续承担科研任务及参与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
林纸淌谟幸欢蜒术头衔：蒙古史学会理事、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被选为第五届内蒙古***协委员，1988年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5年3月，在有356万人参与投票的第五届“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活动中，林窒壬入选。正如颁奖词所言：“五十多年支援边疆、扎根大草原，矢志不移、学术拓荒；三十多年潜心北方民族史，硕果累累，声名远扬！九十九岁高龄，为他热爱的内蒙古，还在执着着他的执着，梦想着他的梦想！”
他从1961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已跨半个世纪，而林老也已过期颐之年。
林窒壬经世致用，深耕北方民族史，致力于民族团结，以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铸就“当代昭君”之魂，成为学术泰斗、学人典范。
披肝沥胆写草原春秋
治学的道路是艰辛的。研究历史，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要具有拓荒的勇气和超拔进取的精神。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林窒壬就开始进行北方少数民族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仅匈奴史资料就收集了好几箱。“”当中，这些资料遗失殆尽。 “”后，他从头做起，首先编印出版的就是《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书中选录了近百年来国内外的匈奴史论文100余篇，成为当时收录古代少数民族史论文研究最多的文集之一，奠定了他在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地位。内蒙古大学教授马骥曾透露，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抠得很细，连一句话、一个资料的出处都要找到最原始的那个东西”。 林先生治学，不仅严谨，且具有收放自如的张力，他“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并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并重”。边疆史，曾经是比较冷僻的史学门类，却也是“另一半的中国史”，正是先生的目光敏锐，论述精湛，才得正本清源；正是先生之***思考，敢于创新，才使许多著作解决了国内外学者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其论点多为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99年10月，林窒壬在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提出的“公元91年由中国西迁的匈奴人是匈牙利民族族源的一部分”论点，语惊四座，得到与会各国学者，特别是匈牙利学者的赞同。同年11月17日，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播出了林先生的演讲。匈牙利原***、著名地理学家康德・保罗・特里基后来发表文章说：“我骄傲地承认，我们是来自亚洲的民族。”（《t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24期）
着眼历史，t望未来，才是经世致用之学。针对***中华民族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泛突厥主义的“***地区一贯***论”等说法，林窒壬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深刻而精微地阐述了历史上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北方少数民族的同化与汉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等问题，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
先生治学，披肝沥胆，皓首穷经。学界将其研究成果分为综述、编制工具书、形成专著三个方面。就其专著而言，学术深度可以用“理论、实践与新知”来概括。仅仅就先生出版的19种著作，学界分为如下几类：历史研究类6种：《匈奴史》《匈奴通史》《突厥史》《回纥史》《东胡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工具类书3种：《匈奴历史年表》《匈奴史料汇编》《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史论类4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通论》《内蒙古民族团结史》《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文化史类4种：《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历史与文化》《昭君文化丛书》《塞北文化》；文化选集2种：《匈奴史论文选集》《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从1977年出版《突厥史》到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史》。21年，洋洋万言，鸿篇巨制，铸成了北方民族三大族系的系统工程，先生被称为“北方民族研究之纛，塞北文化探源之星”（穆鸿利，东北师范大学博导）。
正如史学界评述，林窒壬对匈奴、突厥和东胡三大族系有深入研究，堪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之执牛耳者。林窒壬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和雄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史诸问题，把握我国的现实民族关系大局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先生教学，不仅言传，更重身教。他除了在内蒙古大学授课，也经常应邀到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院校讲学。上个世纪80年代，林窒壬还受内蒙古***的委托，在自治区厅以上干部大会上，讲民族团结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的民族***策问题。如今，先生已是桃李满天下， 在2009年民盟内蒙古区委和内蒙古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研讨会暨庆祝林窒壬学术生涯60周年座谈会”活动中，他的学生、史学界同仁纷纷前来，后来者以“面对林郑像面对一部缀满注释与索引的史书”的评价来表达敬仰。
矢志不渝铸民族团结事业
林窒壬多年深耕北方少数民族史，他的研究纵横捭阖，从人类学的大视角充分阐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我国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充满了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却从未间断，不同民族之间在***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接触和影响，包含着互助、友好、合作等因素，推动着民族关系的不断改善、不断前进。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发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多种文化风云激荡、交相辉映，铸就了灿烂的北方历史画卷。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先生与内蒙古大学的几位教师合作，写出了《内蒙古民族团结史》（远方出版社，1995年），叙述内蒙古地区古往今来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阐明民族团结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及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中的作用。该书荣获1996年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1979年他主持编著了《昭君与昭君墓》一书，2003年担任了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编了五卷本的“昭君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分别是《昭君文化研究》《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昭君论文选》《昭君***册》，对昭君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明确提出了“昭君文化”的理念。