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嵇康伦理思想研究（12XNH1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文明（1970- ），男，山东德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
摘要：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节用爱物，通过节约、省俭防止物质匮乏，俭以足用；二是制欲、养德，以俭为重要德目。前者体现了人类的生存理性智慧，后者对个人的修身立德至关重要。俭是中庸之德，其价值实现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合度为俭。
关键词：节用爱物；制欲从俭；俭以养德
中***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2-0026-05
在现代社会中，俭德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我国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即是传统节俭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体现。对于“俭”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时间，一般以《尚书》记载为据，俭出现于《尚书》中共三条。《尚书·大禹谟》载：“克勤于民，克俭于家”；《尚书·太甲》中：“慎乃俭德，惟怀永***”；《尚书·周官》：“恭俭惟德”。若依此记载，“俭”书诸于典籍很早，分别在夏、商、周都已出现；但综合分析现存史料，如果把俭的出现定于夏、商、周，则尚存在疑问。“‘俭’不见于金文、甲文。”[1]再考诸其他古籍，《诗经》中没有出现俭字。《周易·否·象》中记载一条：“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周易·象》是《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2]。后人考证《十翼》非孔子所作，由多人不断增补而成。朱伯崑认为：“《象》的下限，当在秦汉之际以前，同样可以看做战国后期的作品。”[3]同时，近代以来，疑古学派对《尚书》等古代典籍部分篇章的成书时间提出了怀疑。陈梦家考证，《尚书》原文资料记载最早的是西周初期的内容，而《尚书》中出现“俭”的诸篇恰都是陈梦家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按这一观点，俭出现比较晚，当在西周以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表达俭的思想很早就出现了，西周初期的《尚书·无逸》载：“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康诰》：“无康好逸豫。”而这两篇被普遍确认为西周作品（包括陈梦家先生）。“无逸”和“无康好逸豫”有节制、俭的含义，这意味着，在典籍记载中，俭的思想很早于俭字而存在了。
一、节用爱物
俭最早源于人类之初物品匮乏下的生存智慧，随着崇俭黜奢的观念得到发展，俭逐渐被赋予德性的含义。“节用爱物”是古代俭德形成的理论基础。
节用，指对人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克制奢侈浪费。许慎《说文》曰：“俭，约也，从人佥声。”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俭的意思是约束和自制。在古义解释中，俭和奢相对立：“奢，张也。”从这些字义分析中，我们看到，俭首要之意是节用。[1]俭德思想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先秦诸学派都对俭有所论述。《论语·学而》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所提出的“节用”思想，基于“爱人”，是对民力的爱护，体现的是统治者的德性观。《荀子·天论》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本”指的是农业生产，中国传统的节俭思想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明显带有农业经济的特色。荀子将生产之本和节用并提，表现了农业社会基础上俭的特征。在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节俭思想最为丰富，《墨子》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墨家提出了系统的节用观：俭，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可以使民富国治，还可以表现出人的道德价值。[4]韩非子则对节用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主张要量入为出，以节利用。“举事有道，计入其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韩非子·南面》）
爱物，指的是物要顺其性而用，爱惜物品，以物性和人性的相互和谐促使消费品得到最大效用。首先，取物以时，则天道也。人的物质消费来自于外部自然环境，而自然万物并非取之不尽。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式，认为人与万物同出于天地，是宇宙和谐整体的一部分；人的消费行为应符合整个自然规律，不能人为破坏其间的和谐。《大戴礼记》载孔子言曰：“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在万物刚开始生成的时候不滥杀滥取，不夭折正在成长中的动植物，这就是符合天道，同于“仁、恕”也。《礼记·祭义》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用物以时，则万物皆得其宜。如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认为：“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朱熹对“爱物”作了明确的界定，指出：“物，谓禽兽草木；爱，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次，用物有度，以确保物用不匮。《论语·述而》云：“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主张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不能贪得无厌、索取无度，要考虑到保持物用得以延续不匮，泽被后人，而不是自绝后路式的取物，这一思想是从整个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目光来思考爱物。《礼记·王制》和《淮南子》对此思想分别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论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最后，物尽其性，参人、物之道。《礼记·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若以至诚之道指导自己的行为，就能够穷尽人性之本，也能尽物之性。俭所蕴含的是人性和物性的合一，反对人违背人性和物性的本质奢侈滥用、破坏天道。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重视物和人的和谐关系，消解人和物之间的对立，使物和人能够相互促进发展。
人们的生产生活无法离开俭，不管是古代农耕文明生产受到限制，还是现代人们面临资源枯竭威胁，俭始终是消除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古人把节用爱物用于***治统治层面，和仁民爱物、尽性合道相联系，从而使俭具有了哲学上的形上性，俭德被赋予超越物质消费意义的价值。
二、制欲从俭
