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知人”是基础,先“知人”才可谈“善任”。
然而,“知人”却谈何容易!世界上最难读的一本书,就是人。尤其是某些中国人,城府很深,要比“老外”更加难懂。
《列子・说符》中有“治国之难,在于知贤”之说,可见知人的重要性。知人者,无非是知人的德和才两个方面。
用人问题,关系到事业盛衰。历代开明之士用人时都把德放在首位。有德无才,无非不能做事,做不好事;无德有才,小则为害一方,大则祸国殃民。德才不可偏废是老生常谈,但无论如何,首在重德,次而求才。
一是公德。在我看来,这要看这个人的情感素质。他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不是怀有神圣的敬畏之情,有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有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有没有通过手上掌控的权力做一些济民益世业绩的雄心,有没有正义和良知。倘眼睛盯着的除了职位还是职位,整天想着怎么往上爬,这样的人,可以偶出“***绩”,但这也只是手段,往上爬才是目的,他们为了自我的目的,不仅会出卖领导、同事,最重要的是会出卖事业,绝对不堪大用。
一是私德。古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尚且不能齐,如何治国平天下呢?当下,知一个人,看他的家“齐”不“齐”也是一条便捷之道哩!那些包着“二奶”、“三奶”的人,再能干,也不能用,因为他一门心思想的都是自我的快活。生活问题固然是“小节”,但小节却也窥见真心,没有情感,在风月场上苟且,此类人的人格趣味十分卑下。当然,私德还包括方方面面,比如这个人的性情、性格等等,这里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之。
应该归入“德”的范畴的,还有一个意志品质问题。走上领导岗位,就意味着承担更大责任,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能不能忍辱负重,心理上有多大的承受力,这是至为重要的。说:“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一个人的承受力和韧性如何,是应该对其了然于胸的。周瑜对吴国吴主是忠诚的,也多有谋略,然而气量窄小,脆而不坚,终难成就大业!一般来说,有过失败经历的人,要有更大的承受力,人生谁不曾失败!一个人如果毫无失败的经验,才真正是可忧虑的,失败过的人尝过痛苦的滋味,他们才会更加小心,挫而弥坚,一般不易再蹈覆辙,也格外谨慎、坚韧,认识曾经的失败者,并委以适当的重任,当是知人的一个艺术。
道德再好,没有才干,不能任事,这是常识。
在认识人的才干方面,在我看来,第一要义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没有毛病的人,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资治通鉴》云:“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一些人的小过,就像白玉上的小斑点,精明的商人不会因此而丢弃它,因为小斑点并不影响整个美玉的价值。所以,用人切忌求全责备。司马光说:“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有高峰必有深谷。一般说来,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明显。既然人人都有弱点,短处,在用人时,最重要的是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一位领导说过,没有不可用之人,破瓦片还能垫桌脚,问题在于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清代诗人顾嗣协写有一首《杂兴》诗,诗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会打仗和会写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既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要看把这“会”用在何处,令李逵去作诗,命黛玉去打仗,就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也是相对的。优点扩展了,缺点也就受到抑制。发扬长处是克服短处的重要方法,扬长避短是发挥人才作用的有效途径。一位领导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领导者其本身就是不称职的。
知人之长短,不仅是眼光问题,还是胸怀问题。有的领导者,知道某个人有某方面的才干,出于种种考量,也将其放到了适当的岗位,然而,在其位,却不给其权,明责而不授权,或者说对所用之人“控制使用”。如此,是知人所长而非用人所长。没有权力的责任是有害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说说容易,切实做起来要难。玫琳凯化妆品公司创办人玫琳凯女士说:“当人们被赋予责任时,他们也会觉得重要。但徒有责任没有权力,会摧残一个人的自尊。”接着,玫琳凯介绍了这样两件事:一个小女孩第一次被派去照顾小弟弟,她会兴奋异常,因为她获得了成人的地位。但她如果有责任照顾小弟弟,就应该有权力在小弟弟不乖时,要他早点上床睡觉。一位零售公司的老板,不仅不聆听部属经理的意见,同时也剥夺他做任何决策的权力。最后,那位经理失去自尊,便离开公司到另一家敌对的公司去了。在那儿,他不但有责任,也被赋于权力,他开始觉得自己很好,不断地提供创新的零售观念。由于他的贡献相当有价值,使他迅速上升到比他原先老板还要高的职位。既然你认为是人才,就要明责授权,大胆使用,却不可既用又疑,授职无权。这方面,刘备是榜样。他“三顾茅庐”请出孔明后,就不顾关羽、张飞的非难,将“实权”交于孔明。结果,孔明佐助他,成就了三国鼎立的伟业。古人云:“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也”。想用人,也知道要把所用之人放在什么位置,又不给予充分的权力,怕自己大权旁落,结果所用之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损害了事业,也耽误了所用之人,最终从根本上也害了自己。
关于用人的胸怀,还有一个不以好恶取才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思想、志趣、经历、爱好、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难免会形成人际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好恶喜厌,但人才却是客观存在,并不依领导的意志感情而转移,顺我者未必有才,逆我者未必无才。有的人,你可能在精神气质上极不喜欢甚至讨厌他,但他适合某一特定岗位,还是应该抑制自己的好恶,惟才是举。唐太宗李世民所以能开创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与其“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的择人之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他尊重人才,兼听广纳,选用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治理国家。魏征等身边要人经常“犯上”而直言相谏,亦体现唐太宗惜才之情,容才之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关键在于真正做到以事业为重,任人为贤;客观公正,不以个人好恶亲疏而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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