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思想研究篇1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和财富源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方能进行。”因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即是说，任何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即环境为前提的,离开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的思想是清晰明确的。
与此同时，通过劳动过程的精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自然界和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表现”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二）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人类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可以减少和避免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耗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于说明自然界同人本身的联系，在于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否定自然界更不能***于自然而存在。因此，马克思把自然界当作是人的身体的延伸，这是极富有见地的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说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人的身体的结构的一部分，不容忽视，不容损害。人类保护自然界和顺应自然规律正确利用自然界，就是保障人的生存，就是在积极生产人自己的活动的机能。显然，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观点，包含了生态学的哲学思考，极具意义。
（三）“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思想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实质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要将自己的实践活动根植于自然系统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将自然界看作敌人，而采取一味斗争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解”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从而使各种环境问题就能得以缓解。
二、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误区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投入效益, 生态环境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 又是生产要素,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利用并重, 在利用时抓环境保护, 力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保护在发展中动态平衡。总之, 生态经济是生态和经济并重、双赢的经济形式, 而不仅仅以其中之一为目标。我国一些地方却不是这样来看待生态经济的, 归纳起来有两类错误的行为, 以生态换经济的行为和以经济换生态的行为。
一类是许多地方本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山清水秀, 空气清洁, 树木繁茂, 资源丰富, 但是在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策下, 资源被过度开发, 空气和水被污染, 人为的痕迹破坏了自然的风光。
另一类则是该地方本来没有可以作为旅游的生态环境, 但是地方出于某种考虑, 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生态旅游景点。对这类行为, 我们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如果发展生态旅游的投入能够以收益的形式回收, 那么我们不妨将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投资, 该投资以产业的形式存在, 并且是盈利的, 那么我们可以支持这种投资。如果非但没有盈利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则应该寻找更好的经济、环境双赢的经济活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和支撑点, 并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综合考虑, 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全民生态经济教育，更好为和谐社会服务
生态经济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掌握生态环境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 和经济系统的性质及规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认识生态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克服对生态环境冷漠无知的态度,确认与自然协调发展新观念的教育活动。
1.协调的自然观。全球都市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环境,加快全球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诸如,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水资源的日益紧张等问题使人们感到了资源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应确认生物和环境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自觉地善待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最主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主体性立场。必须把人类自身的利益看作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放弃孤立地、主观地对待人类权利的态度。
2.适度的消费观。在当今，一些人把所消费掉的东西多少,消费水平的高低,看成是事业成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标志,人变成了消费机器。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极其不正确的。人类应该树立“全面的需求”与“适可而止的消费”的观念,在维持和延续环境资源的前提下有节制地消费。在生活方式方面要走生态道路;树立生态消费的新思路;包括在能源消耗、交通方式的选择、日常生活消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要避免浪费。
3.持续的发展观。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但在后期，这种发展观及其实践模式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从70年代起,社会发展的概念进入一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深刻,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整体发展,即把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矛盾或利益加以整合,使之协调发展;二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以确保子孙后代的发展;三是公平发展,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公平。
4.综合的效益观。以森林为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林副产品,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利用自身的群体效应,对环境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具有三大效益,即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三大效益中,生态效益越来越重要,经济效益在林业中一般而言已不再占优势地位。人们必须深刻领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涵,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林业持续发展。
总之, 人类社会应当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来指导经济, 走生态经济的道路。在保护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维持生态潜力的基础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经济思想研究篇2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2。***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府间财***分权思想研究》。
（三）***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界人士为主，但是***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府经济***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府国有经济***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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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研究篇3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是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文章提出了应当如何理解***的经济哲学思想，如何对***经济哲学进行界定，如何把握其形成发展的阶段、核心、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指出***经济哲学的本质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经济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及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使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生产力理论、三步走的战略、改革成败的标准等一系列理论。***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建设实际的又一结合，这种结合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因此，研究***经济哲学可以从另外的视角来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理论。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哲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无法否认一种深刻的哲学正流趟在经济的血液里，哪怕是不从事研究的人，亦能感受到有一种形而上的内容需要被澄明，那就是***经济哲学。***的经济思想引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简单平白的语言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以至于人们无论以西方哲学式的，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释，都无法轻易地扣开***经济哲学的大门。虽然人们从上世纪末起便有学者涉猎关于***经济哲学的研究，但从系统性和学术性来看，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哲学未以“思辨”的语言出现，又并未以标准的***治经济学批判形态出现，甚至在某些学者眼中会出现对于“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容（如学界曾存在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手段的争论）。但是，作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如同尼采的肆意一样，未必要固守陈规地使人接受抽象的“洗礼”，反而可以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改造，***经济哲学可能正是沿着这样的进途前行的。
一、***经济哲学的现象去蔽
