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文章编号：1003-9104（2008）05-0064-06
作者简介：赵一凡（1950－ ），男，汉，江苏盐城人，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哲学博士，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摘 要：我曾预告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是：西方文论出路何在？中国学术又当如何与狼共舞、应时而变？为此特设第四编《后学面面观》。同时加写一节方***提示，概述钱钟书有关西洋新学的治理原则。希望以此搭建一个出发平台，帮助开展有主见的中国研究。写作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批评原则？为此，我一是调查钱钟书知识谱系；其二是通读《管锥编》，辑录其中方法启示。两事合一，或可拼成一幅中国式的简易“认知地***”（Cognitive Map）。
关键词:钱钟书；知识谱系；《管锥编》；通学方法；思想史；文化；中国；西方
中***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QIAN Zhong-shu's Cross-Learning Approach
ZHAO Yi-fan
上卷序言中，我曾预告：本书将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别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此，我在撰写《讲稿》时，不敢忽略三大思潮之间的纠结冲突、互动交融。问题是：西方文论出路何在？中国学术又当如何与狼共舞、应时而变？
为了让大家方寸不乱，我在讲稿最后部分，特设第四编《后学面面观》。同时加写一节方***提示，概述钱钟书有关西洋新学的治理原则。我希望以此搭建一个出发平台，帮助大家开展有主见的中国研究。为何关心钱氏方法？
只因写作过程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这些想法起先凌乱破碎，继而杂合交织，纷纷向我提示：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批评原则？为了答复此题，我先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调查钱钟书的知识谱系；其二是通读《管锥编》，辑录其中方法启示。两事合一，或可拼成一幅中国式的简易“认知地***”（Cognitive Map）。
一、“打通”之由来
何为钱氏治学方法？钱先生晚年，一再说是“打通”。
此说仅二字，言简意赅。他在家中客厅、学术会场上多次说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信中肯定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参见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一文，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又见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分说如下：
1.清华新生钱钟书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已开办国学研究院四年。在吴宓先生操持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公，纷纷应聘，到校执鞭，并称“清华四导师”。
纵览中国学术史，清华非但以四导师为荣，压倒历代书院，它更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制度。执此“国学”大旗，清华在教研制度上，遂能广纳新知，有教无类。治学方法上，它则号召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几项特征，都离不开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谓文化本位？我们知道，陈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若以吴宓的白话翻译，便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窃以为，若无陈吴二师，钱钟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
2.外文系制度考 1929至1933年，钱钟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关于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稍加介绍如下：清华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校长。身为清华元老，王主持制定外文系学程大纲，明确其培养目标为：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外文系强调于专业训练外，鼓励兼修，以造就博学通才。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同时每一学生，又须于英德法三种外文中，“择定一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参阅《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徐葆耕《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钱钟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八门：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一介新生钱钟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七门外语。
3.杂学旁搜，己见迭出 清华四年，钱钟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其专业成绩之好，空前绝后：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让他填补系里教职。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他去伦敦大学做讲师。钱氏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诸多回忆文中，钱钟书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人们的赞赏重点，集中于他的旁涉与渊博。同学饶余威说：“钱钟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清华藏书中的划线评语，多出自此君手笔。”见饶余威《清华的回忆》一文，载《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钱钟书的杂学，亦见他与名师关系。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钱钟书听他们的棵，拜读各家著作，时常当堂提问、己见迭出。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
4.张、钱二人竞说“通” 钱钟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逐渐养成一派通学志向。这方面，不可不说他与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的交往：张钱二人，一师一生，却不顾年纪悬殊，做起了忘年交，且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身为五云人物，张申府引进西学、推崇新知，不遗余力，尤其看重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罗素分析哲学。张先生及早发现：“解析与唯物，乃西学方兴趋势。前者偏于分，后者重于全。两势会归，必有大成就。”
1931年张氏发表《所思》称：“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西洋新学错综复杂，令人手足无措。张谓：“唯通可以通之。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执两而用中，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张申府（1893-1986），河北人，1913年入北大数学系，与、***交好，成为《新青年》编委。1920年他加入北平共产主义小组。年底去巴黎，介绍入***。1924年春，张任外文秘书，力荐出任黄埔***校***治部主任。1925年初，张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时负气退***。***后，张供职北京***书馆。见其《现代哲学的主潮》，载《清华周刊》1934年12月17日；《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再版，序2，第128页。 钱钟书不甘落后，相继写下《论不隔》、《作者五人》、《通感》等文，逐一阐发其“通学”见解如下：