“昭君文化”的提出，不仅提炼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历史精神，传承了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和合”思想，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文明的冲突”的层面上（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预见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即他称之为的“断层线战争”），重新重视“昭君文化”及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民心相通”的文化基因，对促进经济转型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布局将有巨大推动作用。而由此充实和扩展了“昭君文化节”的内容，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也显示了其深远影响。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中华文化的深刻跃迁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契机。“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一方面，我们需要文化和艺术来提升我们民族的素质与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呼唤和产生越来越多的超越本土地域性的文化成果，发出中华文明对于全球的世界性言说。
林先生知行合一，热心民族团结事业，多年来，与回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同事真诚相处，合作共事。支边扎根到内蒙古后，更是与这里的少数民族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他教育子女，嘱咐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忠于祖国，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现在，我们看到，正是这良好的家学、家风使得他的大家庭书香浓郁、人才辈出。
“一脉文心传万代。”林窒壬治学为人师表，筚路蓝缕，知行合一，成就“当代昭君”，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期颐之年，学术之巅。让我们后来者高山仰止。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历史教材跨越时空之宽，信息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教材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中学生来说并没有生活经历或生活体验。但并不是课程资源现代化了就是教学现代化了，多媒体网络资源只能是课程资源中的一种，不能从根本上取代教师的地位。教学中，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条件、自身特点采用适当的课程资源，为教学锦上添花，让历史教学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一、让学生仿制古物
以往的历史教学，我们都习惯于拿着现成的教具展示给学生，虽然学生能直观的看到但对它如何制作的过程，如何体现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却感受不到，而且课堂展示一闪而过，对学生印象不深，针对这些弊端，在教学中我大胆改变了教学中这一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引导学生仿制文物。我给学生提供仿制文物的选材要求，剩下的就是学生回家自己找材料制作，我们的交件日期一般都是以一个月为准，因为有些文物需要埋在地下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逼真的程度。我们的学生先后仿制了甲骨文、半坡遗址模型、大汶口遗址模型、汉代画像砖、赵州桥、彩陶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的教学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观看影象资料
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我多次带学生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片《鸦片战争》，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反映二战时期苏德战场的影片《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三、写作论文
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城市建设》，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骋，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四、历史剧表演
为再现历史事件中典型的故事情节，我们让学生表演历史剧，当然这很花时间，事先得准备一段日子，教师拟好主题，学生表演各个角色，故事情节和对白都由学生自编自导，但不能偏离主题，必须体现书本中要求的基本知识点。我们表演的历史剧《张骞出使西域》，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道具，如：汉武帝的皇冠，张骞手中的汉节，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服装等。学生自己准备西域的物产，葡萄、核桃、苜蓿等。表演时，他们的演出是那么的投入，汉武帝想通西域时的急切心情，张骞的刚毅与勇敢，西域各民族的热情与好客，匈奴的强悍与凶猛都通过学生的表演栩栩如生……表演历史剧这种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展示了学生的表演才华，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个性与能力都得到了挖掘与升华，保持了学生学习的旺盛热情。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1．利用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还可以有目的地针对课题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些主题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1．1写作论文。写论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为了培养一种科学的探究的态度，理性的思维方式及对人和事的客观评价能力，这正是我们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所要达到的目的。历史论文的选题很多，针对高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程度，我认为采取教师定大选题，学生自主决定小选题的方式是比较恰当的。
学生论文完成以后一定要对学生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通过成绩评定了解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例如，在高2003级，我将史学界对辛亥***成败的争论观点介绍给同学们，让同学们自己选择与之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历史小论文。结果，同学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论文题目丰富多彩。如：
“辛亥***――一次失败的伟大***”
“辛亥***――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动力”
“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看辛亥***的功与过”
……
