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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拓片无疑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作为初唐名碑的《昭仁寺碑》，
因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受到历代好古之士的青睐。
陕西省长武县县城东街昭仁寺内现存唐贞观四年(630年)所立《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此为全名)，是记载唐太宗亲征浅水原大战“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史实的珍贵历史遗存。太宗于贞观三年下《于行阵所立七寺诏》，命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而昭仁寺列七寺之首。历经千年风雨，今仅存大殿一座、石碑一通。而《昭仁寺碑》更为七寺中唯一保存完好之碑石(***1)，弥足珍贵。
此碑为青灰石质，蝻首趺坐。据近年所测，碑高3.92米，坐高0.64米，宽1.50米，厚0.4米，与清王昶《金石萃编》所录“碑连额高一丈—尺八寸，广四尺五寸”大体吻合。额篆“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2)，正书寸楷。碑文40行，行48字，共3150字。碑文系谏议大夫、骑都尉朱子奢撰。碑阴题记为北宋欧阳修撰文，张淳书丹，另有宋绍圣元年(1094年)河南张重威甫题记。
由于此碑无书者姓氏，故历代金石著录中对其书者究为何人，众说纷纭，有郑樵“虞世南”说、曹仲明“欧阳询”说、毕沅“王知敬”说等。但无论何人所书，此碑书法尽显唐初正书之体貌，清瘦道劲，“端重而无板滞之病，刚健而无险峭之失，乃唐初正书之佳者”，故欧阳修于碑阴题记给出“字画甚工”的评价，确为的评。
长武县“东环黑水，西距回中，南枕宜山，北带泾水……四府之通衢，三边之咽喉也”，自汉唐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来往官员与文人常因《昭仁寺碑》而于此驻足。又因《昭仁寺碑》为太宗下诏所立之唐初名碑，历来受到金石学人重视，捶拓流传不断，许多学者更是不远千里来此“西垂萧杀之地”访碑。如《金薤琳琅》记：“正德癸酉(1513年)予以使事道邠，得拓其本，字画完好，若初刻者，真可宝也。”另《金石萃编》记：“(王)昶于乾隆甲辰(1784年)四月，值宁夏回人之叛，率兵防御于长武者五月，***事暇，即往观之，通体完好。”清乾、嘉之际，金石考据之风兴起，受此风气带动，在三秦以西安碑林为中心形成的碑帖业盛极一时，当时有专门的从业人群进行捶拓贩售，以碑林藏碑为主，兼涉陕甘诸地名碑，《昭仁寺碑》自在所列。清末民初，由于战乱，清皇室收藏流出，考古发现，以及外人来华考察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了“京、沪、秦三大古玩交易中心”。长武地处渭北，故受秦地交易网络之辐射，其拓本的流转交易范围得到了扩大，传世旧拓的递藏频率也得以加快，而以商业目的之捶拓活动亦日益频繁。
笔者就目前所见诸种资料统计，自宋以降流传于世且见诸于著录之《昭仁寺碑》善拓，至少应有以下七种：
—、吴湖帆(***3)藏宋本(***4)
陈麦青《吴湖帆旧藏(昭仁寺碑)》—文作过详尽介绍。此为现世所见唯一的《昭仁寺碑》宋拓，由于宋本残缺，三分之二由明拓补全。遂有《昭仁寺碑题记》(***5)、《昭仁寺碑跋尾》(***6)(另有册后两跋，内容涉及拓本纸墨)：
《昭仁寺碑》世无宋拓本，从未见闻。藏家著录，只此残本。为宋漫堂旧物，后归陆谨庭松下清斋收藏。余得于贵阳赵殿撰家，补以明拓，乃成完帙，贮于四欧堂。碑字连标名共三千一百五十七字(共四十页)，缺失拓本三十二字(第卅九叶)；宋拓本存一千另卅六字又半字，补明拓本二千另八十八字又半字。
二、都穆(1458—1525年)藏明拓本
此本为明代都穆于正德癸酉(1513年)亲拓所得，又据《抱经堂文集》所记：“此碑在明正德时都南濠所拓本，缺者仅三字。”由此可大胆猜测，此本在清代还流传于世。《金薤琳琅-豳州昭仁寺碑》记载：
右昭仁寺碑，唐守谏议大夫骑都尉朱子奢撰。欧阳公爱其字画甚工，惜无书人氏名。《金石录》尝载其目，亦不言为何人书也。惟《通志·金石略》以为虞永兴书。永兴书之传世者有孔子庙堂碑，然与此不类。而《金石略》乃谓出于虞公，当必有所据。昭仁寺在邡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与薛举战争之处。正德癸酉(1513年)予以使事道郡，得拓其本，字画完好，若初刻者，真可宝也。朱公予乡先生，唐史有传，其文字人间罕存，可见者仅有此耳。
三、朱文钧(***7)藏明拓本
