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自从被贴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这一标签后,仇和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不断地逃避着媒体的追逐。我们作为新闻界的成员自然也不能例外,好在与仇和交往多年,我们在与仇和的日常接触中,利用我们特有的方式,还是记录下了仇和流露出的许多真实想法。
笔者:昆明是一个旅游城市,您大力发展工业,会不会出现北大教授姚洋所担心的那样,“昆明这块最后的净土,仇和再干5年,滇池也完蛋了”?
仇和:区域经济的竞争正在由区位优势、软硬环境优势的竞争,向人居环境优势竞争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我们提出,要把生态建设当作经济工作来看待,当作经济发展来重视,当作经济建设来投入,当作生产性项目来安排,当作长效性产业来开发。努力在不欠新账的同时,加快还清历史旧账,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给企业下了“企业不消灭污染,就让污染消灭企业”的“***令状”。
笔者:站在昆明,回首宿迁10年走过的路,您觉得哪些经验最值得您珍视,哪些经验对您今后的从***帮助最大?
仇和:制度积累。无论我在沭阳,还是在宿迁,我始终把制度创新当作重中之重来抓,可以说,在同级县、市中,我们的制度创新是最多的。
笔者:中央调您来昆明工作,除了正常的组织调动外,您觉得您过去的哪些工作经验或经历起了重要作用?宿迁如今成了后发快进、超常规发展的典型,而昆明近些年来的竞争力却呈下降趋势,是不是两地的反差,促成了您到昆明工作?
仇和:中央为何调我来云南,这个问题不应由我来回答。但我理解,可能与我来自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有关。
就发展资源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发展性资源,如人才、技术等;一种是基础性资源,如矿产、原料。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性资源丰富,基础性资源缺乏;西部地区基础性资源丰富,发展性资源缺乏。但是,主导经济发展的要素是什么?主要不是基础性资源,而是发展性资源。例如,上海不生产一片烟叶,用的烟叶全部是云贵地区的,却生产出了“中华”,南京不产烟叶,却生产出了“南京”,创造了很高的价值。
昆明作为一个基础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推动加快发展壮大实力,很需要借鉴、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理念,而我也许就充当了促进发展性资源和基础性资源相互融合的一个角色。
笔者:从您2004年露面《南方周末》以来,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染有“人治”色彩的改革者形象,有些强悍,不够民主。我们想知道,“媒体仇和”是不是真正的“公民仇和”?您的媒体形象和真实形象有没有差异?
仇和:“媒体仇和”和“公民仇和”当然有差异,而且有着巨大的差异。
“媒体仇和”是个“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而实际上,宿迁改革中的冲突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宿迁改革总体上是平稳的、推进的。至于外界所传有关我的一些“精彩”镜头、细节,其实有许多是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干部说我“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在回忆强行拆迁时,说铲车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300多人,将老百姓甩到雨中。媒体描述了这个细节之后,接着引用了我说过的话,“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这样的描述,让读者看起来好像是我领着干部去拆迁。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拆迁现场,那件事我也从不知情,更不会从这件事中推导出“中国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须遵循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逻辑”。
“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我想,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也许只是出于文章表达的需要,有意无意间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冲突。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难免会失真。
虽然媒体说我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我自己也跟媒体说过,“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但是,我具体做事的时候,总是努力将争议降低到最小程度,尽最大努力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笔者:以人治为要义的“仇和现象”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探讨中国转型的标本。记者和学者认为您是有缺点的时代英雄,他们在肯定您的时候,总不忘提醒您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对此,您怎么看?您的权力边界应该划在哪儿?
仇和:媒体镜像中的我,是一个做事喜欢走极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我被贴上了“独断专横”的标签。即使是那些对我多有褒奖的报道,也不忘善意地提醒我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
对此,我想说,我做事一贯讲究民主。我在宿迁任职期间,北京的一位高级干部率考察组去宿迁考察我。他们找市里的干部谈话,范围很大。谈话结束后,问我怎么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想,可能他们事先听到过我作风不民主的传闻吧。我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民主。你说是开会讨论的方式更民主,还是事先一对一谈话更民主?开会的时候,我是“一把手”,我表态过后,一般能有多少异议呢?可是,一旦我一对一谈话,交心,情况就不同了,不同意见就会真诚地表达出来。我做市委书记累,累就累在一对一谈话的民主上,从市委***,到******班子,到市级领导班子,挨个谈,挨个征求意见,你说累不累?可是,我们的改革能够稳定有效地推行,也得益于此。最后,考察组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至于“强硬”,我承认确实有强硬的一面,但这种强硬主要表现在抓工作落实上,即制度执行环节。
笔者:对于您的施***风格,有人总结了三个字“急”、“大”、“狠”。您怎么看?
仇和:确实,我比较“急”。为什么呢?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所以我比较“急”。
为了抢占发展的先机,在区域竞争中,我做事向来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于是,当别的地方因财***困难还在等、靠、要,希望靠上级支持来完成公路建设时,宿迁却带头有偿借资,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当别的地方还在寄希望于上级支持、布点完成工业化时,宿迁却把重点放在了招商引资上,通过撬动民资来推动工业化;当别的地方终于明白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力拼优惠***策时,宿迁又把改革的触角伸向最为敏感的医疗领域、教育领域……
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沭阳在宿迁从一个最落后的县变成了发展最快的县,一定程度上,与沭阳抓住了很多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说“大”,说的是我的改革力度“大”,指的是我不惜拿最为敏感的社会事业开刀。面对宿迁这样一个包袱极重的特殊市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轻装前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全面“接轨”市场,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至于说“严”,可能是说我对干部要求“严”。当别的地方如苏南富得流油时,宿迁却穷得冒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正如你们看到的,10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
笔者:您在宿迁最早主持了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项鲜为人知的***治体制改革,请问:作为一个经济上在江苏省最为落后的地区,宿迁市在***治体制改革上,为什么能够频频超前?宿迁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项改革是否太超前了?
仇和:恰恰相反,越是落后地区法制化、民主化进程越要快,倒是发达地区慢一点是可以的。
民主的发展有它的自身规律,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由经济领域导向***治领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苏联为什么解体,就是违反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想自上而下搞民主,并且是从***治领域导向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搞股份制改造实质就是搞经济民主化。在国有企业、公办学校、公办医院就业,只要没有股份,你就是雇员,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实质是一种***治上的虚拟。
应用经济体制改革来倒逼***治体制改革。我们国家的路子是自下而上,搞村民自治,这是对的。但按人均GDP算,自治至少要到县一级,所以原江苏省委***书记要求我们的公推直选应迅速提高,但大家不一定能接受,还有宿迁不能单边推进,宿迁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还有周边地区呢。从规律来说,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及时搞社会事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治体制改革,应该这样改下去,这是一般规律。
(摘自《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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