***经济哲学从被纳入学术研究视野起，就意味着和其他重要的经济哲学一样，要给经济的实践提供一种系统性、全面性的指导。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经济哲学所具有的正是它的实践意义。当然，我们通过研究***理论就会发现，***的一系列的重要经济思想内涵着一种形而上的逻辑价值，这种价值可以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得到一以贯之的解释。最终将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更具系统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但是正如已然展开的***经济哲学研究显示的那样，对***经济哲学的去蔽或是发掘一条揭示***经济哲学“真相”的理路远未达成共识。哲学的语言思辨之长显然不宜于与***经济哲学的通俗性相匹配；与之相对，***经济思想中展现出来的却往往是带有辩证色彩的。由此，我们不妨试***从非德国古典式的思辨中出来，不再以“辩证回环式”来解读***经济哲学，也不以现象学的、解释学的语境检查***经济哲学语言，而是回到一条主线上，***经济哲学之于“改造世界”的意义及方式上去，用***式的通俗直白的语言来揭示出***经济哲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哲学意义。由此，我们需要给***经济哲学重新梳理一条研究理路，那就是既要讨论***经济哲学的界定，也要讨论***经济哲学核心，并且要抽取出讨论***经济哲学的现象之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来说，是要研究讨论***经济哲学的认识论与实践论，从而发现***经济哲学之于改造中国现实的价值。
这样一来，无论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方***原则，还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论和实践论原则，抑或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引致的“生产力哲学”都可以作为***经济哲学的现象之壳。打破这些现象之壳，或说对***经济哲学的现象去蔽可以用***的原话来说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是***经济哲学的通俗表述。***在谈到改革时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从马克思哲学出发的，他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的伟大***。这场***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因此，***同志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府***穆加贝时这样总结道：“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以实事求是、***思想来引领我们走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改革”，这是***经济哲学的一种理解。
二、新千年来***经济哲学研究回顾
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一般被认为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现代哲学对于思辨的扬弃，语言分析式的、解释式的哲学使得现代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现实与抽象交错的模糊境域中。谈论***经济哲学的工作便是一个鲜活的注解，现实的经济理论与唯物辩证法充分交融，以至于人们甚至迷惑于研究本身究竟是要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经济哲学，还是要使***的经济思想成为拯救哲学的新路。而就像回答所有对经济哲学的困惑一样，***经济哲学表明，当经济要解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时，它就需要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新的事物，它是解释人与经济现实之事，但走何种路并无参照，而且，对与错的真理之辩并不能在简单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等现象面前得出，否则，经济便会在量化中迷失方向———或者更直白地说，经济的任何分化都会被质疑为经济的哲学问题，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思想大讨论便源于此。
（一）***经济哲学的界定理论上来说，***经济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路，首先需要被完成的就是其本身逻辑的界定，即***经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董德刚提出，经济哲学的界定需要解决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为何、经济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还有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随之，董德刚把胡义成著的《生产力哲学———***经济哲学思想探稿》（1998）看作是对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代表作（董德刚，2000）。这一看法实际表明了过去***经济哲学遵循的是一条“哲学”之路，对于经济实际问题的触及较少，这种看法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在新生的经济哲学面前，要找到一条先进的道路并不能一蹴而就。唐正东也在2000年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与***的经济哲学放在经济哲学是一门关于经济研究的哲学方法的学问下去理解，他引用***在生产力发展理论上的两个主要观点，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论据，得出了***经济哲学是建设性的，即促进生产力发展应该居于比批判生产关系处于更高的地位上（唐正东，2000）。这样一来，***经济哲学的研究走出了一条不完全同于之前学者研究的思路，不再是以哲学来研究经济学，而是以经济学所需要的哲学来研究经济学。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哲学的创新性提法，具有开创新时代的意义。在理顺了经济哲学的定义之后，董德刚把***经济哲学以“三个有利于”来概括，认为***经济哲学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建设哲学（董德刚，2001），这正暗合了新千年来***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学者提出，***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哲学的概念，但是***一直在用经济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的现实，即***用带有“***治性”的、广义的、宏观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经济与非经济的矛盾关系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理解***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关键点，也是***经济哲学研究如何得以界定的关键（魏胤亭，史瑞杰，刘学敏，2003）。当然也存在尝试给***经济哲学下定义的学者，如认为***经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总概，是***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蔡永生，2005）。对于***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表明，***经济哲学研究尚处于新兴的阶段，为数不多的定义从不同角度把握了***经济哲学的定义，但遗憾的是，共识性的看法未能形成。
（二）***经济哲学的形成发展阶段***经济哲学是如何形成的？曾德盛认为***经济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将它们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情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曾德盛，2001）。显而易见的，新的研究者会对***经济哲学的全部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一个概括，较早的学者提出，***经济哲学的孕育时期是在***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实践时，作者引述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文献作为依据，描述***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哲学价值有较早的理解，***经济哲学的萌芽时期定位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而形成时期则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这一时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期，在***经济哲学形成之后，又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中共十二大作为***经济哲学初步形成阶段，二是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这是***经济哲学的全面发展阶段，三是从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南方讲话，这是***经济哲学的成熟阶段（朱书刚，2002）。对***经济哲学形成发展的分期研究作品少之又少，上述的分期研究具有重大的探索意义，值得继续深入辨析和研究。
（三）***经济哲学核心在新千年之前，对于***经济哲学大抵定义在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重要核心（胡义成，1998）。新千年之后，***经济哲学核心开始发生转变，不再是单纯地盯住“生产力”这一带有抽象性质的概念，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实际，这种转变与研究对象从更“哲学化”转向于更“实际化”，这也表示着***经济哲学更多地着眼于全面的中国实际，如有学者提出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作为***全部理论的内核，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经济哲学的内核，作者继而提出，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和层面研究这一根本问题，有助于了解其他***理论（魏胤亭，史瑞杰，刘学敏，2003）。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曲折性一样，还有一些学者仍持更具哲学意义的论断，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哲学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法，***通过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经济哲学，正是基于矛盾分析法，***才得以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关系、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关系等社会主义经济难题（尚红印，2004）。有的学者在2008年重提生产力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经济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的来源、动力和根本目的，同时还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检验的标准（陈宣明，2008）。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精髓，也是***经济哲学的精髓（蔡永生，2005）。一种哲学精髓的提炼显然并非易事，***经济哲学精髓的上述提炼表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带有中国实践价值的提炼则未能全面展现。
（四）***经济哲学主要内容在新千年的早期，基于***经济哲学研究对象的新变化来归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预示着新思路下***经济哲学要从形而上的位置更多地走向形而下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唐正东就提出经济哲学的主题、生产关系理论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三者是***对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要继承和发展，除了建设式主题的确立，***在生产关系理论方面实现了从“完成了从以对立着的阶级关系为主的解释角度向与特定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关系的解释角度的特变”外，还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唐正东，2000），即***经济哲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分点”的主要内容。而董德刚提出的则是“一总三分”的内容概括，一“总”是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哲学出发点，归纳为经济建设中心论，三“分”是把、经济发展战略论、经济体制改革论和思想***治保证论三个方面，总体变成了四个组织部分，进而对四者进行深入的分析（董德刚，2001）。这一概括把握住了***经济思想的关键部分，把***经济哲学真正地与经济思想结合起来，具有了全面包含的理论价值，其把握的难度极高，因为在新生的经济哲学面前，稍有偏颇便可能会滑向对***经济思想的研究。
对***经济哲学研究主要内容进行综合梳理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的作品，唐顺奇认为***经济哲学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作者并未明确地表示***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具有***经济哲学中的何种结构意义，而是就***经济哲学中的辩证法***出来研究，认为***在经济工作中娴熟运用辩证法，揭示出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辩证逻辑，为经济范畴提供辩证解释，其二，***对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矛盾等的矛盾进行准确把握，最后是***运用普遍联系的原理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唐顺奇，2002）。必须得承认的是，***经济哲学所表述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高度一致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由此，***经济哲学的最重要组成内容便应当是***的辩证法思想了，作者抓住了事情的主要方面，看到***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所在。
