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福建与台湾间交通港口的不断发展，保证了闽台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繁荣不息。这也是今天闽台人民发展两岸关系及相关经济、文化往来的必要性和优势之所在。
一、福建渡台港口与其开发台湾功能
《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说：“而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日，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是澎湖之与中国通也已久，而其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尔。”
榕台之间航海通商活动，由来已久。近年来，台湾特别是澎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宋时大陆瓷器。其中有连江浦口窑的宋代印花青瓷残片，有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闽省可耕地少，历来人多粮缺，福州尤甚。时势迫使闽东南沿海向海商发展。宋元时期海商异***突起。宋苏轼在所著《率高丽进贡状》一书中述及：“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福州为八闽之首港，海商兴起，造船业随之发达，并成商品。海商既走东南亚，亦通台湾。有从闽安镇过五虎门出航的，有从梅花出航的。
到了元朝，泉台之间经济联系更加频繁，每年都有几十艘船只来往于澎湖和泉州之间，当时称澎湖为“泉州外府”。1292年至1294年，元朝***府在澎湖岛上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的民***，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已经有200户1600余人，“巨细相间，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村庄和农田。澎湖的开发，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的接触、交往乃至移居台湾、传播汉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澎湖群岛在赴台移民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
入唐以后，随着福建南部社会经济的开发，与海外交往的兴旺，物产殷富、丝瓷鲜美的泉州，开始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往来和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也是当时大陆去澎湖、台湾的要冲。
由于泉州港与澎湖港口的开辟，福建与台湾航运往来缩短2/3的距离。
明代，***海运衰落。福建海商、海商集团崛起，使漳州月港兴起，在闽台交通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商在福建沿海各地遍布，如志书所载：“福地素通番船，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海商分布以漳泉为多，福宁次之，尤以漳州地位最重要，其主要据点在漳州月港(又名月泉港，在今龙海县海澄镇)，位于漳州城东南25公里，东距厦门仅几公里，外通海潮，内接溪涧，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该港为九龙江出海处。
明代，虽然***执行海禁***策，但由于月港远离省会，地僻一隅，“正座官司，威令不到”，故其私商航海活动十分频繁。景泰四年(1453年)，“民多货番”，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福州后，这里更成为民间海上走私的中心。“闽人通番，皆从漳州月港出洋”。其中整个台澎沿海都是其东洋航线落脚点及中继站。
勇于开创的福建海商，在与明***府不断斗争中，探索、总结了不少远洋航路(当时称“针路”，因其以指南针辨别航向而得名)。有纪录在史的有52条。这些航路多从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经澎湖至鸡笼(台湾基隆港)、淡水(台湾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由于海商们的频繁活动，当时福建与台湾的货运联系是密切的。据统计，从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个月，由福建往台湾的贸易船有1014条，台湾回福建的贸易船672条。其中虽然有的是渔船，但当时的渔船也兼营贸易，所以都按贸易船统计。
在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蚶江村前，有一个清代蚶江海防官署遗址。在遗址中央，倚着断壁，“对渡碑”默默矗立。
