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从“三有”到“三无”
社会需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三有人才，但更多的人却堕落为“无梦、无痛、无趣”的三无废才一社会学家、职场专家、心理学家说起中国橡皮人的成因，―致认为中国人欠缺的是价值偶像。
“将来怎样办?”
于建嵘蹲在城中村或厂区，老问“农二代”同一个问题，他听到最多的一句回答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耗费大量的时间，深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1：等社会边缘群体进行调研。
“富二代”，“官二代”更易橡皮化
橡皮人指的是无梦、无痛、无趣、麻木和迷失自我的一代，人们通常把橡皮化程度直接跟财富程度划上等号。 “橡皮农民工确实存在。但是，橡皮人更多的是说‘个人有没想法，是精神层面，并不意味着贫穷就定没有想法，富裕就一定会有想法。”于建嵘发现，仅就农民工群体而言，“农一代”与“农二代”的人生理想有着天壤之别。“农一代”进城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回家盖大房、娶老婆、生孩子，“农二代”很少有人想过要回家，他们宁愿待在城里，做‘个永远无法与城市有交集的看客，待一天是一天，即使回，也是回县城买楼房、开小店。
橡皮人其实是穷忙族的一个分身，他们同样遭遇到一个上行受阻和阶层板结的社会。
“这就是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美国梦，每个美国人都带着一种梦想，认为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我付出就会得到。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卖个茶叶蛋都能成为万元户，走进富人阶层。你只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会有份好工作，改变家族命运。”于建嵘分析，“中国梦现在的问题是，你付出了不一定就能得到，那么多特别是底层的人感觉到梦想达不到，付出所有的努力，却不可能有大作为。当穷人感觉到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话语表达都不能影响到真正的社会，最终就会成为橡皮人。”
于建嵘说：“中国社会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富二代、官二代不需要很多努力，就会得到，而一大批人却怎样努力都得不到。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排斥性体系，每个阶层自成圈子和板块，缺乏流动与沟通。”
相较农民工、蚁族而言，“富二代”、“官二代”成为橡皮人的可能性更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蚁族》主编廉思就发现，蚁族中大部分是怀揣梦想，努力向上的“穷二代”，“橡皮蚁族”不超过20％。“蚁族的窘迫生活及强烈的城市反差，让他们梦想更强，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和耻辱感更重。我接触过很多富二代，他们直接从父辈那里继承优越的条件和资源，当一切来得太容易时，你很可能会无所谓。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人生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想：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做父亲正在辛辛苦苦干的事?我不喜欢，我为什么要继承?如果我不快乐，为什么非要把它绑在自己身上?”
于建嵘认为，那群穷忙的中产也不是橡皮人，他们至少还有着为一套房、一辆车奋斗的卑微理想，这个社会上真正可怕的是这几种人：愤青、“神仙”、炫富型“富二代”和炫权型“官二代”。
他们为什么会去信李一?
最近，重庆缙云山“绍龙观”道长李一被捧为“神仙”，有媒体报道宣称，他是马云、王菲、李亚鹏、杨锦麟、梁冬等人的师父，光皈依弟子就超3万人，一半在商界，另一半在***界、演艺界、学界。
这位前杂技团团长、道医馆馆长、野人寻访者、仅有4年道籍的道士，有几样拿手好戏：一是220v“通电诊疗”大法，一是“水下龟息”闭气2小时22分钟，一是通过“辟谷”寻找人体的终极能量。
他们为什么如此相信李一?调查地下家庭教会多年的于建嵘笑了：“他们可能在商业或某一领域有着过人的智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谁又能保证他们在其他方而不处在幼儿园的水平?”
于建嵘不太认同物欲泛滥导致精神荒芜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恰恰是，社会转型中，主流传统的思想意识已分崩离析，而新的一套价值体系还未建立。人们对未来非常迷茫，看不到要追求和坚持的东西，有人会因此走向宗教，寻求心灵寄托。”
于建嵘发现，富人和官员寻找心灵栖息地的真正原因是，“有些人感觉莫名其妙一下子发了财升了官，他突然觉得这是命运的造化，冥冥之中。定有某股力量在支配这一切，想继续获取和倚借神秘的能量。也有人是获得一切后，寻求心灵安慰”。
穷人也在寻找心灵慰藉地。于建嵘说他在河南郑州调查时，看到 个老太太，家里很穷，只剩她一个人，她每天都在家里搞家庭教会活动，于建嵘问她：“你每天为什么这么快乐?”老太太说：“我怎样不快乐，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上给他们天空。难道上帝不管我吗?我今天面列的切苦难都是由于上帝给我原来的一个报应，也有可能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于建嵘认为这些在寻找心灵柄息地的穷人和富人都算不上橡皮人。
广东省心理危机十预联盟委员于东辉则认为，“橡皮人”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丛生，外因是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整个社会人群未能较好适应，疲于应对，因而进入一种社会应激状态：内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工业化时代急速节奏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使社会群体的内心产生严莺的不适应性和无力感。
破解“橡皮中国”是一条艰难之路
“橡皮人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迷失，我们是正在经历迷失的一代，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在被选择，是在被时代推着走，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廉思认为，“目前大多数中国人都心怀梦想，但由于我们的教育往往脱离现实，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都是很高很远的梦想，一旦进入社会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梦想与现实相差很大，强烈的反差反而会让人回归到原点，去寻找人本性中最初级的欲望，比如金钱、名利、权力。这也是整个社会梦想都是暴富梦、明星梦和权力梦的原因。”
廉思提到欧洲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9世纪提出的“社会共识”概念，“社会共识的基础在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命运，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那种感情纽带联系时，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形成。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其汉，必然分崩离析”。
廉思分析，无论是“橡皮人”还是“蚁族”，其实都只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符号，这种符号的背后，显现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破裂，他解释：“国家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各阶层相对合理公平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国家和***府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原罪道德乐力，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物质压力，要使每。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扣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社会最终将撬开贫富层际流动的壁垒，消弭贫富层际心理的断裂，重建社会共识。”
于建嵘则认为，“橡皮中国”的破解之道是一条艰难之路，“西方社会依靠一批成为思想家的贵族来修正前路，而在中国，富人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成长为贵族，思想的私有度，使得他们很难把生活的优越性转化为思想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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