近年来，关于***经济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散乱的阶段，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哲学进路，如从价值哲学入手，从方***入手等。如有的研究把价值哲学和***经济哲学的价值原则放置于同一个语境下去讨论，提出***经济哲学具有***功利主义思想的色彩，基于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经济哲学诉诸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这种实践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体现了主体需要和客观规律原则、目的与过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盛跃明，2009）。有的研究者提出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进行探讨，作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归纳为五种主要形式，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手段与目的相统一，三是创新改革，四是系统开放，五是协调发展（刘剑虹，2010）。从部门性哲学入手或从哲学的分支入手分析***经济哲学开启了一种新理路，但由于并无前例可循，以至于问题的探讨显得有些以***的经济建设实践来说明哲学的意味，而稍远离探讨***经济哲学的本意。
（五）***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早期对***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入手的，以***经济哲学为“经”，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纬”，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来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董德刚，2001）。朱书刚提出，研究***经济哲学有一系列的方法，他列出了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体系结构的四种方法，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原则，认为只有以之为贯彻始终的原则，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哲学；二是视角转换多维分析方法，从经济和社会的各种角度去分析***经济哲学；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早期学者做研究最为常见的方法；最后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作者认为***经济哲学虽然是以发散性思维为主，但其逻辑体系与其自身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去全面地看待***经济哲学（朱书刚，2002）。朱书刚将研究***经济哲学进行了总分结合的阐述，把***经济哲学以辩证法的形式来进行理解，高度地总结了***经济哲学，如果说稍有不足的话，可能在于以上的方法所具的纯哲学意蕴还是稍强。除了采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外，还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新的逻辑理路，认为***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两个层面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历史唯物论在当代的形态真相（唐正东，2007）。现有的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哲学辩证性，有利于揭示***经济哲学的真理，但若能适当辅以经济的研究方法，可能更有利于深入研究的展开。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可能方向
***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将展现出中国特色是毫无疑义的，其未来研究的方向可能会沿着***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和市场经济伴生的哲学之路，前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得以确立其本质的关键，而后者则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关键。这两种的方向的研究可能会使得***经济哲学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本色，又能创新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一）新***治经济学批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批判，都仍然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必要。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治经济学的批判实则是经济哲学的一种典范表述。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所持的态度本质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进行坚持，是对马克思***治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历史唯物主义式的***治经济学批判仍然还会是研究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规律着手，在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深化改革在不同的程度上并未真正地达成共识，而且，深化改革的方向及程度都存在着不统一的意见，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学界和社会对于改革的某些困惑恰恰说明***经济哲学作为改革进程中重要的指针要得到更为深度的研究。
（二）市场经济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尽管我们并不强调对于市场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逻辑是一种哲学形态。从亚当斯密和其他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对于市场的尊重开始，市场作为一种由人的自私活动最终达到公共财富最大化的理论集合了道德、伦理学和哲学式的人性论的现实形态配置着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资源。
当***提出市场与计划可以是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资源手段开始，市场经济的哲学便存在一个需要被澄明的隐命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前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如公有制和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等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一些未被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经济要解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时，它就需要哲学。而***经济哲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关键之处。因此，除了要在新***治经济学批判下继续保持***经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本质之外，要为它开拓一条真正深化改革的市场经济哲学之路。
经济思想研究篇4
【摘要】春秋时，周室式微，五霸出现，以致讲求急功近利和富国强兵的霸道精神，推行霸道的方法与言论，就形成了法家。所以，管仲亦就成为法家的先驱。战国时代法家更斐然有成，商鞅农战***策的成功，是把法家带到新的里程。
【关键词】商鞅 管子 经济思想 比较研究
法家萌芽于春秋，兴盛于战国。战国的法家代表人物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支派，即秦晋法家和齐法家，也可称之为西方法家和东方法家。商鞅是秦晋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虽是春秋中叶的人，但战国时代齐国的法家学派是在“管子之学”的特殊形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家的旗帜。
一、战国时期法家的两大支派及其代表人物
在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中，法家是最受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重视的学派。战国的法家代表人物虽多，基本上却可分为两大支派，即秦晋法家和齐法家。商鞅、李斯的事业完全在秦，所以对他们可以统称为秦晋法家或西方法家。
在秦晋法家之外，战国法家还有一个重要支派，即齐法家或东方法家。东方法家同秦晋法家在基本思想和***治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例如都重视富国强兵等。但是从经济思想方面看，东方法家比秦晋法家更丰富，在许多方面还更深刻。在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崭露头角以前，秦晋法家的旗帜是商鞅，而东方法家的旗帜则是管子。正如韩非所说：当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在战国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商鞅所制订的法家***策最完整，最典型，他所实行的改革收效最明显，他成为秦晋法家的旗帜是很自然的。和秦晋法家的这种情况相比，东方法家却几乎没有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在春秋时期，齐国却曾出过一个著名的***治家――管仲，战国时期的齐国，也利用了管仲治齐所奠定的基础。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家的旗帜。
二、商鞅的经济思想
秦晋法家尤其是秦国的法家以商鞅为旗帜，于是，秦国法家的著作后来就被汇编为《商君书》。商鞅以及商鞅学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此书中。
商鞅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和最有特征性的内容是他的农战论。“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商鞅主张以农战***策为基本国策，动员国家的力量进行农战，并对这种***策作了多方面的说明和论证，这些主张、说明和论证就构成了他的农战论。
商鞅重农并不专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农业的发展，以加强他所追求的新兴封建国家的***事实力。然后以此力量为基础，以扫除实现统一的地主阶级***权的一切障碍。
现在将这些措施分为***治的和经济的两大类加以分析：
第一，鼓励农业的***治措施。
首先，直接以***治手段积极予以鼓励。一方面是以官爵劝农战，即“从壹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是以***治荣誉诱致人民从事农业。另一方面是以免除劳役方式奖劝耕织，即人“大小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劳役是古代人民的沉重负担，免除劳役的措施对人们的诱惑力比***治荣誉还要大。
其次，直接以***治手段限制非农业活动。这分两个方面：一是“事末利（工商业）及怠（于农业）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从事工商业不仅不能免除劳役，还有沦为奴隶的危险。一是不能从博闻辩慧而取得官爵，以免人们贵学问而轻贱农业。
最后，减少行***官吏的侵扰，使农民能专心生产。这有三种办法：一是提高行***效率，当日的公事须当日办竣不得拖延，即所谓“无宿治”。二是统一各县行***管理方式，使奸官污吏不能任意变更法制，危害农业。三是规定运送公粮的一定办法，使官吏不能从中舞弊，荒废农事。
第二，奖励农业的经济措施。奖励农业的经济措施更是多种多样。主要分四个方面：增加农业人口；提高农产品价格；管制粮食贸易；实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策。
首先，增加农业人口。其一是招徕国外农民到秦国从事耕种。其二是限制甚至干涉非农业人口的活动，其目的是使他们转业为农。另外，奖励农业的***治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增加农业人口的比重为目的的。
其次，提高粟价。关于这一措施，他告诉我们说：“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对高价具有能刺激生产和限制消费的作用，特别是租税在财***再分配中的作用，他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再次，管制粮食贸易。商鞅管制粮食贸易的办法也是很奇特的。禁止私商从事粮食买卖。同时，他也禁止农民间的粮食买卖，其目的是要使生产技术差和不勤勉的农民不依赖自己努力的耕作即不能得到食粮。如努力耕作则在自给外，其余粮还可以高价售给***府。故商鞅管制粮食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
三、管子的经济思想
管子是东方法家的旗帜，因而东方法家的著作也被汇集在《管子》一书中。由于现存的《管子》一书是在西汉末年由刘向编定的，而且管仲本人并不是法家，战国时代的法家人物要利用他的材料阐明法家的主张，很多地方就免不了附益、附会甚至纯然出以假托。因此，《管子》一书就具有驳杂不纯的特点。下文中，笔者只依据学界公认为战国时代作品同时又是经济思想比较集中的一些篇章如《牧民》、《权修》等，来考察一下战国时代东方法家经济思想的特点。
