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敲开钱民协教授办公室的门，她正伏案看着文献。循着声音微笑着与我对望，我心底刹那间便被这温存的笑容激活、点亮了。
坐在简单却被布置得井然有序的办公室里，何先生的女儿钱民协慢慢回忆起那个远逝的年代――
或许“名人之后”真的并非轻松角色。身为何泽慧先生次女，钱民协教授不得不经常生活在回忆中。这对于已不很年轻的她而言，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但好在，母亲所给予她的财富是一泓永不枯竭的甘泉。尽管直到今天还在沿着母亲的道路一步步走着，做女儿的，在年长时依旧能为她欷慨叹。所以，这样一位母亲，令女儿自豪；这样一个女人，令人沉思；这样一位大师，将永远令人追忆。
是科学家，也是母亲
李璐：您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和母亲的温馨片段有哪些？
钱民协：我们从3岁开始上幼儿园的全托，一直到。这段时间父母很忙，对我们的照料很少，周末也只休息一天。记忆最深的是父母带我们去颐和园玩，春节逛逛厂甸庙会、琉璃厂、新东安市场，买小人书，大人买大人的书。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体现在细微之处。那个时候我的语文成绩不好，她就帮我每天剪报，例如“小学生如何写作文”，裁好就压在玻璃板下，这样的剪报一直持续到她上了岁数，母亲经常是拿个小刀或是直尺、小竖刀比着报纸裁下来。我们买房子时，她也会留心剪报，譬如报纸上说看房子的几个步骤等，装修房子时，母亲又找来装修房子的一二三四点注意事项，贴在冰箱上给我们看。她关注我们的方式就是这样，不张扬。
李璐：您眼中的母亲是严厉多一些、还是慈爱多一些？
钱民协：她的慈爱不表现在表面。有一段时间我的数学成绩跟不上，母亲就买了一本国外翻译过来的几何证题集，她就经常从里面挑几道题让我练习。我碰到不会解的就打电话给她，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便会从电话里告诉我解题思路。
李璐：记得在央视《大家》访谈节目中，谈及何先生的经历充满了坎坷。那么您还能回忆起母亲一生中比较顺畅的时期吗？
钱民协：其实没有顺不顺，她会把所有的事情看得很淡。父亲年轻时有过艰难的时期，特别容易生气。我就记得我爸爸桌上有一张条，写着：不生气。是妈妈写的。
李璐：能想象那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母亲是如何排解这些压力的？
钱民协：我记得没有。记得中，压力的确很大。当年母亲在德国留学时，一位德国老教授教会了母亲自己种菜，也告诉她所有的叶子都可以晒干作为烟叶，直到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就没有吸过烟。但她在1966年时复吸了，这是母亲当时最大的变化。
李璐：足以看出压力很大。
钱民协：是的，心情也极为不顺畅。从那以后，父亲就没有再管过她吸烟。尽管这样，她还是避着我们吸，有几次正好碰见她拿着烟，母亲就马上回身把烟掐掉掖在身后。她5年前摔跟头之后，没有再吸过，把烟放在面前问她也想不起那是什么，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烦恼。
李璐：忘记一些事，对于何先生而言，或许是好事。
钱民协：也许是。她最后5年的心情，可以形容为老小孩吧。每天在小区的楼下看看白云，我们一起开车带她去北京西四环的花乡，一下车就能看见大片的苗圃和花。小区楼下有一种树的叶子是圆形的，另外一种树是带有豁口的叶子，母亲每次看到都会让我抬头看看它们的不同。坐在小区的躺椅上，母亲仰着头看蓝蓝的天上飘过片片的白云，我问她，“回家吗？”她说，“再坐会儿。”
李璐：这时候的母亲更像母亲了，慈爱之情不言而表。
钱民协：是的，但角度变了，是女儿对母亲的温情。
李璐：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您父亲钱三强发给您母亲的25字求爱信，读过它的人无不感慨。那张字条还保留着吗？
钱民协：我们后来求证过父亲和母亲，25字是真实的，内容上的确有所出入，这是我们需要一再向外界澄清的。父亲对此事是坚决反对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认可过。
李璐：借此机会可以再次向公众说明这一点。
钱民协：是的，无论哪行哪业，至少都要说真话。
以科学的生活态度，真诚地活着
――访何泽慧先生同事宋黎明
宋黎明教授说，何先生的心情全都写在脸上，她的笑，是真正地发自内心的。这是一位与何泽慧先生共事近20年之久的同事的肺腑之言。
宋黎明，1994年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高能所宇宙线室（现为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同事在二楼的一间大办公室办公，何泽慧先生在天体楼二楼也有一间办公室。在宋教授的记忆中，无论是和年长的老师还是和年轻同事的谈话，大家都以很尊敬的语气提到一个称呼，“何先生”。时间久了，他便也知道了这是对国家杰出女科学家何泽慧先生的尊称。虽然在这之前他也知道一些钱三强先生、何泽慧先生的故事，了解一些他们在核物理研究、“两弹一星”研究中的巨大贡献，但能和崇敬的老科学家一起工作，着实让宋教授兴奋了一阵，也激起了他亲近何先生的愿望。
