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边山府,指的就是素来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的北京西郊,这里山脉连绵,于是,京西多古墓。梁启超先生的墓园就座落在香山植物园的东北角。不过并不是梁氏后人将墓地选在了植物园,而是植物园建起之后,梁氏后人把墓地无偿送给植物园的。
先生的墓地颇有他在世时的“寒士家风”。既没有一条宽阔的墓道,也没有高耸的雕像。墓园里处处凄凉,围墙低矮破旧,荒草丛生,石碑后布满苔绿。与先生在世时的声名大不相符。只是地方选得别致,风景秀丽,密林幽静,气氛肃穆而淡泊。即使植物园游人如织的时节,这里也少有人来。说不清人们是怕打扰了先生的清静,还是早已忘却了他的痕迹。不过,若是单单为着看风景,只怕没有人肯专程跑上一趟。
整个墓园是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墓建于1931年,坐北朝南,占地约8800平方米。墓地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碑及两侧衬墙由淡黄色的花岗岩制成,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十四个字,没有任何有关生平事迹的文字。
据说,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他曾在1925年《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中说“将来行第二次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门前之小院子,题新会某某暨夫人某氏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年月日,各享寿若干岁,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赞善浮辞悉不用,碑顶能刻一佛像尤妙。”
原定的写此文的人是梁启超生前的好友曾刚甫,两人同年乡试。第二年,曾刚甫中进士,梁启超落弟。但自此,梁启超每次来京参加会试,都要与曾刚甫一起游玩,有时聊的兴起,就一起住在梁起超下榻的潮州馆中。二人不仅趣好相投,而且对破败中的旧中国都深感痛心。“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
据说,香山一带也是二人早年常到之处。所以游之兴处,以写墓碑之事相托生死好友,也是常情。何况曾氏精于书法,习北魏张黑女碑,又能作瘦金书。只是可惜曾刚甫早梁启超三年辞世,而现刻之碑又没有落款,所以无从考究。但1927年梁启超写的《曾刚父诗集序》倒的确是践生死之约而作,时值曾经甫病逝一年后。这一段文字缘也见证了二人的生死交情。
在梁启超夫妇墓东略靠后,有一块新制的墓碑。此碑题为“母亲树”,是碑后那株小松树的题名。镌刻在石碑正面的文字说明了植树的缘起: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想来是取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之意。
据说梁启超的两位夫人,李夫人性情刚烈急躁,而王夫人却比较温和些。孩子们一般称呼李惠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梁思成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人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
梁启超与李夫人也很恩爱,终身只吵过一次架。李夫人去世一年后,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里这里说:“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悔恨之极,我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象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