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探索超导体、开展超导机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认为,“如果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持之以恒做一件事,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执著的追求
赵忠贤为公众所熟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探索高温超导体并开拓其应用前景的攻关战。
“作为宏观量子现象的超导材料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材料的性能和成本能达到广泛应用的程度,就有可能像半导体材料那样,导致一场新的工业***。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争分夺秒地工作。在不断提高超导临界温度、实现液氦温区超导性的一次次突破和跨越中,部有中国科学家的杰出贡献,他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回忆当年情景,赵忠贤说。
多年从事超导研究,赵忠贤在不懈的追求中体验着人生的“超导”状态。对于他而言,超导已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更是人生旅程的一种超然境界。
赵忠贤自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后,除了从1967年开始有五年时间在搞国防任务外,其他时间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超导研究。
超导现象由荷兰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HeikeKamerliagh-0nnes)在1911年发现,是指在一定的低温状态下,某些材料中的电子可以无阻地流动,表现出零电阻现象。此后近百年来,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超导体的相关研究不断取 得突破,不仅表现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开拓了技术应用领域,例如超导磁体在核磁共振成像系统中的应用。
赵忠贤从1976年开始从事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研究。10年以后,他与合作者***发现了液氦温度超导体并率先在国际上公布其化学成分。
“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穆勒和柏诺兹发现Ba-La-Cu-0材料在35K(开尔文,热力学温度单位)时开始出现超导现象。9月底,我看到他们的论文后,马上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随即找到陈立泉等同事开始了相关研究。”赵忠贤回忆说。
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赵忠贤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中。饿了,就煮面条或泡袋方便面;累了,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充满着信心,相互鼓励:“别看现在这个样品不超导,新的超导体很可能就诞生在下一个样品中。”
辛勤的工作与执著的探索终于换来了令人期侍的成果――Ba-La-Cu-0系列材料中有70K的超导迹象!紧接着,1987年初,他们获得了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的超导体。1988年春,他们又率先获得转变温度在120K的铋系和铊系氧化物超导体。
就这样,以赵忠贤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跻身于世界超导研究的先进行列。回忆起这段往事,赵忠贤强调:“当时的实验条件比较差,如果好一点的话,我们的成绩会更大、更好。”
时光流转到了新世纪。此时,年逾六十的赵忠贤依旧坚守在自己钟爱的超导研究岗位上,并且率领团队加班加点、分秒必争。
2008年,日本科学家发现在掺氟的镧氧铁砷材料中存在26K的超导性。随即,中国科学家把超导临界温度提到高于传统超导体的40K的理论极限。此后,赵忠贤又提出高压合成结合轻稀土替代的方案,并率领团队很快将超导临界温度又提高到50K以上。目前,绝大多数临界温度在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部是赵忠贤所在的科研小组做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仍保持着临界温度为55K的世界纪录。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在铁基超导体研究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从美国《科学》杂志将其列入“2008年十大科技进展”可见一斑。“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间我们所有的心血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它证明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人民的培养与期望,而且年轻一代也是大有作为和可以信赖的。”赵忠贤说。
不灰心,不放弃
做科研不仅是赵忠贤的“饭碗”,更是兴趣所在――用他的话讲,就是“快乐在于每天都面对解决新问题的挑战”。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它使人向往、激动和年轻。人活着就要吃饭,如果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那将是最理想的选择。”赵忠贤的话朴实无华,却闪烁着人生的大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研之路艰难而漫长。快乐地面对挑战,即使身处逆境,赵忠贤也不灰心、不放弃,总是满怀希望。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我们的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我们还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钥匙,而只有其中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也许,此前试验过的那么多钥匙部失败了,于是有人选择了放弃――但谁又能肯定,接下来这把钥匙不会帮助我们解开未知之谜呢?”赵忠贤说。
在赵忠贤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环境安定了,适宜做科研。”赵忠贤时常勉励后辈,要有远大的目标,更要脚踏实地去工作。“现在社会上各种诱惑很多,但既然选择了科研这条道路,就要安下心来,不要心猿意马。”
赵忠贤收集了不少书法、诗词和考古方面的书籍――这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我喜欢书法,更愿意欣赏别人的字。在外出差,有时会抽空买几本字帖,也是一种享受。”在诸多书法大家的作品中,赵忠贤偏爱米芾的字。问其缘由,他笑言:“可能是自己不喜欢写得整整齐齐的字吧。”
前几年身体状况比较好时,对于滑雪、漂流等年轻人喜欢玩的刺激运动,赵忠贤有时也会去体验一把,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还很年轻”。如今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只要不外出、不生病,赵忠贤总要到位于中科院物理所院内的办公室上班。“很多人觉得做科研辛苦,我反而感到很快乐。两年前因为太专注工作,而忽视了自己的年龄,该看病不看病、该休息不休息,总是拖着,结果就小病变大病、大病变危病了。”
不过,侍身体恢复后,赵忠贤就又开始考虑手头那些工作,只是方式有所改变了。“原来还能跟年轻人保持一个节奏,现在自己主动把节奏调慢了。另外,有些事情得学会拒绝,原来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现在精力跟不上了,只能有选择地做一些事,比如调查研究,希望能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有所贡献吧。”赵忠贤笑呵呵地说。
有生之年的心愿
身为超导领域的著名科学家,赵忠贤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第八届、十届、十一届全国***协委员。
“这些年当***协委员,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希望能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言献策。相信新一届***协委员也会致力于此――当然,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总之,一届一届去推动吧。”多年来在***协覆职,赵忠贤感受颇深,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问及如何看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赵忠贤认为,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国家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部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相符合。对于当前人们对科技体制方面存在问题的关注,他表示:“只 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我国才有了安定团结的发展局面,科研工作者才能真正安下心来搞科研。大家的期望值很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理解。虽然问题不少,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不过,仅凭几十年的时间就想完善每件事情,并不现实。”
那么,阻碍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桎梏何在?赵忠贤认为根子在于体制没理顺。“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资源(包括人和物)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投入的钱多了,资源丰富了,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复建设、力量分散、胡给乱花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钱了,不去想怎么通过与同行合作把项目做得更深更好,而是单位追求大而全、个人追求小而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说到这儿,赵忠贤显得有些激动。
“通过发表什么论文、引用了多少、排在第几位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价值,并将其与收入、晋升、申请项目挂钩――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容易走极端,很有问题。”对于当前不少单位采用的科研评价方法,赵忠贤并不认同:“并非评价科研工作的唯一标准――如果要说有唯一标准,那也要看是否很好地解决了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
当了三届十五年的全国***协委员,赵忠贤没少参与科技界大事的建言献策。“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当时就是在***协提议后一步步推动促成的。此外,为了减少‘水变油’伪科学闹剧的社会负面影响,为了在‘邱氏鼠药’事件中保护科学工作者的权益和生态环境,***协委员们都极力参与、推动,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谈起这些年来亲历的中国科技大事件,却仿佛那只是昨日发生的一件件平常事,赵忠贤的谦逊和淡泊令人感佩。
赵忠贤坦言,尽管旧的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会发生,但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明天,自己始终持乐观态度。“只要科技体制改革能够贯彻实施下去,目前的种种弊端就一定能够得到根治,我国的科技事业也一定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为人类的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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