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冯沅君的作品不仅生动鲜活地表达了“五•四”时期时代青年男女的思想、情感和心理，通过对爱情理想和爱情认知过程辛苦历程的展现，表现了知识女性女性主体的真实存在和觉醒的艰难历程，同时，还是一部反映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宝贵文献。
关键词：冯沅君 爱情 女性主体意识
爱情作为社会关系最为集中的体现，它既是指涉自我身份最本己的场域――身心的关系，又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位，而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爱情成了表述个人主体的核心能指，是女性与社会产生联系的最主要环节，爱情问题集中涉及了与女性主体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文化问题，是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它不仅是女性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最为熟悉的领域，也是女性与自我命运抗争、选择的起点。当“五•四”女性满怀激情地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才发现她们既没有历史和空间，也没有语言，只有在社会文化的缝隙中用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语言去自我言说。冯沅君就是这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启蒙话语与男性话语的断裂处，寻找到了女性话语的空间，通过爱情追寻女性的真实存在，追求自我主体的存在方式。
一、爱情作为女性与命运抗争、选择的起点
在中国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中，“爱情”一词却长期失落，在传统封建礼教的制约下，婚姻的夫妻关系倍受重视，而婚姻中的个人情感与个人幸福根本没有立锥之地；在封建礼教秩序下形成的婚姻制度饱含着“门当户对”、光耀门楣、传宗接代之类的社会性内涵，与爱情成为了两个毫无关系的所指，言“情”只言伦理之情，“儿女之情”是痴，是魔，是“笔端罪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宝黛的痴心泪，感叹“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蒲松龄也只能在《聊斋志异》中借鬼狐来抒写男女之情。就连鲁迅也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封建礼教的桎严重破坏了人的正常的健康的情感认知能力。在现代女性文学史中，正是冯沅君第一个大胆地裸地描写爱情，真诚地展现女性恋爱心理和爱求，迈出了中国女性开始冲出封建伦理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形态的约束的第一步；以女性主体的身份寻找爱情，阐释爱情，建立这新型的现代爱情理念，并以爱情作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和成长的起点开始了女性自我言说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然而两性不同的性别境遇，使男人与女人对待爱情的态度迥然不同。“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男人在生命深处把自我确认为一个生活的主体者，爱情只不过是其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对女人来说，在封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驯化下所形成的女性本质和女性角色，都是以被动依附为核心，以服从奉献为使命，这就决定了女性在爱情生活中沦为附庸的客体处境。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爱情是女人的最高成就。巴尔扎克说：“在最佳的生活当中，男人的生活是名，女人的生活是爱。只有女人使她的生活成为一种不断的奉献，就似男人的生活是不断的行动时候，她和男人才是平等的。”男性话语建造了一个使女人把爱情当作信仰，当成一种生存使命“爱情神话”。1921年郁达夫在《沉沦》中用主人公强烈坦率的语言发出了爱的告白：“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幅白热的心肠!从这幅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对爱情的强烈需求和认知程度，并被鲁迅评价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声音”，但这种爱情观念仍是以男性的爱情价值为主导，以女性的奉献为条件的爱情神话模式的一种体现。因此，对于女性主体来说，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最绚烂最迷人的外表下充满陷阱的考验。这样的创作开端也决定了冯沅君在主体言说过程中必将充满矛盾与焦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作家女性主体意识探索、成长、确立的一个艰难历程。
二、抗争下的徘徊：“爱情神话”下的女性主体意识
女人没有历史，没有经验，没有真相，她们只有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实现自己，表达自己，参与社会，从而塑造着自己的“真相”。正是缘于女性强大的生命内驱力，冯沅君大胆地在两爱冲突、两性世态中寻找爱情，以爱情实现作为现代人主体性体现的重要标志踏入了多舛的爱的旅行，讲述着女人的爱情以及爱情中的女人，开始了作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1924年，冯沅君在《隔绝》中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发出了令人震撼的恋爱自由的时代宣言：“身命可以牺牲，意志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勇敢地把爱情作为人的权利和人生需要，提到了神圣不可缺少的地步，从而进一步把爱情作为现代人格建构的重要体现和创建新文学的重要途径，对恪守传统封建社会旧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规范充满挑战和叛逆的爱情进行坦率真挚的展现。这也是冯沅君在《隔绝》三部曲所流露出的深具时代特色的“爱情神话”。
