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著名编辑家李景峰同志不幸去世了，噩耗传来，我不胜悲痛。我和景峰相识、相交已经30余年，彼此亲密无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在他患病期间，我曾多次看望他，希望他能够转危为安，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多作些贡献。谁知万恶的病魔竟是这样无情，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和李景峰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四害”横行时期，我在黑龙江省一个新建的大工厂工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犯过右的错误，因此被打入另册，下放在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虽然我出版过长篇小说，写过话剧，搞过电影，但惮于文坛的险恶，已经对文学创作失去信心和兴趣，打算“金盆洗手”了。谁知李景峰却从北京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向我约稿。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的年轻编辑，儒雅谦虚，平易近人。开始接触时，我很冷淡――实际是对文学的冷淡；可是一经晤谈，却似一见如故，非常投机。他对我说：文坛上这种荒唐情况不会长久存在，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他劝我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下去，会被读者认可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些北京文化界内部的情况，暗示行将变化的征兆。于是，我看出了他的质朴与正直。
经过他的“煽动”，我又“蠢蠢欲动”了。正好，由于他的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在我们工厂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而且建议我也参与编创工作。我们工厂集中了一批业余作者进行创作活动。因为我们是数万人的大工厂，人才济济，很快便写出了初稿，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直接送到出版社，请编辑审阅。来京后，出版社的领导很重视，安排我们住在红星胡同的宿舍里，听取意见并进行修改。正巧，景峰当时也正好住在这儿，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于是，我们的接触便非常方便、也更加频繁了。经常是我们在他的“正房”谈稿子，他的夫人刘蕴杰领着孩子躲在窄小的厨房里，一谈就是数小时，直至深夜。他们夫妇总是热情款待，从无厌倦之色，令我们心怀感动又十分歉疚。
由于景峰的帮助，后来又有屠岸和张木兰同志的直接指导，我们工厂搞的那本书在粉碎“”之后正式出版了，名曰《淬火集》，发行后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本书的出版使工厂的一批业余作者脱颖而出。
李景峰同志不仅爱护作者，对作者的稿件更是倍加珍惜。有一个生动的事例足可证明。
1976年7月28日午夜，这时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可是，景峰为了赶编一部稿子仍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响声，随之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晃动，桌上的热水瓶跌落在地，柜厨里的碟碗在互相撞击――啊，不好！地震了！李景峰叫了一声，立即把案上的稿纸卷起来，往肋下一夹，同时飞快地走到床前，将业已坐起来惊得神色骤变的娇弱妻子小刘抱起，大步跨出室外。这位编辑把作者的稿子和爱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这部书稿就是黑龙江作家屈兴岐的长篇小说《伐木人传》。此事被文坛传为佳话。屈兴岐对此更是刻骨难忘，他经常对人说：“李景峰是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我这棵幼苗成长的，是用生命关爱这部书稿的出世的。”因为老屈当时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初稿也很粗糙，是在李景峰苦心孤诣地帮助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终于改成一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它的出世却是那样的险象环生，富有传奇色彩。
1979年秋天，李景峰的身心曾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他应约前来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作协召开的一个创作会议。开会期间他闹了肚子，谁知去医院疗治时，经医生诊断，竟认定他患了结肠癌，需要立即手术。有关领导闻之非常紧张，劝请他马上回京诊治。但是，景峰却坚持到会议闭幕，完成约稿任务才返回北京。
就在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为他延医求诊的时候，李景峰仍一如既往地埋头为黑龙江一位作者的稿子进行编辑加工。这部稿子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此稿写于1957年，由于当年我少不更事，在“鸣放”中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犯了错误，于是这部稿子便和我一同流落北大荒，当然无缘面世。粉碎“”后，我又把它从箱底翻了出来，请李景峰帮助审阅一下，看有无出版价值。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连稿纸都买不起，用的多半是旧讲义的背面和一些没有格子的纸头，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可是，这位部级出版社的大编辑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并且颇为赞赏，认为它真实地记述了5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很有意义。他代我向出版社领了稿纸，让我认真誊写一遍，经他的初审后送交社领导，居然被通过了，现在需要他进行编辑加工，然后送印刷厂排印。谁知恰巧在这个时候，医生说他患了绝症。
令我万分感动的是，景峰丝毫没有受此影响，照常工作，而且夜以继日，甚至在医院的候诊室排着长队候诊的时候，他还从书包里拿出稿件进行审读。有一天，我因为不舒服和他一同去医院就诊，他竟然在门诊室的走廊里和我讨论起稿子来了。当时，他是那样地认真，那样地专心致志，那样地旁若无人，就如同在他那间拥挤的办公室里，早把来此诊病的任务置诸脑后了，直到护士呼叫他的名字，他才把稿子放回书包里。
后来的诊断证明这是一场虚惊。可是，他那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作者热诚恳切的态度，是我终生难忘的。后来这本书没有辜负他的劳动，出版后颇为青年读者喜爱，曾经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本来还要进行第三次印刷的，广告已经发出，但景峰恰巧在这时工作调动了，因此书没有印出来。为此，他曾经感到很遗憾，对我感慨地说：“人一走，茶就凉，到处都一样啊！”
我对他说：“没啥，印刷两次我已经知足了。”
此后，我和景峰的友情与日俱增。当我弃工就文调到黑龙江省作协主持工作时，他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巨大的、无私的。
不久，我奉调来京工作。奇巧的是，我们俩的办公室居然在同一所建筑的同一层楼上，景峰高兴地说：“看来咱们俩真是有缘了！”
初到新的岗位，我人地生疏，工作是很困难的。景峰总是在各方面给我以帮助，从精神到物质，对我都是有求必应。特别是对于文坛的情况，他经常用精辟准确的分析，梳理我繁杂无序的思路，使我能够很好地应对某些看似突然而又是必然的事件。那时候，我们俩常常在下班之后促膝谈心，天南地北，酣畅淋漓，每谈就是数小时，舒解了我多少困惑和疑窦呀！我庆幸有这样的朋友和同志。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三年前的一天，小刘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景峰患了绝症。我立即去医院看他，方知这次是确切的，而且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可是，他的精神状态却很好，谈笑自如，没有任何忧戚之状，又令我佩服他的坚强。但病魔无情，死神无义，终于用其罪恶的黑手夺走了景峰宝贵的生命。当从电话里听到小刘的哭声时，我不禁万分悲痛，眼泪潸然而下。我痛惜失去了一位可以倾诉的知心挚友，痛惜文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如今，像李景峰这样优秀的编辑真是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好人不长寿呢？天道不公啊！
景峰，走好。我和那些你一手扶植起来的众多作家以及你编辑出版的那些优秀作品的读者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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