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可以缺明主,可以缺贤士,但从来就不缺圈子。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将中国官场形形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彻: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众多的圈子里,“婚谊”“年谊”这些圈子辐射面相对较少,同时也会随时代而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乡谊”。而且,它一直是中国官场中最庞大的圈子,它犹如一个巨大的车轮,沿着数千年的中国官场一路碾过来,且毫无停滞之象。
曾国藩创建的“湘***”,就是“乡谊”圈子的典型代表。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更是将恩师的这点学到了极致。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找一切机会刻意去提携和网罗一批有潜质的乡人。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揭榜前他在家里设宴招待所有安徽试子,这顿饭从早上吃到半夜,却没有任何中榜的喜讯来报,李鸿章非常奇怪,就派家丁去打探消息,当得知没有一个安徽人中举时,李鸿章气愤极了,大声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时因家人私受贿赂被杀。李鸿章对乡人的关切,言语间已昭然若揭。
官场人为何热衷结织“乡谊”圈子?这实际上是一种互恩互利的需要:那些在底层努力往上爬的人需要大人物提携,而身居高位的领导也需要众多信得过的人吹号抬轿,而乡人,因为地域关系成为彼此信任的首选。乡人之所以受信任,这是由于中国数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费正清在《中国与变革》中说: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决定的。中国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中心。因家庭及宗族,再及乡邻,“乡谊”就这样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圈。
理论虽然如此,但现实中要结好“乡谊”圈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却想通过“乡谊”往上爬的人,有时也要费一番功夫。
比如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严嵩。明朝嘉靖年间,中了进士又点了翰林的严嵩当时官职并不很高,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往上爬。他打听到礼部尚书夏言是江西老乡,便精心准备了一顿晚宴,派家丁去请夏言赴宴。未料到夏言是位清正之人,推辞不去。严嵩认为家丁办事不力,将他打了顿后亲自出马。来到夏府前,夏府家丁推说夏言已睡觉了,严嵩却不认这个邪,他跪在夏府前面,将请柬高举头顶,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诵请柬,感动得夏老先生不得不出来相见。在夏言的提携下,严嵩一路高升,后成为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达20年之久。再比如非著名人物郑?。明崇祯年间郑?为了结识时为礼部尚书的老乡孙慎行,打听到孙慎行喜欢读书后,就用重金收买他的书僮。每当孙慎行读了什么书,书僮便第一时间告知郑?,郑?也赶紧跟风阅读,然后找机会与孙慎行见面,大谈特谈最近所读之书,孙慎行觉得遇到了知音,由赏识到提拔,郑?的高升之路就开启了。
结识“乡谊”虽有诸多好处,但任何一枚铜板都有两面。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这“至理名言”正好点中了“乡谊”这道圈子背后的痛处:“乡谊”中某个人得罪了权势人物,极有可能整个“乡谊”圈都会遭殃。就拿严嵩来说吧,他任授翰林院编修时,正值大太监刘瑾专权,刘瑾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见仕途受堵,便以病请归,在山里隐居读书十年,直至刘瑾,这位江西老表才出山重归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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