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1982年三位导演联袂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是当时台湾新电影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影片的故事内容改编自乡土小说家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以及《苹果的滋味》。电影分别从小镇、乡村、城市三个场景取材,依次关注台湾岛上的民众生存现状、商业文明的负面价值和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钳制操控,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对台湾社会的多重忧患意识。
[关键词] 台湾新电影;生存困境;商业文明;新殖民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影坛陷入了混乱堕落之境,电影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影片大多 “沦为暴力、***、嬉闹等不良问题的集锦”[1],“面对如此局面,不少知识分子发出了拒看国片的抗议,‘大学生不看国片’成为当时电影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2]在这样一种弥漫着压抑愤懑又渴求突破与改变的氛围中,一群志同道合、对电影怀有赤忱热情的青年电影工作者,于1982年前后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等一大批立足现实、品质脱俗的电影,引起岛内观众与媒体舆论的热烈响应,这批电影被称之为新电影。影评人焦雄屏说到:“新电影的导演与上一代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抛弃了逃避主义,不再编织爱情幻境,也不制造飞天遁地的英雄。他们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是既有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这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3]
在这些众多的影片中由三位导演联袂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的故事内容改编自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以及《苹果的滋味》,第一段由侯孝贤执导,其他两段由留美归来的曾壮祥和万仁导演,影片中的故事发生时间为60年代初期的台湾乡村与城市,三个段落的情节完全***。电影分别从小镇、乡村、城市三个场景取材,依次关注台湾岛上的民众生存现状、商业文明的负面价值和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钳制操控,凸显了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对台湾社会的多重忧患意识。
片段一:下层民众之生存困境
影片的第一部分《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执导,讲述的是老实巴交的青年坤树带着老婆孩子进入小镇后,为了养家糊口而挣扎求生的故事。
影片采用了一个个的长镜头来表现坤树生活的呆板无趣和贫困潦倒。坤树夫妻俩因家庭拮据在是否生第二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坤树为了承担起做丈夫的责任,跑到镇上的电影院争取到了一份当广告活体人的苦工,他将家中仅有的一床被罩做成了小丑装,每日天未亮就要穿上小丑衣装扮成滑稽的面相出门,他右手执拨鼓、左手拿喇叭,胸前和背后还要各挂一块贴着影院广告的木板,在镇上的各条街道四处奔走、叫喊,重复着单调的广告词。对于扮着小丑装的“广告人”,人们充满了轻视与好奇,坤树的大伯与他绝交,一群几岁的村童都可以随意戏耍他。坤树对这份职业也是轻贱乃至深恶痛绝的,但现实的生存困境却让他只能选择咬着牙坚持下去。
故事发展到后来,坤树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戏院改进了宣传方式,坤树不用再化妆成小丑,戏院还给他配了一辆三轮车宣传影片。坤树欣喜若狂地飞奔回家中,将喜讯告诉妻子,然而就在两人为此感到欣慰欢畅之时,电影情节来了一个大逆转:坤树卸下小丑的假面,以真实面目走到儿子阿龙的面前去逗弄他,阿龙却被吓得大哭起来。原来因为坤树以往出门早,儿子没睡醒时他就化好妆,中午回家吃中饭时也没时间卸妆,到了晚上回到家中儿子早已熟睡,所以阿龙没有见到过爸爸的真面容,作为父亲的他在儿子眼里是始终缺席的。为了让儿子开心,坤树只好再次扮成小丑,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妆台,坐下来,踌躇地打开抽屉,取出粉块,深深地望着镜子,慢慢地把脸涂抹起来了。
影片最后定格在他化装时的面部特写上,坤树面部表情似哭似笑,我们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刺痛、酸楚与无奈。坤树越是这样为爱而牺牲自己,糟蹋自己,观众就越是能深沉地感受到这种屈辱生活的可悲和痛苦。透过坤树,我们看到在台湾逐渐起步的时候,有很多被遗忘在角落的人正辛苦地调整自己,他们也希望能凭借自己仅有的劳力,建构属于自己的家庭,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挣扎与韧性。
片段二:广告效益下的商业欺诈
《小琪的帽子》是影片的第二个故事,由曾壮祥执导,这个故事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讽刺色彩。影片以冷静的态度把两个推销员到乡下推销日本伪劣产品―― “快锅”的事件放大化,凸显了现代商业社会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推销员王武雄是个刚退伍的士兵,因为没有学历而进入日本瓦斯快锅的推销行列。在经过三天的职业培训后,他与另一个推销员林建发被分到一个小乡村推销快锅。在那里,王武雄的生活百无聊赖,他惟一的快乐就是见到一个戴着帽子的漂亮女孩小琪,小琪的沉静和神秘让他充满好奇,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摘下小琪的帽子,看看不戴帽子的小琪是什么样子;同事林建发则对工作刻苦敬业,他的妻子即将临产,需要大笔的生产费用,为了推销产品他每天都跑到村口不厌其烦地向村民演示快锅的使用方法,夸赞快锅的便捷高效,反复演说着培训课上学得的那一套推销理论,但几个月过去了两人没有任何业绩。一天,王武雄又见到了小琪,在交谈中他突然摘去了小琪的帽子,结果见到小琪的头上长着一块丑陋的疤痕,小琪在羞愤中跑掉。原来几年前她家买过一口日本快锅,结果因为质量问题出了事故,小琪的母亲被炸死,小琪则留下了这块永远无法去除的伤疤,懊悔的王武雄回到宿舍后却接到林建发被快锅炸伤的消息。