此本原为梁章钜旧藏，因上有其题跋一则。另有张玮题跋。加之朱翼童(朱文钧，字幼平，号翼宣)自跋三则录于《欧斋石墨题跋》：
是碑《金石略》定为虞永兴书，可谓千古卓识。古人书法面目不同，此刻之与《庙堂》，犹之《孟法师碑》之于《慈恩圣教》也，具眼者自能辨之。今之陕本《庙堂》，愚谓正不及此，王知敬、李药师更无论矣!此为旧拓佳本，较近年所拓，其精采之处自不可掩，而近拓笔画坏者，此皆不坏，碑石极坚致，盖非数百年无此差别，其为明代毡蜡无疑。赵子函《石墨镌华》云：“《庙堂碑》经五代重勒，此犹是伯施真迹。”所言实先获我心。而王虚舟则谓：“此书虽似永兴，然《庙堂》丰逸，此则瘦劲，面目虽似，神骨则殊。”此正兴予说相反。且既有丰逸瘦劲之分，则是面目不似也，又何有神骨乎?惟云“正使永兴(虞世南)执笔，亦未必有过”，尚是持平之论。辛未(1931年)二月二十七日翼盆。
是碑与龙藏寺本极相似，然不见旧本，则无以知其惟妙惟肖也。碑字至今尚完整，而风神尽矣。欧斋，壬申(1932年)八月二十九日。
碑估相传，“辨天地于九皇”之“皇”字下半石花未与“王”字左右相连成“田”字者，即明嘉靖以前拓本，碑后无嘉靖题字。此“王”字仅左方为石花所侵，右方石花极微，自是明拓早本之证。欧斋，壬申八月二十九日。
高江村据郑夹涤《金石略》定此碑为虞永兴书。按《唐书》但言诏义以来交兵处，令虞世南、朱子奢等为之碑。今此碑朱子奢撰文，何以据其为虞书乎?至毕秋帆谓笔迹与《李卫公神道碑》同，疑是王知敬书，亦不敢言，阙疑可矣。道光甲午(1834年)春暮题，苣林。
多字以十数，纸墨与皇甫碑线断本为近，即号宋拓，亦无不可。辛巳(1931年)冬敌园(张效斌)题。
四、沈增植(***8)藏明拓本
沈增植《海日楼题跋》有《明拓昭仁寺碑跋》二则：
平生所见《昭仁寺碑》无有以此沉实者。画中较今拓为肥，定为明前拓本，惜不令覃溪见之。寐叟，庚戌(1910年)静寄东轩记。
《昭仁寺碑》，宋人谓之虞书，以为与庙堂碑似也。今人不肯认作虞书，以为《庙堂碑》不似也。宋人所见《庙堂》与今所见《庙堂》固当不同。不似王彦超本，安知不似唐石本也?吾不敢附会覃溪之说，宁从宋人。乙厂记。
五、卢文绍(1717 1796年)题跋本
柳诒征编《卢抱经先生年谱》有记：“乾隆庚子十二月六日，在京师，为金氏《豳州昭仁寺碑》作跋，并还其拓本。”另《抱经堂文集》收录《豳州昭仁寺碑跋》：
此碑在明正德时都南濠所拓本，缺者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后，全缺者廿余字，然犹未至如近拓之剥泐更多也……书法端重而无板滞之病，刚健而无险峭之失，乃唐初正书之佳者。以为永兴，则未必然。乾隆庚子(1780年)在京师，金氏出此见示。腊月六日乃为题而归之。
六、翁方纲(1733—1818年)题跋本
《翁方纲年谱》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五月二十八，跋《豳州昭仁寺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录《跋豳州昭仁寺碑》：
此碑笔意虚和，而纯用中锋，后来王知敬征得一二耳。“鉴”字下有“”者即是旧本，在今日不可多得者也。庚子(1780年)五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纲。
七、王褆(1880～1960年)藏本
王福庵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书法、篆刻为世人称道，袁慧敏编《王福庵年表》有记：“1 926年，丙寅，民国十五年，47岁，孙虎儿(乃师)生。得精拓《唐昭仁寺碑》。自刻‘王褆私印’。”
由以上所列可知，《昭仁寺碑》拓本至少自宋代已经流传。而流传的重要时期始于明朝早期，此时拓本缺字甚少，极为珍贵。都穆藏本于明正德亲拓所得，而朱文钧、沈曾植藏本都被定为明前期本。清乾、嘉以后的拓本流传甚广卢文绍、翁方纲题跋本皆在北京见到，且至少应为清乾隆以前的拓本。而王福庵藏本至少也为民初拓本。
如今在艺术市场流传之《昭仁寺碑》拓本多为清和民国时期的拓本，明拓已甚为鲜见，1949年后拓本较多，但总体与其他名碑相比，还是存世量偏少。如今按国家文物局规定，长武文物部门为保护这座千年古碑在其外部安装了防护玻璃，已经禁止捶了。
随近年艺术市场的升温，不少藏家坚守碑帖收藏领域，《昭仁寺碑》拓本也屡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虽然《昭仁寺碑》拓本在艺术市场上有逐渐走热之势，但对比其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则略显不足。其卓越的文化艺术以及历史价值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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