记得有一次，宋教授在走廊上跟何先生闲聊，说起他在儿童时期看到彗星的故事，何先生说她和钱先生当时在干校，也看到了这颗彗星。过了几天，何先生抱着几本天文学年历和一沓记录纸到办公室找到宋教授，天文学年历上记录着这颗彗星的数据：贝内特彗星，1970年3月20日到达近日点，可以在黎明前的东偏北天空看到，是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宋教授家因为父亲的缘故被下放到农村，他晚上拉肚子去厕所时看到的）。那沓记录纸上是钱先生跟何先生当时的观测数据。何先生向他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的观测设备，一个自己做的三脚架，一个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并画了草***，甚至还向宋教授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宋教授如此感慨道：“‘大家’的思维是不受任何外界环境影响。科学家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卓越的贡献，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碚院士也曾说过：创新型人才对环境是没有苛求的。何泽慧先生的身上就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据宋教授介绍，何先生做人非常低调，她经常自称“小女子”。当问起她去德国留学为什么学***工，何先生总会说：我就是想造***、造炮，打日本鬼子。就是这位“小女子”，打破了德国***工不招收女博士的惯例，还是这位“小女子”，敢夜里一个人在实验室“偷偷”测量真实***炮的弹道数据，成为德国***工的第一位女博士。在当年这么平凡的一位“小女子”，就明白每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把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融入到自己的追求当中。宋黎明教授说，何先生向领导汇报高能所的情况都是很到位的大实话，弄虚作假是何先生一辈子最忌讳的。
科研需要踏实的精神
――访何泽慧先生的学生姜鲁华
姜鲁华教授在来到宇宙线研究室（现粒子天体中心）之初，对何泽慧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威望早有耳闻，从当时的老同志那里也知道了一些她在推动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研究，发展高空气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直到1986年姜教授有幸成为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才与她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了解。
高空气球工程于1979年正式启动，是中国科学院“六五”期间的重大项目。从那时起，所里每年都要在野外进行气球试验和科学观测。在很长的时间里，何泽慧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到气球发放现场，亲自了解飞行和实验情况。在高空气球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气球飞行的失败率较高，何先生在现场也目睹了多次的失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何先生从不指责大家，常常会幽默地说：“看来我不该来，我不来，你们都成功了；我一来，你们就失败了。”然后才是鼓励大家继续努力。飞行失败会使参加试验的人员感到沮丧，情绪低落，但经何先生这么一说，大家郁闷的心情立即得到了缓解。烈日炎炎下，何先生一直在试验场陪着科研人员完成任务，短则几小时，长则多半天，这对于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已属不易，她却还能在这种氛围下以这种方式宽慰大家，这让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对何泽慧先生产生了亲近和崇敬之情。
1997年，何泽慧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姜鲁华教授在此之后与她的一次交谈中，何先生问到高空气球的经费情况时，主动提出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她的这笔奖金。“当时听到这话，立刻感到一种不安，连忙摆手表示不行，可婉言谢绝的话却是在愣怔之后才说出口的。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感到一阵哽噎，感觉难以言表。”姜鲁华回忆道。
“何先生关心年轻人那是出了名的，她主动让出她在天体楼的办公室，供大家开会、讨论或接待外宾使用。这个层次的人，又80多岁了，还替我们想着这些小事，真的让大家很感动。”聊及何先生的为人时，姜教授想起老师第一次破例接受采访的片段。那是1997年拍摄《拉贝日记》的时候，这部电影取材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始末，是证实“南京”事件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曾经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然而拉贝回德国后，长期经历排查，晚年黯然病逝于柏林，《拉贝日记》也成为一段尘封记忆。而这段尘封记忆的见证人正是何泽慧先生，当年拍摄该影片时，何先生第一次破例接受媒体访问。除此之外，她保持着低调做人的一贯原则。“她既不需要名，也不需要钱。这就是真实的何先生。”姜鲁华教授最后说道，她对老师的低调有着更多的了解与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