蚶江港位于蚶江镇，地处泉州湾口南岸，距岸600米即为10米深线。航道长9.5公里、宽0.4～0.65公里，水深11.5～22米。是古代泉州通往海外的外港停泊地，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石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岛为藩篱。内通浦内、洛阳、法石、后渚诸港，直通晋江东、西溪。唐宋时代建有林銮渡、前港、后港渡等数座古渡、码头，仍存林銮、前港、后港3座。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寄泊于此。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并移福宁州通判于蚶江，专管挂验、巡防及关口征税。泉州附属各港口航行台湾的船舶均要到蚶江关口挂验，方准出海。台湾至漳州的船泊也于此停泊。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准蚶江与台湾八里岔对渡。蚶江港兴盛日时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进出港口，仅蚶江一处就有20多家船行，拥有运输船200多艘。直至清末、民国初期，仍有20多艘运输船航行于台湾海峡之间。20年代后，由于航道日见淤浅，内港航运衰落。蚶江港码头仅作为城乡之间渡船驳运轮渡小码头，有机电船航行于蚶江至泉州之问。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清***府在蚶江设正五品海防官署，统辖泉州一府五县(含今厦门)的对台贸易，俗称“泉州分府”。负责商渔挂验、海域巡防、督促“台运”、处理民间诉讼等事务。欲渡台者由官署通判发照，禁止偷渡。同年，清***府诏令蚶江为“泉州总口”，指令蚶江港与台湾鹿仔港对渡。
蚶江至鹿港的对渡航线开通后，海峡两岸航行时间仅需一昼夜，所以，泉州等附近各县的对台贸易，都经蚶江出入。乾隆五十七年，蚶江又辟航线至台湾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再辟航线到台湾海丰。至此，两岸对渡的5条航线中，蚶江占了3条。
清***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之后，始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甚至出现了举家迁徙现象。此次移民，人数高达百万人。
从蚶江运往鹿港的货物，以陶瓷、家具、药材、茶叶、布匹、烟叶为主。货物一到港口，驻地人员就联系销售，然后采购台湾货装船回载。回程的货物多为大米和木材，有时也运水果、鲍鱼、江贝、紫鱼巴、白糖，等等。
与蚶江对渡后，鹿港“舟车辅楼，百货充盈”，被人们称为“繁华胜似小泉州”。鹿港集市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仅“台运”粮食一项，每年由此地转运的就有2万余石。由于泉州人纷纷移居，鹿港人口增至近20万，成为台湾岛上的第二大市镇。
以蚶江为总口的两岸对渡的鼎盛时期持续了近60年。
厦门，更是自古以来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
厦门是福建四大海岛(不包括台湾)之一，位于闽南九龙江入海处。明初为了防倭，筑厦门城，当时，海舶从漳州月港启航，半潮可至厦门，在此盘验后，移泊曾家澳，伺风开洋。
厦门自设关开埠后，就成为“台运”与“通洋”正口。
雍正五年至乾隆初年(1727～1736年)，厦门港国内外航海很快地兴盛起来。《厦门志》记载：当时“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巨浸如衽席，……；“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
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出发、之后，郑成功的部众中，漳、泉两地人为数甚众，他们安营扎寨，分区屯垦，许多人成了台湾各地区的开基始祖。在郑氏***权经营的23年中，福建入台移民多达20万人以上，多从厦门进出。
1684年9月，康熙帝解除“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通商货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海禁开放以后，随着沿海货运的复兴，各港的货运船舶数量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对当时福建沿海港口的商船有过如下的统计：
厦门港，拥有商船500艘，总载重吨位10万吨。其外港漳浦、诏安的商船，除有一部分大船在厦门港挂验登记在案外，尚有略小的海船200艘，约计有3～4万吨。
泉州港，包括晋江、惠安、南安3处的海船，约有300余艘，载重总吨约计4万吨。
福州港，有海船100余艘，船体略小于厦门船，而比泉州船略大，其总载重量约有1.4～1.5万吨。
总计以上各港，共有海船1200艘左右，共计载重8.5～9.5万吨之间。这就是清中叶福建沿海各港开展航海活动的力量基础。
二、台湾著名西渡港口及其开发岁月