第一，经济的***治和伦理观。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作者和荀况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管子》一书将唯物观点贯彻到***治、伦理等各个方面，特别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治、伦理观点的基础。在伦理方面，管子认为社会伦理标准是否有实践意义，要看它是否建立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以为断。《管子》书中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必须使人民富足，土地开垦。对于人与地两者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这一点，管子是特别强调的，并在书中始终予以贯彻，直到第八十篇《轻重甲》中又重复了上述观点。在别的篇章中有类似见解者亦不少，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坚持“富民”***治，将国家的安危，***治之良窳，均归结到能否充实人民的物质经济生活这一点上。类此文句，在《管子》一 书中随处可见，足见其作者对这一观点的确信。当然在战国时代，所谓“民”，除广大的***小私有者而外，也包括不少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内，因这个阶级到此时基本上还属于被统治阶层。
第二，自利观点。
在《管子》一书中，“自利”被非常明确地肯定为人类的本性，其存在是客观的。《管子》中曾写到：“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
早期儒家虽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说，墨子也曾以人民的意志来表示“天志”，但他们最多只是说：人民之意愿反映了“天”的意志，因而是不可违抗的。在《管子》中，这个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的。在这里，一个统治者的行为的善恶，是直接通过人民来评价。作者甚至将人民的集体智慧提到所谓“圣人”的智慧水平，认为人民对是非之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的考察监督是不可逃避的。基于这种信念，《管子》作者要求将所谓“圣人”之“德”交到群众中去同人民的集体智慧相印证，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合为一体。自利观念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要求。故除《管子》作者而外，战国后期的法家和儒家也大肆宣扬自利观点。由此可知，它不过是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然而，同样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所以，管子作斯密的描绘，者虽然在自利观念上作出了相似于亚当却未引伸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竞争原则，倒是引伸出了一个适应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的干涉***策。
四、商鞅和管子经济思想的异同
商鞅与管子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二者的思想理论和***策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齐、秦两国在经济、文化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上都有所不同，秦晋法家与东方法家之间在学说内容、思想渊源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
在重农的同时，商鞅与管子都主张抑末。商鞍宣扬“利出一空”的理论，应用在经济领域，就集中表现为：用重税、重役、严刑以及其他手段禁限，打击工商业、削弱商人的经济力量，迫使人们都“归心于农”。与秦晋法家比起来，管子对工商业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主张封建国家要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对工商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保护和鼓励。他把抑末的矛头指向奢侈品工商业，而不象商鞅那样对工商业充满着敌意。
商鞅与管子都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认为正是这种天性驱使人们从事某种或某些活动以求利。但商鞅认为对这种情况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由国家严加控制，把人们追求名利、追求富贵的要求纳入国家农战***策的轨道，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要求； 管子则认为只有听任、顺应人们的这种要求，才最有利于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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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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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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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君书・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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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管子・牧民》。
[9]《管子・小问》。
[10]《管子・五辅》。
[11]《管子・小问》。
经济思想研究篇5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经济思想；经济运行制度
20世纪80年代后，制度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在已有的著作和论文中，绝大部分只是介绍性阐述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论证要阐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说，马克思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框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注重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这一研究对象应采用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把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定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具有的实际内容。所以，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必须运用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其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建立了对制度研究的独特体系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制度分析方法在说明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具有的深刻性，使人们在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体系中，越来越注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使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为前提，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内在联系，及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并从理论上构建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制度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源是什么?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必须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的存在，都是以生产力为条件，因而生产力就成为不同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以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基本假设之一：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生产形式出现。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人只有和其他人共同生产时，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离开其他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持续进行生产的。正因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从社会生产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来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安排，使社会生产活动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规范下运行。基本假设之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需要制度。只要人们相互之间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人与人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安排，使社会生产能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进行。
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二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研究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制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是着重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本质。这一分析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分析商品并不是对商品本身的分析，而是分析商品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价值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实质是分析商品的价值，对价值运动的分析，采用的就是制度分析方法。以分析商品为切入点，揭示价值的本质和创立劳动价值理论，这只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思想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分析，首先揭示的是这一制度的实质。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但财产私有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其经济制度也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具有与其他私有制度不同的特殊内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正是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起点，不了解雇佣劳动制度，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不能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把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的前提。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什么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用法律的形式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具体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社会条件。对这两个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这两个条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加速形成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就能把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劳动力。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确立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权的扩展，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物的交换，而且也成为劳动力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在确立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具有私有权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当劳动力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可自由买卖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确立就具有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能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制度条件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所有权，必须从法律上承认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其本质来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和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两层关系，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两层关系来体现的。
