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大戏《闯关东》通过朱开山一家 “闯关东”的种种经历,再现了清末民初山东农民大批移民东北的历史事件。经由逃难、务农、经商、开矿到后来再次踏上逃难之路,朱家人的遭遇成为动荡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剧中人物身份的变迁折射出其背后社会体制、思想文化震荡与转型的影响。
【关键词】闯关东 身份 变迁 折射
近来热播的历史大戏《闯关东》,以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种种经历和遭遇,真实的再现了清末民初山东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大批移民东北的历史事件。下面就朱开山及其一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身份简要归纳论述,以期通过人物身份变迁探究其背后社会体制、思想文化震荡与转型的深响。
一、难民,拓荒者
剧本开头,写传文成亲受挫,全家远走关东,而一家之主朱开山更是早因朝廷追杀而闯关东淘金立业去了,这样一来,朱家老小包括尚未过门的鲜儿,都成了背井离乡远赴他乡求生的难民。无论是因日俄开战无法登岸造成船上饿殍相累,还是鲜儿和传文一路讨饭过活、九死一生,这一系列的悲惨遭遇都反映了当时天灾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由此不难理解当时为何把移民东北称作“闯关东”。之所以称其为“闯”,第一是因为在清初这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康熙七年至咸丰九年(1668―1860)清***府对东北实行封禁***策,阻止山东等内地汉人出口闯关,保护“龙兴之地”及资源;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东北地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医疗、司法体系都很落后,外人在此立足十分不易。并且,随着移民潮的大量涌入,造成原有生存资源的进一步匮乏。“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在这一时期,38年之中曾形成两次高潮。第一次,1912―1929年间,因天灾人祸、人口压力、近代交通兴起、***策导向(东北当局招垦、独统东北相对安定)等原故,山东移民数量激增,1927―1929年三年中,每年在百万人以上;第二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者为在东北建立重化工业和***需工业基地,从关内华北地区大量招募、诱骗、强掳强征劳工入境,1940年到1943年四年中每年均在90万人以上,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工程修筑、采矿、冶炼、搬运等苦力工作。而当时闯关东的广大农民确是因生计所迫才打破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习俗,离开家乡,走向东北的,因此具有浓厚的逃荒求生色彩,显现出盲目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如此大批移民的涌入,为原本就处于***府统治薄弱地带的东北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剧中嗜血的金沟,的勾结,兵痞的抢掠,列强的纷争,东北俨然成了投机者与抢匪的乐土。同时,大量移民的出现也反映了清庭统治下的山东等地民不聊生,时世凋敝的现状。在剧中,先是天灾连年,匪患满地,传文娶亲遭劫,朱家人胶州湾登船时的拥挤踩踏,船到旅顺遭遇炮击,终至庄河上岸又遇旅顺惨遭屠城,母子四人与夏掌柜俱去元宝镇投亲,这一程下来,朱家人由安生的农民被卷入闯关东的大潮,成了流离的难民,而朱开山更是早已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这一系列的人物身份变迁,折射出清末***治腐朽,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造成这一窘况的“最初诱因可以来自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人口生态环境等因素的某一方面,但发展到后来总体上讲就将诸多因素缠绕在一起相互为因,如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吸附力、土地兼并狂潮、农民的无地化趋势、苛捐杂税的重压、频繁的兵灾匪祸、自然灾害频仍导致的饥馑、人多地少产生宗族制度的***和生活压力、生存环境与文化选择、***府***策的引导和实施、对未来的憧憬,等等。”这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大批山东百姓由农民变为难民,由定居者变成了异地的拓荒者。
二、建设者,保卫者
如果说朱家人由山东到东北是由农民变为难民,由定居者变为拓荒者,那么他们到了东北定居以后则成了这片土地的建设者与保卫者。
朱家在向关东迁徙过程中身份的变化是旧有体制崩塌及民族文化反转进入地方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行***区划及户籍建制因资财来源枯竭、传统乡土观念自身的弱化而难以维系,“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 (卷3,民社志13),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人已将同姓、同宗完全抛在了脑后。通常,社会崩塌至此必生大变,非是内乱便是外侵,而山东人则找到了最经济的手段:借地利之便移民东北,既减轻了本土人口压力,又为东北带去了劳力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华疆域的护卫和巩固、对迁入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对人口的合理分布、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对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都是山东移民建设东北不可磨灭的功绩。《闯关东》剧中,秀儿向朱大娘学习手工技艺,朱开山向当地村民赠送“山东犁”及播种机等片段皆可为证。在这一系列的技术、文化传播中,作为中原汉民族主流文化代表的朱家也在不断的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务农和经商成为东北社会切实的建设者。朱开山在放牛沟开荒立业,以朱家大院老东家的身份闻名乡里,又与当地首富韩老海联姻,俨然已为土著交际圈所认可接受。后来到哈尔滨经商,在与潘五爷数轮争斗后终归和好,山东商人与热河商人永结银牌之盟。他们不断融入东北本土社会的过程正是其不断开创事业、建设家园,为当地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的过程。可以说,参与建设并不断取得成就正是朱家在关东得以安身立命的法宝。
剧中,在煤矿开采问题上,朱开山最初极力反对,但后来得知是与日本人争夺中国资源,便不惜血本借巨款、拉股东、亲自督导生产,甚至闹到与关东***兵戈相抵、与森田对驳公堂。正是这一次次的较量才使得忠奸自现,朱家上下的众志成城与传文的趋势赴利两相对照,在各自角色的转变中折射出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多维发展可能。
在《闯关东》剧中,朱开山一家人的身份几经变迁,每一次的变迁都折射出中国社会某一部分原有体制或思想的更迭激荡。从旧有体制的穷途末路到新世界建设的如火如荼,从陷入困境的主流文化对地方文化的进入到土著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接纳交融,从拓荒时代由无秩序到有秩序的演进到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激化,从城市商业建设初期的势力纷争到共赴国难的众志成城,在这不断的变迁中,构成社会基础的个人、家庭、民族三个利益单位彼此都扮演着对方利益实现的关键角色,而个人身份的变迁折射出了在社会不断变迁的现实境况中三者利益实现方式、程度及比重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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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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