1．2写作调查报告。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历史和现实是割裂不开的，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选取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话题，让学生经过实地调查、思考以后，写出调查报告，不失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好方法。
例如，在高2003级，结合对“”一章的学习，我要求学生通过采访自己的父母或周围熟识的曾经当过知青的人，结合查找与当年知青运动相关的资料，写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的调查报告，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学生们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回顾了知青们的苦难历程，探讨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和给全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也谈到了这场运动给自己带来的震撼和感慨，还有的对如何认识这场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女同学在报告中写道：“历史证明，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对于这场运动的巨大失败和深远影响，我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诚然，知青上山下乡绝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为了掩饰这场运动的过失而刻意夸大那些益处，却是一种危险的倒退。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去认真地了解和认识那段历史，因为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历史不再重演。”
2．利用灵活多变的考试形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中学阶段的历史学习离不开对学习情况的检测――考试，我们可以利用改革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题型等方式来促进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在初中可以将历史考试分为笔试和实践两部分。“实践”包括制作电脑课件、仿制文物、写历史小论文、画历史题材的漫画、编辑历史小报等，实践成果公开展示、公开评议。这种考试形式体现了重视学生参与，重视学习过程，让学生用自己的眼光诠释历史，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高中也可以在试卷中增加有创新的开放性试题，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等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留下更多的空间去自由发挥，以此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目的。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学习观念、教学方式、论文写作、
中***分类号： G64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方式的变革——要着眼于学生的终生发展，由传统的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要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提升。而要做到这些要求，关键是教师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当然，新课程改革，并不是就要彻底的否定传统教学——中国数千年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教学思想仍是我们要继承的瑰宝，应试教育中的有意义接受式学习也因其合理的成分而受到西方教育学家的重视，再加上考试评价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新课程改革应是对传统教育继承基础上的更新和补充，而不应该是彻底否定应试教育的走极端的“花架子”、形式主义。 在对新课改理念的深入学习体会下，我一方面不断研究学习《历史课标》与教学大纲，一方面在实际的教学中不断的开拓创新，大胆尝试和探索。在教学实践中作了一些尝试，现就将自己在教学中的几点心得和体会谈出来供同行讨论
二、让学生仿制古物
以往的历史教学，我们都习惯于拿着现成的教具展示给学生，虽然学生能直观的看到但对它如何制作的过程，如何体现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却感受不到，而且课堂展示一闪而过，对学生印象不深，针对这些弊端，在教学中我大胆改变了教学中这一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引导学生仿制文物。我给学生提供仿制文物的选材要求，剩下的就是学生回家自己找材料制作，我们的交件日期一般都是以一个月为准，因为有些文物需要埋在地下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逼真的程度。我们的学生先后仿制了甲骨文、半坡遗址模型、大汶口遗址模型、汉代画像砖、赵州桥、彩陶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的教学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观看影象资料
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我多次带学生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片《鸦片战争》，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反映二战时期苏德战场的影片《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四、写作论文
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城市建设》，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骋，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五、历史剧表演
为再现历史事件中典型的故事情节，我们让学生表演历史剧，当然这很花时间，事先得准备一段日子，教师拟好主题，学生表演各个角色，故事情节和对白都由学生自编自导，但不能偏离主题，必须体现书本中要求的基本知识点。我们表演的历史剧《张骞出使西域》，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道具，如：汉武帝的皇冠，张骞手中的汉节，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服装等。学生自己准备西域的物产，葡萄、核桃、苜蓿等。表演时，他们的演出是那么的投入，汉武帝想通西域时的急切心情，张骞的刚毅与勇敢，西域各民族的热情与好客，匈奴的强悍与凶猛都通过学生的表演栩栩如生……表演历史剧这种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展示了学生的表演才华，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个性与能力都得到了挖掘与升华，保持了学生学习的旺盛热情。
类似上述形式的做法还有许多，如带学生去阅览，举行小报展，展开社会调查，在此不一一列举，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既保证教学内容按期完成，又能开展如此多的教学活动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合并课时，调整教材，这样做既能节约出课时，又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连贯性。
民族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策、羁縻***策和以夷制夷的***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书（《通典》与会要）、***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争中牛***重科举，李***重门荫；牛***主姑息藩镇，李***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进步，李******；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治利益的牛***。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