称它为神话，就是因为它与封建专制作斗争的策略性过强产生的不“现实”性。《隔绝》三部曲鲜明地把爱情定位为人性的自由表露，是生活隐私领域中美好和高尚、理性和善的观念的实际体现，是主体精神的自我实现，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境界，与封建世俗文化所形成的追名逐利的实用价值体系截然相反。因此，作品中的爱情不仅是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现代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的一种理想和信仰，同时，还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在人们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把自由恋爱称为“吊膀子，扎***头”，情感认知能力极度匮乏的社会文化现状下，以文学的形式描述了一堂“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生动地展现了一种建立在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的两性关系基础上的，以情爱为基础的崭新的现代爱情，并指出社会自由，人的主体性存在是爱情实现的重要条件，这是冯沅君爱情意识令人赞叹的地方。
但爱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司汤达曾把爱情称为文明的奇迹，是同作为个性的人的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并受到时代文化心理的影响。因此，在《隔绝》三部曲中对爱情的阐述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尽管在实践过程中男性对女性非常尊重，但这种“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的心理机制仍是奉献女性以成全男情渴求的男性话语思维，把女性作为慰藉男情主体的从属者，而不是作为和男性同等的爱情主体，对社会现存的男性中心文化爱情伦理的无意识地接受必然会在爱情的实践过程中导致女性主体意识***性的迷失，这就与冯沅君笔下指涉了现代人的主体性体现的现代爱情表述之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张力，使作为性别体验的女性话语表述产生压抑，造成作家创作心理的焦虑和困惑，从而消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然而，冯沅君不断地在主流话语和男性话语的模仿中加以甄别，最终在女性主体体验的基础上，用一种来自女性生命体悟清晰透彻而又深含感情的笔致，解构了男性话语对爱情以及女性经验的扭曲。冯沅君在《EPOCH MAKING……》素秋的信中说：“在六年前，我是不知道‘爱’的，而且也害怕在异性朋友间发生‘爱’……我要牺牲我自己成全人家……不意数年朋友的结果，他处处负我的期望，我于此发现我同他的志趣不合……自寻这场苦恼。”用女性自我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质疑和解构了男性文化塑造的“爱情神话”，以女性的真实经历验证了同情不是爱情，并对爱情作出自我阐释：对于真正具有平等自由人格的人来说，他们的爱情来源于性格志趣相合。爱情不再只是一种空洞的时代宣言，被赋予了生活层面的内容，不仅质疑，并走出了“爱情神话”的束缚，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成长的一个真实的认知历程。
对于现代爱情理念来讲，和情爱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冯沅君却对问题的表述却采用了十分明显的主观回避态度。《旅行》中相爱的两人十几天同衾共枕，肉体接触只限于接吻与拥抱这一叙述情节的设计，不仅明显带有与旧道德决裂，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的叙述策略意***，同时，也是冯沅君受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约束尚不能建立以灵肉统一为尺度的现代标准的体现。“在论及‘五•四’早期女作家情爱主题时，多数评论者都会不无遗憾的注意到女作家有意规避题材的深度描写。”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的性意识一直处于被压抑被禁锢境地，性对于女性记忆来说是空白的、被拒绝的，更重要的是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没有意识到，作为人，女性可以像男人一样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权利，她们只是意识到她们可以和男性一样拥有做人的价值尊严，但是，在心理深处，她们还没有抚平封建父权社会所留下的身体的伤痛。在冯沅君的文本中主要通过裹足来隐喻女性身体的缺陷：“我手里拿着好些棉花，一面说，一面往一双新绒鞋里塞，因为九点一刻我需往V校去，此时已快九点了。”作为时代的新女性，她们只有用“棉花”来弥补脚的缺陷，用新女性的服饰“新绒鞋”取代绣鞋作为代步工具，才能提高女性的最基本的行动能力；而作为在社会习俗生存下的大多数传统女性，母亲“她提了个大包袱往外走；东扭西歪，仿佛力不能胜。”《劫灰》中农村妇女面对土匪的劫掠，连最基本的逃生能力几乎丧失，没有男人的帮助，她们寸步难行……裹足给女人带来的一生的不便和行动能力的严重匮乏等等一系列这种由于身体缺陷所带来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大大加深了女性在封建文化处于性别劣势所产生的自卑心理，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认识自己的身体，就更谈不上***身体了。这种来源于性和身体体验的历史性压抑，是“五•四”女性拒绝谈性的深层心理原因。但是，只有情爱而没有的爱情是不完整的，“这样的爱情与其说是根植于感情性格上的相互吸引和异性间的相互需求，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神话故事：它使女性获得了在逆子身旁出席的机会，同时，又以对的抛弃来维持爱情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性问题的回避也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体结构的匮乏及女性主体在男性文化压抑下的迷失。
冯沅君的作品不仅生动鲜活地表达了“五•四”时期时代青年男女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同时还是一部反映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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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璞：河南省平顶山教育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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