第一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一层关系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关系，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具有的平等权利。交换所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为是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原则已不再局限于物的交换，而是扩展到以活的人体为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这层交换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层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因为它以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来建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最初联系，资本与劳动双方都能接受。
第二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这一层关系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购买劳动力后，当然就要消费它。“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因而劳动力商品在生产领域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在生产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已和流通领域中表现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在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已不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由这两层关系来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在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剥削经济，是因为它的剥削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只有把这两层关系综合起来，才能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
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思想
马克思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又从更具体的层次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运行中的产权制度。关于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利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既然产权是一种经济关系，那么，产权关系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来研究产权关系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私有，劳动力归劳动者私有，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私有产权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产生以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各种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解体，即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各种关系解体的基础上的：一是个体农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二是个体手工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工具分离；三是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人身依附的分离；四是原始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财产的分离。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购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劳动力所有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出卖劳动力既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本质。
(二)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制度。关于企业制度，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单位，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他关于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可以概括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来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又集中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把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看作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而且，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还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度条件，从而起到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的作用。第三，马克思把企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制度是社会基本的微观经济制度，因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企业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制度的认识。
(三)经济运行中的两权分离制度。关于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作保证。从生产过程的运行来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都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典型制度。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这两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产生了股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从经济运行的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下进行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股份制度、农场制度)又都是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要形成劳动者不能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不能让劳动者拥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所以，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首先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小私有者的剥夺，一方面使小私有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资产者。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把这样的基本关系固定下来，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来运行，这就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相分离的制度。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劳动力，才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制度是以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
关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的实际使用者。这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的典型形式是个人企业主。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与小私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小私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它的特征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个人企业中，虽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这一点上与小私有经济相同，但它的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也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社会资本出现相伴随的就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用制度发展这两个层面深刻论述了资本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性因素，从而建立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完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两权分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土地的两权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封建地租就是封建经济关系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体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地租与封建地租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分离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其次，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和佃农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和租地资本家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地租反映的经济关系是土地所有者、租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取代封建地主与佃农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确立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离为前提，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彻底分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只是单纯地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农业资本家以取得土地实际使用权为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现为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大阶级的关系。这三大阶级通过农场制度来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跨入了企业化、社会化的轨道。
(四)经济运行中的分配制度。关于分配制度，马克思认为，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依据。