［1］针对西学大趋势，钱一再引述《易・系辞》：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有通，方能久。变则通，通则久。
［2］现代人生活在***与歧义当中。王国维先生倡言“不隔”。钱钟书则强调“能达、不隔，即为通”。通是灵活传神、也是雾里看花。更有一层：在钱氏心目中，“通”作为一种自由知识境界，即还我丰富人生。 参阅钱氏《论不隔》一文，原载《学文月刊》，1934年7月，第一卷第3期。
［3］西方心理学发明通感（Synaesthesia）说。钱对此兴趣盎然，遂作《通感》文，试将人之五官（眼、耳、舌、鼻、身）综合为一，兼而通之。《管锥编》补充道：神密宗言契合（Correspontia），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通感》文中旨趣，见于钱氏早期杂文，参观《管锥编》，第483页。***后，此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后收入《七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6页。
［4］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受敬重之“通人”，即为博览古今、识穷天下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兼容诸子百家，总揽大道之要。又如东汉经学家郑玄，他广采众说，编注群经，因能破家法，坏门派，创通学之目。钱钟书论司马迁一节，见《管锥编》，第391页。郑玄，东汉高密人，20岁入太学，受业于名师。33岁入关中深造，后回故里，埋头注经三十余年，集古文经学之大成，世称郑学，或曰通学。《后汉书・郑玄传》称：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等，凡百余万言，实可谓“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择善而从”。以我陋见，《管锥编》规模之宏大，足与郑学媲美。其中六种外文编注，则为郑玄所不及。
5.文史哲学、一气打通 钱钟书的通学志向，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作者五人》一文，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作者五人》分别讨论英美现代哲学家摩尔、罗素、詹姆斯、布拉德莱、桑塔亚那。此文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10月16日，第56期。其中美国哲人桑塔亚那，最令钱氏心仪：这位“山潭野纳”比喻丰富，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人，哈佛毕业，后为哈佛哲学系教授。他的学生中名人辈出，有诗人T.S.艾略特、史蒂文斯，女作家斯坦因，黑人***论家杜波伊斯。1912年他辞去教职，移居欧洲。钱钟书在清华搜读桑氏著作，如《理性之生命》、《存在诸范畴》、《哲理三诗人》、《文学批评集》等。因喜其文风，戏译其名为“山潭野纳”。
钱钟书表示：他要在“硬性学术研究中”，充分掘发“哲学家的文心”。忽又突发奇想曰：“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请注意：这是要一气贯通文史哲三大学科！
二、英法留学记
清华毕业后，钱钟书回到江南，在上海光华大学当讲师，不久与杨绛结婚。193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钱杨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英文学位两年。
在牛津，钱钟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钱钟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取名“恼人园”。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1.饱黩楼中横扫西典 世人皆言钱钟书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黩”？杨绛追忆说：饱蠹楼***书向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杨先生又说：“做笔记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钟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有书赶紧读，读完做笔记。钟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木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其中记有书目、版本、原文页数。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勤勤谨谨地做笔记。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 据杨先生回忆：第二类中文笔记中，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钟书用剪刀毁掉了日记部分，但这一类仍与外文类数量相当。第三类“日札”是钟书的读书心得。它起自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日札基本上是中文，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历代经典，到小说院本，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详见杨绛为《钱钟书手稿集》所写序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不拘专业打通齐观 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可他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苦读。有一门古代版本学，要求学生爬梳15世纪抄本。钟书头疼之余，只好恶补。而他所谓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参见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杨绛作品集》，中国社科出版社，l995年版，第149页。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养成钱氏无懈可击的外文功底。40年后，即1979年他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依照夏志清、费景汉等华人学者的说法：钱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钱钟书的学位论文，题名《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文在命题与方法上，均属标新立异：［1］将比较文学方法，大胆植入断代史研究，［2］细读各类文本，提取两国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之异同。毕业前，牛津有人资助钱攻读哲学博士，可他未接受。杨绛解释说：钟书觉得为学位赔时间，太不值。说到底，他一生最喜自学，即不受拘束，读自己想读之书。
3.巴黎读书海阔天空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钟书随往。这一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旁证：“钟书在巴黎这一年，法文自15世纪诗人维容（Villi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后来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参见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
