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主题展中，有一张《20世纪30年代工部局董事合影》(以下简称《董事合影照》)，说明词是：“五卅运动后，中国籍董事进入董事会。这是工部局中外董事合影”，没有标明确切的年份。《档案春秋》杂志上也刊登过这张照片，同样没有标明年份，让人无法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董事会。
笔者根据自己所看到的一些书籍，对照片作一番简略的查考，并对照片中一些人物作一个介绍。
将照片放大之后，从左往右数，可以看到在第四和第五人中间的背面墙上有日历。虽然比较模糊，但是表示日期的“20”还是可以看得出的。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以下简称《会议录》)中查得：1930年代工部局董事会选在20日开会的有两届，会议日期分别是1933年4月20日和1939年4月20日。1933年的那届董事会组成人员有14人，“出席者：安诺德、贝尔、樊克令、船津辰一郎、哈理士、徐新六等先生、麦克诺登准将、麦西、冈本乙一、雷文、袁履登、虞洽卿等先生、总裁、总办”，“缺席者：贝祖诒、胡孟嘉先生”。1939年那届董事会组成人员也是14人，“出席者：高尼煦、樊克令、赫兰、奚玉书、恺自威、江一平、麦道南、米基尔、冈本乙一、鲍惠尔、杉坂、袁履登、虞洽卿、总裁、总办”，“缺席者：郭顺”。在这两次会议上，都选出了总董和副总董。1933年那届，总董为贝尔，副总董为安诺德；1939年分别是樊克令、恺自威。开董事会议时，总董自然坐在会议桌的中间，搞清楚合照坐中间者是谁，大致上就能够确定《董事合影照》是摄于哪一年的年份了。
在1935年出版的英文版《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上有贝尔和樊克令的照片，和展览中的照片一比较，就很清楚中间那位是贝尔。贝尔，英文姓名全称是Alexander Dunlop Bell，又曾翻译为阿力山大・邓・白尔。《会议录》及其他一些书籍记载了他的大致生平：英国人，1873年11月14日出生。1907年2月来沪，入泰隆洋行(Barlow&Co．)做事。自1910年起任该洋行***，直到1930年。担任过英商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及顾发利公司董事，并是雷士德基金会理事(财产托管人)、跑马总会干事、上海总会及斜桥总会会员。最初是在1918年1月2日被工部局董事会提名担任地产委员会委员，代表工部局参加1918年地产委员会工作。后又担任工务、公用事业、电气、西人教育、财务、税务、上诉委员会委员，董事，副总董。1932年4月14日被选为总董，1933年4月20日再次被选为总董。1934年4月4日，贝尔主持了最后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副总董在提到这是贝尔先生最后一次主持董事会会议时，代表全体董事对贝尔先生将终止与董事会的联系表示遗憾并对他致力于董事会工作表示感谢，在他担任总董期间，他的耐心和仔细认真的作风以及他在主持会议商讨董事会各项事宜中所表现的才干，可与他在考虑所提出的一切观点时那种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态度相比拟，在一致通过建议向贝尔先生所作贡献鼓掌表示感谢时，副总董衷心祝愿总董尽隋欢度他理应享受的假日。”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至于樊克令，他的资料比较多些。据《上海租界志》的介绍：他的全名是Cornell Sidney Franklin，生于1892年，美国人。1921年秋来华，1922年1月与弗莱明、阿乐满合组律师事务所(或称美国礼明樊克令阿乐满律师公馆，Fleming Franking&Allman)；1932年与哈灵顿合组律师事务所。曾是上海总会、虹桥拍球总会及美国协会会员。1933-1935年任工部局董事，1936年任副总董，1937年-1939年任总董。太平洋战争时被囚禁，战后继续执律师业．并当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上海美童学校校董、美国乡村总会会长等，为上海美侨领袖。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回国。《董事合影照》上右面第一位就是他。
仅仅根据这两人同时在董事会议上出现，已经可以断定这张合影照片应该摄于1933年。
顺便介绍一下这张照片上其他可以确定的人物：