各种收入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v+m。其中v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是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得的一份。但从资本的角度看，v只是它对生产成本的补偿，劳动力只是它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与它购买的其他生产资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能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权力参与对剩余价值m的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v+m中，劳动者只是与v有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既然分配的对象是剩余价值，当然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创造为前提。总是先有剩余价值的创造，然后才有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已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采取各种收入的形式，是以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而不是出售或出卖)为条件，也就是说，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必须把自己拥有的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并折算成资本，才能取得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虽然并不创造价值，但却具有对已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索取权或分配权。这就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内在联系。
四、结语
经济思想研究篇6
关键词：坎蒂隆 市场机制 企业家 货币
理查德·坎蒂隆是一名爱尔兰裔的法国经济学家。他著有《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和运行。书中对于价值、货币、利息、工资、企业家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
关于《商业性质概论》的概述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在《商业性质概论》的第一部分中，坎蒂隆描绘了一个经济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的过程从地主支出货币开始，到货币流回地主的手中结束，然后从下一个循环开始。在经济循环理论中，坎蒂隆着重解释了经济体系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坎蒂隆看来，由于人口、技术、嗜好等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所以经济体系也就不断地发生着调整来适应这些变化。利己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这种调整的中轴，起着与牛顿宇宙学中万有引力定律相同的作用。在这一部分中，坎蒂隆不仅有对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精彩描述，也有对于企业家作用的开创性表述。
《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的第二部分描绘了货币在经济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坎蒂隆在货币理论领域达到了他经济理论成就的最高峰。在这一部分中，坎蒂隆深入分析了货币数量变化对于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阐述了货币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商业性质概论》一书的第三部分是对国际贸易、外汇、银行和信用的探讨。令人惊讶的是，该部分中可以发现许多重商主义的观点。在这部分中，坎蒂隆倡导进行贸易保护，并鼓吹贸易顺差。虽然坎蒂隆和重商主义者身处相同的年代，但他的经济理论大部分都是非重商主义式的，但在贸易***策上，却又有明显的重商主义痕迹，这也构成与亚当·斯密的重大分野。
坎蒂隆的市场理论
在坎蒂隆看来，人与人之间因为交易关系而相互依存。交易自然会导致供求的发生进而形成市场。所谓经济，就是相互联系市场的有机系统。坎蒂隆认为相互联系的市场以实现某种均衡的方式来运作。人们交易的习惯会形成市场中的制度，这些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的。
坎蒂隆所阐述的经济制度结构实际上是一种等级结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主要涉及到地主、企业家和居民三大类主体。这其中，地主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顶端。居民只有从地主那里才能获取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地主又从居民那里取得他们的收入。企业家处于中间位置，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坎蒂隆认识到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坎蒂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个称之为内在价值的概念。内在价值是对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测量。内在价值衡量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真实的成本，决定了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但坎蒂隆明显认识到，短期价格绝不仅仅取决于内在价值，因为短期中的价格偏离商品的内在价值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在坎蒂隆看来，短期价格对于内在价值的偏离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短期中，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将起到重大作用；第二，生产者的计划和消费者的计划不可能始终是完全协调的。
坎蒂隆的功绩并不止于提出了内在价值的概念，并解释了短期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释最初消费者和生产者计划的不协调最终能够调整到协调一致的问题，即经济能够从最初的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原因，坎蒂隆提出了一个关于联系不同市场的价格信号网络的初步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坎蒂隆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受到价格的指引，不同商品间供求的变化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发机会成本的变化（坎蒂隆并没有创造出类似于机会成本这样的概念，但他显然已经具备了有关机会成本的思想），机会成本的变化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直会持续到出现均衡为止，也就是持续到消费者的计划和生产者的计划协调一致为止。市场是一个网络，市场中的价格自然也是一个网络，市场中存在无数种不同的相对价格，这些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的有力信号，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考虑，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资源的配置必然也会随着调整，这样才能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坎蒂隆认为，他的这套用来解释市场均衡的价格信号网络理论，不仅可以适用于商品市场，还可以适用于要素市场，他运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现象。
坎蒂隆的企业家理论
坎蒂隆所说的企业家与现今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他将君主和地主以外的人分成两种：工资收入者和企业家。凡是拿确定的工资数额的人，无论他是将***、侍臣还是奴仆，都是工资收入者。凡是收入不确定的人，无论有无资本，甚至即便是乞丐和强盗，也被看成是企业家。企业家活动的本质是冒险。企业家不会是厌恶风险或者懦弱的人，他们喜欢冒险和挑战。如果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商人，那么他将按照一定的价格购进商品，再按不确定的价格以或大或小的数量将之卖出。
市场是一个由地主、工资收入者和企业家构成的有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家不断地适应着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在特定的市场上不断地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以使特定供给和特定需求之间达到试验性的平衡。企业家是面向未来的群体，他们的决策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在市场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不同的企业家之间会相互成为消费者和顾客，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易与企业家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交易一样，都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企业家一方面承担着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兼顾着市场的供给，他们的存在保证了市场均衡的实现。因此，在坎蒂隆看来，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对于经济事务而言，***府是多余的，没有***府干预的市场制度能实现最好的运作效果。但是也要看到，虽然坎蒂隆十分强调支配市场运行的自动机制，他仍然在价格管制、货币统制、利率***策以及贸易保护等方面为***府的干预留下了余地。
坎蒂隆的货币理论
坎蒂隆的货币理论是他对于经济学所做出的最为出色和最为持久的贡献。坎蒂隆对于货币的分析发端于其对于农业部门收入和支出的核算。农民将地租支付给地主，再对劳动、家畜和制造品进行第二次支出，剩余（坎蒂隆称之为第三种地租）构成了农民的净收入。为了能够构建一个关于三种地租的清晰的理论框架，坎蒂隆通过估计使经济平稳运行所需的货币存量来建立他的有关三种地租的相关概念。为此，坎蒂隆首创了货币理论的收入方法，就是将货币存量的变化同总支出、收入、就业和价格的变化等联系起来的因果链分析。在阐述有关货币存量的问题时，坎蒂隆还为货币流通速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释。他认为在货币稀缺的国家，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快，因此在估计流通中的货币量时，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变量。
坎蒂隆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对货币存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分析。他指出，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交易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将会提高每一种东西的价格。这已经由洛克的货币数量论证明。但是，货币的增加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比例提高了价格水平呢？坎蒂隆坚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向早期的货币数量论那样的简单和直接。可以说，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他进而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应。
根据坎蒂隆的理论，货币和信贷供应量的变化会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并进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货币增量并不会在同一时间等量地作用于所有价格，而是逐渐地扩散，因而，增量货币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和渠道。增发货币未必会有利于所有人，相反，这可能会伴随一个再分配过程。如果增加的货币落入挥霍者的手里，他们会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并导致这些商品的价格上升，进而改变原来的相对价格状况。而如果增加的货币最初落入储蓄者的手里，可贷资金的供给将会因此而增加，假如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话，利率水平必然会因为可贷资金的增加而下降，总产出的构成会因此而发生有利于投资的变化。
坎蒂隆理论的影响
坎蒂隆对于市场制度的理解，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坎蒂隆从交易到供求再到均衡的分析思路甚至与今天的经济学逻辑都是一致的。他相信均衡状态的存在，这显然是由于受到了牛顿力学的影响。亚当·斯密同样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也像坎蒂隆一样思索市场均衡是如何达成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如果将坎蒂隆的内在价值换成亚当·斯密的自然价值，就能看出他们对于价格机制的阐述是何等接近。坎蒂隆关于经济如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理论，也启发了后来的动态经济理论。尽管如此，坎蒂隆与后来的纯粹的经济均衡论者如瓦尔拉斯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将市场看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非一个机械的结构，他强调市场这个系统中的制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对“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断地演进。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都与后世的经济演化论更加接近。
坎蒂隆是最早关注和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早将企业家这个名词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且专门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企业家。坎蒂隆的企业家概念是依据收入的确定性与否来定义的。坎蒂隆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企业家是怎样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利润或收入是怎样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就是业主们所面临的风险。企业家应当是风险的承担者，是偏好风险的冒险家。