有巴黎垫底，钱钟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感兴趣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观察，其中三大重点分别为：［1］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2］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替他绘制一张海外游历***，我们当从荷马、柏拉***、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钟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巴黎读书方式，与钱氏治学理念相关：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他后来放出手段，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实出于此。
三、执教西南联大
1939年，欧洲战况凶险，钱钟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不足29岁。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破格聘钱钟书为教授。由于抗战，清华南迁，钱钟书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钟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短短一年中，钱钟书教过的学生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上述诸生，多为***后北大、北外英文教授。而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1.文学之魂：时代精神 据许国璋回忆：钱钟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参见许国璋回忆文，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979年我在北京读研，听北大李赋宁教授讲文艺复兴。此课一改英文系积习，兀自从意大利但丁开始，继而介绍法国拉伯雷，末了才提及莎士比亚。我忍不住对李先生说：学生眼界为之大开。李笑答：“当年钱钟书就是这样教我的。他让我明白，文学研究山外有山、楼上有楼”。
2.所谓文学随人见性 钱氏如何看待文学、文学批评？早在清华园，他就写下《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等评论，继而在《谈艺录》、《七辍集》中多有发挥，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文学通论”如下：
何谓文学？英文Literature一词，与中国“文学”一样，兼有文献、诗文、学问等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所以他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其基本理由是：
《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另外与西洋文学不同，中国文学“兼本末、包内外”，别具“天人合一”的总体象征性。 分别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1933年10月《国风》第3卷8期；《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原载《文学杂志》，1937年5月第一卷4期，引文见《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4诸页；参见《管锥编》增订26，第399页。
《管锥编》经史子集俱全、诗词歌赋齐备。什么道理？钱氏按：文贵华彩丽事，笔工直白纪实。文笔分工，各司其职。中国历代学问，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左传》开后世小说法门。史学大用，因而在于“传神写心”，或再现历史精神：“遗其精神亦即失其真也”。说到底，经史子集“皆精神之蜕变，心里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1932年11月，钱钟书在《新月月刊》第四卷4期，发表《新文学源流》，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抗战期间，他又对中国史学界长期争议的“六经皆史”说，发表一批卓见，分别见《谈艺录》，第24-26页，第263-265页；《管锥编》，第612，1105诸页。
如今人文学科，大多“主内容、辨真伪”。文学却是一部脱空经：它一面突出美丑之别、雅郑之殊，一面讲究形象思维、象罔之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谓：诗文如同百灵鸟，“围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文学不重逻辑思辨，但求比喻模拟，反能冲破概念，走向变化。诗歌、小说、戏剧等，因而常比史书来的高明。分别见《谈艺录》，第572页；《管锥编》，第1420，410页；《七辍集》，第113页。
3.诗无通诂却有大小结裹 文学“抒作者之情，更感读者之心”。譬如杜诗韩笔，人人都觉美，却又各见所长。诗无通诂，原有“畅通与变通”。先看畅通。诗意本不显露，必索乎隐。各种解说，必主于一。再看变通。盖谓义不显露，亦可游移。诂之不通，达亦无定准，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
文学批评是训诂考据？还是叙事修辞？钱氏笑曰：“只怕有些学者，以为此外更无学问”。唐代诗人姚合称：“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如今学术论文，多“作场中批评”（Workshop Criticism），即“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批评关键在于：要“把千头万绪化为二三大事”，发掘那些“隐于针锋黍粒、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思想精髓。分别见《谈艺录》，第609-610页；《写在人生边上》，第48页；《管锥编》，第12页，第1215页，第496页。
4.教书与交友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时，旅居昆明文化巷11号。他在此写下“冷屋随笔”四篇。文中不难见出：作者精神郁闷。1939年底，钱氏辞去教职，前往他父亲钱基博所在的湖南蓝田师范，出任外文系主任。
据吴宓之女吴学昭追记：“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父亲奔走呼吁，不得其果，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看法，但教父亲不可强合。1940年11月4日，父亲赴陈福田便宴，议请钱回校，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
这桩公案，起自清华：传说钱钟书毕业时，不愿留校读研究生，理由是“外文系无人能教我”。陈福田因此大不满，吴宓却是莞尔一笑：“以钱的才质，根本无须硕士学位。” 分别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周榆瑞文《也谈费孝通和钱钟书》，载台湾《联合报》，1979年8月日。 实际情况，我以为要比传言复杂得多。
5.不落巢穴破体求通 首先，针对派系纷争，清华导师一再提倡：和东西秦晋之好，破南北门户之见。钱钟书身为好学生，既要遍采百味，又欲不落俗套，岂无一套自处之法？有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有心延揽才俊。钱赋诗道：“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我们知道，晚期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钱氏与之唱和，明示自己无师无门。一年后，钱钟书在英国作《论交友》，称“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分别见《中书君诗》，原载《国风》杂志，1934年第五卷，第6、7期合刊；《论交友》，载《文学杂志》，1937年5月第一卷第1期。龚自珍句出自《已亥杂诗》第104首。
请注意：他承认“亦师亦友”，坚持“无师无门”，其间夹着一层“通学”之虑。《管锥编》等891页谓：历代学问大家，皆因不落巢穴、方才有所突破。贾谊论文象赋，辛弃疾作词似论。《醉翁亭记》不为赋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名作往往破体，死守则自缚。
6.宗派阻绝、无师自通 其次，钱氏深知学术辩证规律。《谈艺录》171页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其劣，而在其佳”。此说源自《管子・枢言》篇：“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巢穴，巢穴则变腐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