在影片中王、林二人(推销员)――快锅(产品)――村民(消费者),俨然形成了现代商品销售的完整体系。影片的最后结果暴露的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虚假性质,显示出商品夸大宣传的背后对人的生命的轻视与践踏。“商业推销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城市文明的象征,也是消费社会的显明标志。作为我们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它无孔不入,侵入人们的所有公共和私人领域,占据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怂恿、支配人们的消费意识,显示着其作为‘物’的无所不能的力量。”[4]正是影片中的商业推销和广告宣传以虚伪和欺骗的手段构建快锅技术精良的神话,使得被蒙骗的推销员不遗余力地推销着存在危险的商品,结果造成了自己(林建发被炸伤)和顾客的损失(像小琪一家)。
影片对商业文明背后虚伪欺诈面的暴露,无疑是触目惊心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然而这种物质的进步却是要付出本真和纯良的精神代价。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残酷而冷漠的,普通小人物在时代的 “进步与发展”中只能被动地随波逐流、辗转漂徙,他们怀着改变现状的愿望,并试***为之付出努力,但无论怎样挣扎,却只能成为纵的一群。
片段三:经济外援之新殖民主义时代
电影中的第三个片段《苹果的滋味》由万仁执导,影片以喜剧手法表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显现出新电影的导演们对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薄弱无知的痛切批判和面对强大经济外援时的尴尬、矛盾的心态。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清晨工人江阿发被疾驰的美***吉普车撞倒在地不省人事,被送入医院;紧接着影片中第二个镜头:格雷将***打电话的情节,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画面,格雷撞伤江阿发后,本来打算简单处理,可是在电话里那个“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说:“……对方是工人,……这里是亚洲惟一和我们最合作的地方,……如果地方上闹起来,我们的总统会不高兴!……找到他的家人……”看到这里,观众似乎能够会意美方的意***。因此影片的画面跳转到格雷将***在一个台湾外事警察的带领下寻找江阿发家人的情节。在这里,导演用一组组的长镜头真实地反映了江阿发一家惊人的贫穷:他家住在一片棚户区的最里边,要经过好几条左拧右拐、狭窄的小胡同才能到达。阿发家的房子十分简陋就像用积木搭建起来的一般,家中一共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才几个月,他的二女儿竟然还是个哑巴。全家七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江阿发的身上。江阿发的家庭应该说在台湾民众中是很具代表性的,他的生活状况就是当时大部分台湾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
接下来,影片又运用了一种戏剧夸张的手法表现了江阿发的家人在外事医院中的奇遇:江阿发的妻儿六人被带到了医院中,美式医院的现代化装饰和设备让没见过世面的江家人傻了眼,他们发现就连医院中的厕所都比他们家要大、要亮、要整洁。面对被撞断了双腿的江阿发,美***上校给予承诺:一笔丰厚的钱款外加送其哑巴女儿去美国读书、治病的承诺,阿发和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献出谄媚的笑容,两人非但没有断腿的悲伤之感,反倒为美方提出的和解条件而暗暗窃喜,非法驾车撞人的格雷上校由肇事者变身成了救世主。就连前来探望的工友也纷纷对阿发表示羡慕,甚至打趣他是故意撞伤好索要赔偿的。
很明显,这是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景,工人阿发被作为台湾社会的象征,被截去双腿意味着失去***自主的能力,美***的赔偿金代表着外国对台湾的援助资金。实际上,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过分依赖外援、仰人鼻息致使民族元气大伤、民族精神麻木,就像影片中的江阿发,因为获得了赔偿他变成残废也满不在乎,妻子儿女也洋洋得意。特别是影片结尾表现阿发的妻女吃苹果的情景,更是把影片的讽刺性推向了高潮:江家人看着美***上校送来的红苹果都很新奇,由于没吃过也不知道怎么吃,苹果咬到嘴里时总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甘美,孩子们的脸上都露出失望、呆滞的神色,但一听到阿发说一个苹果的钱抵四斤米后,便突然觉得苹果的味道变好了,于是大口地嚼起来,本来舍不得吃的阿发,也经不起诱惑要了一个,全家人都细细地品味着这比米还金贵的苹果。这一情节无疑是运用了隐喻手法,把外援的诱惑力和部分台湾人对台湾社会靠外国恩赐施舍过日子而酸涩不踏实的感受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影片的最后一幕定格在那张充满幸福感的“全家福”上,照片上除了缺少那个被送到国外读书的哑女外,一家六口都衣着光鲜、精气十足、表情欢畅,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江阿发是坐在轮椅上的。这个结尾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有很多评论普遍认为影片影射出了近30年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湾拿自己的作代价从美国手里换回来一点可怜的赡养费,台湾当局几十年来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本质令无数基本丧失了精神、牺牲了自我的人们成为资本生活、拜金主义的奴婢,照片上江阿发一家人的卑微笑容诠释出整个时代的悲怆。
在这部影片中,三个片段三个故事,虽然短小却蕴含丰富。片段一表现了台湾民众不得不承受人生存之苦所带来的尊严折磨,片段二谴责了外来劣质商品与经济侵略所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伤害,片段三讽喻了新殖民时代台湾受制于外援的尴尬与无奈。《儿子的大玩偶》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当时台湾***治保守势力的抵制,在舆论、口碑与市场的支持下,为台湾电影的创作自由开启了一片新天地,也确定了台湾新电影在台湾影坛的新地位。
[参考文献]
[1] 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40.
[2] 焦雄屏.从电影文化出发台湾[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8:15.
[3] 彭吉象.影视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19.
[4]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56.
[作者简介] 谢辉(1978― ),女,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吉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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