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制欲”是德性修养的核心。在古人看来，对“欲”的主体性控制是成人、成圣的先决条件，能够做到节欲、寡欲甚至于灭掉人欲是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根基。[5]欲望和俭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生活中厉行节俭是控制个人欲望的具体行为，个人主动控制欲望是节俭行为得以实现的条件。
人有欲是正常和必然的，欲望的合理性应该得到正视。《吕氏春秋》云：“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人之欲与生俱来，是生存本能，不能完全消灭。即使提倡“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也肯定了基本需求的合理性，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指出了人的基本需求是天理而非需要灭掉的人欲。唐甄在《潜夫论》中云：“人之情，孰无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则弃之，是为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强遂之，是为鄙夫。”欲的存在是客观的，关键是如何对待欲望，这就涉及到了人的道德主体性问题。人对自身欲望能够克制，还是任其自然发展？《尚书·仲虺之诰》云：“唯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认为没有君主的教化管理，欲望会使民混乱无序。《国语》中说：“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私欲膨胀而不能控制，德义便会减少；德义失去信守和践行，亲近之人会埋怨而叛离，邻国则会抗拒而不服命。管子学派也表达了节欲的思想：“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管子》）认为君主对于民必须要节制，如果君主对百姓的欲求过度，就会导致危险。而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则是一种境界更高的制欲。道家学派主张“寡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反对追求私欲，“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道德经》）。庄子则认为欲是德性之害，他说：“所谓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庄子·庚桑楚》）同时，欲也是性命之害，所谓“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庄子·徐无鬼》）。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认为“‘欲’之梏于形气而脱于理”，将人的基本需要和超出基本需要的行为二分，认为对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天理，“要求美味，人欲也”。从以上分析可知，制欲是古代有关“欲”的讨论的主导思想，而俭则是制欲的外在表现。
俭者节欲，奢者放情。节制欲望，俭是重要的途径。《晏子春秋》云：“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晏子认为穷尽民之财力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已不仅是奢侈，而是残暴。桓范《***要论·节欲》中指出：“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如前所论，俭是人们面对物质有限而采取的理性手段，节俭就是节制自己的欲望，而奢侈者则往往放望。节制欲望者能得安全，而放情者常处于险境。人恒有欲，俭能够节欲。在物质消费中，人如果主动过俭朴生活，本身就是克制过度欲望的表现。通过不断地节制欲望磨练意志，可以养成节俭习惯。个人对财物用费要求少，则能做到寡欲；如果奢侈浪费，必然导致不节。《论语·里仁》子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赞美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如果在生活中不能安于俭朴生活，那么也就根本无从谈起追求道了。司马光也对俭和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训俭示康》）他认为俭自然就会寡欲，君子和小人如果能够做到寡欲，则都可以做到不为外物所役使，各成其功；而奢侈和多欲互为表里，君子和小人多欲则会各取其祸。司马光将奢和俭看做是欲之多寡的外在表现，在他看来，俭是涵养德性最基本的途径。
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人的正当欲望得到认可，欲望得到理性释放对推动社会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消费品的不断丰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裂痕似乎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大了。显然，现代人无法通过欲望满足来实现生命的最终价值，更需要的是理性节制。俭仍然是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这一古代智慧是值得借鉴的，人应该在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时常内省反观，理清自身需要，以俭德制欲。
三、俭以养德
俭以理性自约涵养人的心性，节制人的欲望，对人的品德培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用日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培养道德品质，非常有效、易行，可以使人们在日用而不知中奠定良好的德性基础。俭的德性教育功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广泛讨论，俭德成为中华美德的基础德性，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俭就如一条基线贯穿儒家诸德目。
俭近仁。仁是儒家核心思想，说俭和仁相近，足以证明俭的重要地位。《礼记·表记》记载孔子的话说：“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在儒家思想中对仁的规定是：“仁者爱人”，仁是一种广博的仁爱精神的体现。节俭者认识到物力艰辛，形成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意识，也同样表现了仁爱精神，所以说二者相近。《尚书·无逸》云：“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君子做官不可贪***安逸享乐，要先了解稼穑之艰苦，然后再逸乐，这样才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痛苦；如果父母勤劳稼穑，而子女不知道稼穑之艰难，只知安逸、享乐，那就是小人。古代思想家论俭多集中于治国与治家之道，俭包含了爱惜民力、珍视财物的思想，并力***通过俭来促进形成协调的社会关系，唤起个人对家、国、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提升道德境界。因此，在《礼记·表记》中说：“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于仁。”俭可以培养君子的仁爱之心，在儒家思想中达到“仁”就是圣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君子能够真正恭行节俭，就接近圣人之行了。刘向《说苑》中记载，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仁义，吾不信也。”如果一个人不能甘于勤苦、安于简朴的生活、轻视死亡，那么是无法行仁义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躬行节俭，不断磨练，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
