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可能有人会想龙游不过一江南小城，怎么会有大商帮的存在，后来才知道龙游历史上倒真的有一个当年堪称部级的大“帮派”。其实爱看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人会发现，在他的小说中曾提到过“龙游帮”。当然，此帮非彼帮，这个大“帮派”系明清时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在中国历史上，这批从浙西山区走出来的商人，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鼎盛于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的龙游商帮，自光绪以后其活力之源竟宿命般逐渐枯竭，弹指间奢华烟消云散，惟有从龙游境内300多座明清建筑的残瓦断垣中，依稀还能感受当年的气度。在这大起大落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纵呢？
龙游商帮的诚信之道
龙游商人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及“以儒术饰贾事”。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坚持而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这也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立身之本，精益求精，所造之纸，质量上乘，且比同行出产的同一件纸号要重十多斤之多。他还从把握造纸生产流程每个环节入手，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享誉大江南北，历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其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龙游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
遍地龙游之说
驰骋于商界的龙游商帮，其经营区域甚广，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史书记载：龙游商帮商人“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说。明万历年间流传的“遍地龙游”之民谚，有力地说明了龙游商帮与享有“钻天洞庭”、“无徽不成镇”等美誉的洞庭商帮与徽州商帮一样，都是明清时期称雄商界的颇有影响的地域商帮。龙游帮商人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闽粤诸地，而且还一直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如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
龙游商帮这种开拓进取、不畏艰辛、不恋家土的敬业精神，和现在温台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温台地区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求生路，宁愿背井离乡，在外面开阔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积累之后，他们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识、经验及外界人缘等资源向亲朋好友扩散。温台经济发展最初的冲动来自于民间，由卑微又见多识广的民间能人推动、发动。遗憾的是龙游商帮的创业冲动却未能上升为浙西地区的区域人文精神，其可贵的商业精神最终仍淹没于强势农耕文化中。
到民国时期，连龙游本地商业也几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遍地龙游”之说也渐成绝唱。
龙游的开放胸襟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有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入，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然而随着龙游商帮的没落，这方曾经如此大气十足的土地，反而渐生一种“排外”情结。
“儒商”的悖论
后人在叹惋龙游商帮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于历史舞台时，多把原因归结为当时的交通变化及战乱。然而外在的条件变化并非根本，如二战过后的德、日两国仍然能于满目疮痍中复兴；温台地区的商业传统虽几经抑制却是“春风吹又生”。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唐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然而文化优势能助龙游商帮成就一个个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却注定龙游商帮走不了太远。地处南宗儒学中心的浙西地区，历代方志在记述商业和商人时，都是低调处理。浙西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等浙东南地区，却批判地继承了朱子理学，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永嘉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金华吕学”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金华等地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而衢州、龙游虽有柯山、清献、凤梧等大书院，但这些书院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也无一流名家学者，因此即便历史上因缘际会出现了龙游商帮这样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也未能与之结合，产生充满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区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以至几次与经济腾飞的契机错失交臂。
时光流逝，冲淡了龙游商帮创立的辉煌业绩，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浙西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迎来浙西新一代“商帮”的复兴？这才是当前研究龙游商帮历史的鹄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