后世的萨伊沿袭了坎蒂隆从社会分层角度划分企业家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各种特殊品质和技能，明确地提出了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是生产的核心。马歇尔指出了企业家的三种角色：即作为生产要素组织者的企业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和企业组织中的企业家。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功能，科斯强调企业家的权威功能，彭罗斯将企业的任务归结为主动克服不确定性，奈特将企业家定义为不确定性决策者。可以看出，坎蒂隆的企业家理论尽管并不复杂，但后世的种种企业家理论总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源头。
坎蒂隆的智慧在于货币理论领域完全开放。他的货币理论对于后世的欧文·费雪、魏克赛尔直至弗里德曼等人都有影响。坎蒂隆指出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影响对商品的需求，进而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化。但他包括他之后的古典货币理论家，显然缺乏对于新均衡如何实现以及实现条件的分析，这个缺陷由欧文·费雪和魏克赛尔进行了弥补。欧文·费雪的实际余额效应，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都是对早期货币理论的重大发展。但相比较而言，坎蒂隆的货币理论对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犹大。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米塞斯利用由坎蒂隆首先提出的洞见，将他的货币分析集中在货币存量的变动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之上。米塞斯把坎蒂隆效应和边际效用理论相结合，阐明了货币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米塞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当货币供给增加时，新增的货币是用来购买某些特殊商品和劳务的。这些特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的上升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随着人们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对持有的商品和货币量进行调整，货币增加最终会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在这个过程中，较早获得新货币的人从财富再分配中得益，而较晚得到新货币或者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承担损失。后来，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从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出发，完整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源头在坎蒂隆。
参考文献
1.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余永定，徐寿冠译.商务印书馆，1997
2.王仲君.理查德.坎蒂隆的市场经济思想[J].铁道师院学报，1999（4）
3.何予平.早期企业家理论的沿革与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经济思想研究篇7
关键词：回族；经济思想；意义；构想
中***分类号：F09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43-05
在中国，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民族，长久以来在统一的汉文化的大环境下，各个民族以其不同的习俗传承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经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形成和演变规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著名经济学者叶坦教授曾经说：“研究民族经济必须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民族研究》，2005,4）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恰好符合上述要求，是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的载体，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总数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居第四位，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信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和中国本土各族居民，经过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形成发展历史和文化表征的人们共同体。独特的形成背景造就了回族具备两大文化体系的优势――既有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与生俱备的阿拉伯―***文化基因。二元文化的影响在回族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深刻影响着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借取和吸收汉文化的过程，如果从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时代算起，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1300余年。那么回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些思想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世界两大文明的交汇？他们的内在逻辑是如何演绎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
一、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回族的历史、语言、经济、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
（一）从回族经济史角度展开的研究
经济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研究一个民族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该民族上层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唯物主义说明。由于回族向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所以商业经济的研究就成为回族经济史研究中最早开拓的领域。比如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和《中国回族社会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杨志玖的 《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一批介绍各地回族史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述及回族经济问题，而有关经济思想的内容也散见其中。如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答振益主编的《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马鸿超、田志和主编的《吉林回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通的《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冯福宽的《陕西回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马明龙的《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等。回族经济问题的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辟专章对历史上的回族经济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如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等。
（二）有关中国回族***教派、门宦制度和寺院经济的研究
宗教经济生活是回族***教研究方面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马通先生的《中国***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马通先生还出版了相关著作《中国***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和《中国西北***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勉维霖主编的《宁夏***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回族***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为我们研究阿拉伯***国家教派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宁夏地区教派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探讨教派、门宦制度方面的论文较有代表性和学术影响的有王怀德的《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1984，1）、勉维霖《回族***教苏非派学术思想渊源》（《甘肃民族研究》，1985，2）、穆宝修的《论回族***教门宦制度的产生》（《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2）、马平的《试析中国***教宗教经济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1，4）以及《中国***教寺院经济结构分析》（《回族研究》，1992，1）、罗莉的《中国***教清真寺经济的现实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5，3）侧重于对历史上清真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收入来源和经营形式进行考察，并分析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影响。
（三）从***教与回族经济的角度展开的研究
千百年来，***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回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回族学的研究学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回族经济问题。张永庆等人的《***教与经济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教与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刘天明的《***经济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经济思想的学术著作，束锡红的《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关注的是宁夏区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并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以回族社区为视角展开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回族社区的个案研究和结构分析，为回族社区及回族社会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中，适应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实践范式。
研究***教与回族经济问题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多，如张永庆的《***教与经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8，2）李松茂的《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民族研究》，1990，2）马平的《***教对“均贫富”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教与经济研究文集》，1991）肖芒的《***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和王伏平的《***教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1）等。