惟俭养德。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夫君子之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明确提出了俭德的教育作用，把节俭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以帮助正心养性。[5]孟子则认为：君主要节俭，“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于民取用有所节制，才能成为“贤君”；平民百姓也要讲恭俭，“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这样的行为表现在待人接物中就是谦恭有礼、尊重他人。因此，朱元璋在《明通鉴》中说：“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
俭，德之共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句话在《春秋左传正义》中阮元根据《弘明集》校为“俭德之恭也”。而有学者认为“共”为“洪”也，洪大之意，这符合原文下文，“先君有共德”，共为“洪”是正确的。然而司马光对此解释说：“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实际上，此处司马光借以表达自己全新的思想，或者故为曲说，指出俭在德育中的基础作用，通过节俭可以培养出其他优秀品德。俭不但近仁，能养成人的自我克制能力，锻炼人的意志力，还能形成人们对家、国、社会的责任感，而对家国的责任感能够促成尽忠、尽孝德性的形成。俭奢与否的冲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的各种品德之形成无法离开现实社会活动。由此便形成了俭和各种德目的密切关系，俭为众德之基础也就成为必然。
相反，奢侈者借豪奢来抬高地位、建立威信，凭借物来炫耀自己，则是陷入到心为物所役之中，失去了自己***人格的高贵。历史上因为奢侈而败亡者，很多并非因最终财富的匮乏，而是因失俭导致道德沦丧，从而走向灭亡。在现代社会中，良好的道德品质仍然是现代人追求的生命价值之一，社会发展、物质丰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德性完善是个人发展最为重要的内容。发扬现代节俭精神，培养个人品德，具有重要意义。
四、俭之有度
俭德有度要求做到不奢不吝。奢侈是过度，吝啬则是不及。亚里士多德论述财物的使用时提出过三种品质：挥霍、吝啬和慷慨。挥霍和吝啬是财物方面的过度和不及，挥霍和吝啬的中道（适度）是慷慨，他把慷慨看做是好的德性。中国传统思想则以俭为美德。相比较而言，慷慨强调把财物给予适当的人，当然，慷慨的人也会珍惜自己的财产。而俭更注重自身节制，尤其是自己消费财物时的节约。对于财物的使用，二者都主张俭要适度，符合适当的标准。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中。
儒家以中庸为则，以礼为度来规定俭。《论语·八佾》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反对一味节俭而导致破坏礼制，认为合礼是根本原则。孔子把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消费标准作为区别奢与俭的界限，主张人们在衣、食、住、行、交际、陈设以及丧葬、祭祀各方面都应严格遵从礼的规定，只有严格符合这个标准，才是正当的消费行为，超过礼所规定的标准就是“奢”。当俭和礼发生冲突时，孔子更倾向于遵守礼制。但是，在同样合于礼或者都不合于礼，而必须在奢和俭之间必选其一时，孔子宁愿选择俭：“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孟子提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如果按照礼来安排用物，则天下的财物就会用之不尽。颜之推为俭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颜氏家训·治家》）俭是节省约束，但是要以礼为中心。一般情况下，好善乐施往往陷于奢侈，而俭又易流于吝啬，做到不奢不吝才是俭。
道家和墨家等学派主张能够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就是俭，超出了这一标准就是奢。墨子通过对人衣食住行的规定说明了什么是俭。《墨子·辞过》云：“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饮食之法：“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在他看来，生活中的衣食只要做到蔽体、饱腹就可以了，过度就是奢侈。墨子还在住行、葬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把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看做是合乎俭德标准的，超过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消费都看做是奢侈。这样的标准不反对人们追求必需的生活消费品，但是反对追求生活奢侈。
另外一个标准是“量入为出”。古人的量入为出标准是指根据收入决定开支标准，消费支出符合收入水平为俭，消费高于收入水平则为奢。以量入为出判断俭奢的标准最早见于《礼记·王制》篇：“量入以为出。”北宋***治家司马光从治家的角度论述了量入为出的重要性，他在《居家杂仪》中开篇就规定了家长以俭持家的重要职责，要求：“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凶吉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
这些判断俭奢的标准是不同思想家基于当时的社会要求而提出的，都有程度不同的片面性，任何一个单独的标准都无法成为科学标准。应吸取不同标准的合理之处，根据当前社会要求确定俭的标准。当代俭的标准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突出责任感。当代节俭观注重对各种资源厉行节约，尽最大可能地降低消耗地球资源，尤其是稀有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人类生活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人与自然环境矛盾的突出等问题，主要来自于人类的过度消费或不合理消费。因此，要杜绝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增加全球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通过各种节能措施，改变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浪费现象，有效缓解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其二，继承量入为出的标准。这一标准体现了居安思危的长远眼光。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合理安排支出，我国实行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策，也还是要根据总体消费能力的提高，量力而行，充分发挥资金的适用效果。其三，要做到物尽其用。针对有限的地球资源，发扬俭德就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物尽其用。“物”指的是水、电、土地、房屋、各种矿产资源等，是人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如果闲置不用，或者使用不当，那么这些东西就失去了本来的作用，实际上造成了浪费。使每一件物品都实现其最大的利用价值，相对来说就节省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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