安诺德，全名Harry EdwardArnhold，又被翻译为安拿。英国人。1879年1月16日生于香港。受教育于英国，1899年11月来到上海。1923年任英商会会长。后担任瑞机器船厂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祥泰木行有限公司、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远东保险公司总董；又曾经任英商业广告公司经理、华懋饭店有限公司经理、扬子集资公司(Yangtsze Finance co．Ltd．)经理、扬子保险公司经理等。是上海总会、斜桥总会、跑马总会会员。1928年4月19日任工部局董事，1929年4月18日被选为总董。1930年3月5日，因为在纳税人大会上没有被选为下届董事，他认为“对他说来，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辞去了工部局董事之职”。1932年4月14日，被选为副总董；1933年4月20日再次被选为副总董。1934年到1936年均被选为总董，此后就没有什么讯息了。直到1941年11月6日，上海面临供给困难，工部局想对分派食物等进行控制，要做到这点，先要统计人口，因此想成立一个委员会，总裁兼总办建议由袁履登、安诺德和冈本一策为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副总董，理应坐在总董边上，但在这张合影照上他坐在左侧第二位。安诺德的特点是高鼻子，头谢顶。
左侧第一位是雷文(Frank J．Raven)，在《上海租界志・人物》中称其为“蕾文”；同书《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表》或译“蕾文”，或译“雷文”。在其他一些书中，也有译成“礼文”的。美国人，1875年生。1904年1月6日来华，服务于上海工部局工务处三年。1907年脱离工部局自组中国营业公司，任经理，进行地产投机。以后陆续建立不少公司和银行，形成名噪一时的雷文企业集团，在上海大肆从事投机活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任工部局董事。1935年因过度投机而破产，并被美国在华法院判刑。
右侧第二位是哈理士(Ernest Frederick Harris)，又译为赫礼氏。生卒年月不详，可能是加拿大人。曾任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后来这个公司被并入于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及华洋人寿保险公司。他本人1933年和1934年任工部局董事。
右侧第三位是麦西(Philip Walmslev Massey)，或被翻译为马赛。英国人，1898年来华，服务于泰和洋行至1923年。1924年为新泰和洋行***。同年4月17日被选为工部局董事；1925年和1926年都任副总董。1929年、1932年、1933年、1934年又曾任董事。
左侧第三、第四位是日本人：船津辰一郎、冈本乙一。由于笔者手头没有他们的照片，现在还无法比对。
参加1933年那次会议的中国人有三位，分别是徐新六、袁履登和虞洽卿。能从照片上辨认出来的有两位：虞洽卿和袁履登。虞洽卿坐在总董的右手边，从照片上从右往左数是第五位。这人大家比较熟悉，简略介绍一下：他生于1867年，浙江镇海人。1929年至1940年连续当选为工部局华董。1936年7月，工部局在一些华董的提议下，为纪念虞洽卿先生七十寿辰和他致力公共事业55周年，把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今中路)，以此感谢虞洽卿为整个上海所作的贡献。抗战爆发后，在工部局的支持下成立上海难民救济会，任理事长。1940年秋赴重庆，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从右往左数第四位是袁履登。他生于1879年，原名贤安，改名礼敦，字履登，浙江宁波人。1928年当选为工部局第一任华董，并连任此职至1934年。抗战爆发后，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秘书长。1939-1941年再度任工部局华董，1942、1943年任副总董。1940年时附逆投敌，历任伪上海市商会主任委员、伪上海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因***罪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7年。但因袁履登病重，被允许保外执行。1948年2月，逢大赦，被释放后移居香港。1951年返回上海，1953年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0年，免予执行。次年12月病死在上海。
至于徐新六，在照片上找不到他。文章开头提到有十二个人参加会议，《会议录》英文部分，也提到出席会议的是十二人，但照片上仅有十―人，缺的就是徐新六。究竟是什么原因，无法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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