纵观以往的文献，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经济史的分析，缺乏对经济行为背后思想动因的揭示，特别是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结合文化交融的背景，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演变进行得到系统研究和分析，尚属空白。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是片断的、粗浅的，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回族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回族的经济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公元8世纪当***文化伴随着蕃客经商的脚步来到中国时，在他面前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强大而成熟的意识形态，***文化体现出独特的包容性和坚韧性，他逐渐进行吸收和改造，但是这一历程绝不是***的“儒家化”，它始终以***文化为前提，是两种文化适应下的再造，所以这些被吸收的优秀成分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回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不同，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独具特色，是在已有的较高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文化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显著特征。他既是对本民族传统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承继和发展，具有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固有特质，又吸取了其他民族和外来思想的有益成份，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由此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既是回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学术界对回族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从经济思想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薄弱
回族学是以研究回族为对象，研究回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回族现实社会诸方面的发展为主，研究范围包含回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地理分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民族特点及特殊的发展规律。自20世纪初回族学创立以来，众多专家和学者从人类学、哲学、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展开研究还比较鲜见，结合文化背景来探讨回族经济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有的文章冠以“回族经济思想”之名，但是究其内容都是***教经济思想的范畴，那么是否这代表回族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经济行为实际上都贯穿着支配行为的思想要素，只是，有的明确表达，有的约定俗称，回族经济思想正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将零散的思想资料有机地串联起来，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在综合回族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他的文化内涵，从而理清世界两大文明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独特性。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别，但是民族经济的差距也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中西部区域（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14个不同级别的回族自治地方，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纲要》显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民族地区就有267个，占总数的45.1%。目前剩下未解决温饱的2365万人（2005年底数），少数民族地区有1016万人，占43％，而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尽管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支持以及***策上的倾斜，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区划为基础，在制定经济发展***策时往往忽视民族特征，特别是忽略了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研究任何民族的发展问题都必须从其传统文化中找到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将现展与其传统知识和文化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找到这个民族的发展根基。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扶持、扶贫要考虑文化传统等非物质因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滞后现状。开展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无疑对人们全面了解和把握回民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历史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府部门制定更加切合民族文化传承和现实客观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策及规划，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的构想
如何加强和深化对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在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构想。
（一）研究方法
1. 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即通过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史实情况的了解，研究回族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过程和社会效果，以及该思想的本质和特征；比较分析也是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比较研究突出回族思想的特色性。回族经济思想具有独特的形成发展历程，受***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它的思想在形成中具有纷繁复杂的史料，所以我们必须借助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回族经济思想与***经典经济思想和儒家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异同，从而分析回族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条件、脉络以及思想渊源。
2.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这两种方法是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运用此方法研究本课题，从事实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中揭示回族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侧重于回族特色经济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受***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应该结合背景环境进行描述和解释，注重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和归纳。然后从已有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阐述和解释。
3. 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回族经济问题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已有文化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也纳入了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视野，这些学科对回族经济问题均有大量的关注，因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研究十分必要，这种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开阔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二）研究难点
1. 资料分散性强，搜集难度大
开始于20世纪初的回族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专业学术、杂志、期刊和报纸当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回族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组织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团体，各种研究刊物大量涌现，但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多着重于经济史的考证，其中可见经济思想的火花零散于各种学术刊物当中，所以研究成果的搜集有相当大的困难，如有些早期刊物已经无从查找，仅存条目看不到原文，还有的受时代限制，存在扭曲事实的现象。
2.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不成熟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尚不成熟，其基本原理还未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和领域，这对研究者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整理归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自身的理论功底进行评述。
（三）研究内容
我们认为，回族经济思想不能按照传统的以时间为序进行的研究，而应该突出回族的民族特色，分专题的形式对最具有二元文化特色的思想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分析这些思想哪些是***教文化的传承，哪些部分体现了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样或许可以比较全面的把握回族经济思想中两种文明的融合。根据这一思路，可以将回族经济思想分为农商并重思想、课施济贫思想、消费思想和宗教经济思想等内容，依次考察他们的思想渊源，从理论到实践，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以回族经济思想形成及其特点为分析起点，同时与***经典思想及儒家传统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受***文化与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力***合理展现其思想传承的线索。阐明阿拉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形成回族经济思想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于一些时代性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实质、特点、发展脉络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述，力求反映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以推进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
（四）史料问题
离开经济史料，经济思想的研究将无法展开。由于自古以来回族人口就分散在祖国各地，所以回族史料也是重现零散分布状态，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在历代***文书当中又难觅踪迹，所以回族经济思想研究史料缺乏一直是研究的瓶颈之一，综合来看，对本研究有益的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历史典籍。明末清初在中国***界产生了一批宣扬教义的汉文译著，这些汉文译著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张中的《归真总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以及咸丰同治年间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四典要会》等。（2）文物碑刻。碑刻是研究回族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散见于全国各地的碑记凭其对回族社会、***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重大事件的记载而显得弥足珍贵，这些碑记数量众多，跨时长久，题材广泛，记录了***的宗教生活、经堂生活、***治生活、经济生活。（3）匾额楹联。文体分为阿拉伯文和汉文，内容大多为警言名句，涉及宗教信仰、人生哲学、伦理道德的阐述和道德教化，有助于我们体会回族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4）家系谱牒。回族的族谱被认为是研究回族历史的宝贵资料，是社会史料的一部分，比较正规的族谱都有族规、族训，或家规、家训，内容涉及祭祀、守法、立业、处世等内容。（5）各地资料汇编。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了以往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各地的***治、***事、文化教育、民族经济、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事，大部分是与当地有联系而又史迹较远的考证资料。资料和研究间无鸿沟，有些资料是作者研究的结果，过去的一些成果对今天人来说亦可视为资料。
经济思想研究篇8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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