当时台湾海峡是闽台的内海，台湾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
鹿耳门位于台湾南部安平以西30里处，因为“有山对峙如鹿耳，日鹿耳门。”安平，古名一鲲身，又称台窝湾，是台湾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也是“台湾”名词的肇始。
鹿耳门，顾名思义形状像鹿耳，是航道出入口。到了明朝末年，才在其地***上出现了Lamuyse(鹿耳门)这个名称。它是一条水道，可容数只船并列进出，是台湾咽喉，台江主要的航道。
在鹿耳门峡口南方为“北线尾屿”，面临江洋浩瀚的台江和鹿耳门航道，地位险要。据《台湾县志卷二、建置志扼塞条》记称――澎湖固守则鹿耳门安，鹿耳门安则全台与之俱安。可见三百年前，鹿耳门乃台湾之大门，经济、***事之地，维系着台湾生存的命脉，是台湾开发史上重要一环。
乾隆年间，鹿耳门为两岸唯一港口。
鹿耳门在台湾开拓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三百年前，台湾南部一处可容纳千艘商船的内海(台江)；其出入口便是鹿耳门海峡及大港航道。郑成功收台后，大港航道淤积，鹿耳门成为台江唯一的出入口，极尽舟楫之利，繁荣着古城――台南府，而今仅存一条鹿耳门溪，昔日台湾的浩翰之区也成为盐田或鲁虾养殖场。
18世纪台湾的淡水港、鹿港与福州港、泉州港都有对口通航，双方港口都很繁荣。
台北县的淡水镇位于台湾西北端，在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系西侧，与观音山隔岸相望。地表总面积约71平方公里，除淡水和口狭小平原外，多半为大屯山陵被覆，形成山城河港，风景秀丽，自古为台湾八景之一。凶本镇地处迎风区，夏季多雨潮湿，尤其西北台风过境时经常引起海水倒灌，造成严重水灾。
淡水旧名“沪尾”，一种说法说是土著语hoba转音而来，意指河口；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淡水发迹于海滨捕鱼处的末端(“沪”字原意为在潮间带所筑的拦鱼竹栅)，所以这样命名。在早期，“淡水”是使用于淡水河口与港埠的总称，“沪尾”是村落名称，后来有混用现象，直到日治时期才正式定名而沿用至今。
清咸丰10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与外国通商，在同治、光绪年间，成为北台湾第一大港，主要输出茶叶、樟脑、硫磺等，极盛时可停泊2千吨级的轮船。淡水因河、海运发达带来商务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在咸丰8年(1858)英法联***之役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要求开放沪尾在内的十个通商口岸。由于英国人认为沪尾比其它港口更具有商业利益，因此独占广大地区为其租界，并兴建领事官邸。后来美、德、法等国也都相继来此增设洋行，一时之间各色人种往来穿梭，沪尾街头宛如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各国在这里进行掠夺性贸易，而从中所获取的钜额入超，不仅使沪尾成为当时全台的贸易港，也将纯朴的沪尾引入奢华的流金岁月。
鹿港原名鹿仔港，隶属台湾彰化县，位北纬24度至24度10分、东经120度22分30秒至120度30分；东接秀水乡，西临台湾海峡，南与福兴乡以福鹿溪为界，北与线西乡、和美镇相临，为台湾三百年史中的一个历史重镇。
鹿港早期汉人移民未大量迁入之时为平埔族之巴布萨族(Babuza)之居住地，当时属马芝遴社，其住民过着较原始的生活。在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前，传说是原住民猎鹿的地方。
鹿仔港之港名在中国历史中首见于清康熙34年(1695年)高拱干所修之台湾府志卷四武备志：“台湾水师左营……一分防鹿仔港，系报部本营官兵轮防……”。而鹿仔港被首称为“鹿港”则见于清乾隆48年(1783年)，福建将***永德奏设正口，曰：“……至北路诸罗彰化等属，则由鹿港出洋……”。
隋炀帝大业6年(610年)，炀帝派遣虎贲中郎将陈棱与朝靖大夫张镇州率师登陆鹿港，从此渐有汉人来此与原住民来往贸易。清代之前，鹿港港深可泊巨舰，并可容纳商船百余艘，实为天然良港。且鹿港于全台各港中，离大陆最近，风不论南北，时不论春冬，扬帆而进，八更即至泉州，九更即到蚶江，十二更即达厦门，故鹿港自然成为唐山移民台湾之主要出入口。明郑永历19年(1666年)，设北路安抚司于今日之彰化，汉人于是开始彰化平原之开垦。最先移进鹿港的汉人为闽省兴化人，再来为泉州、漳州人，最后为粤省潮州人、诸邑人。鹿港街市最初型成于现今鹿港东北北桥头客仔厝附近，港口则于今日之旧港一带，然而因港口淤塞，码头迁至现今之市场附近，聚落便渐扩展移至现在之鹿港街(大有街一带)。乾隆50年至道光末年的六十多年间尤其是鹿港的全盛时期，与现今的台南、万华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胛”台湾三大门户，“鹿港飞帆”为当时出名之胜景。
鹿港本为河港，易受河沙迁袭堆积影响，时为深水良港，时为积沙闭塞。清康熙56年已有首次淤沙纪录，雍正年间船只已不能抵港，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港复宽大，水复广深，又值正式设口开渡，于是又开启了一段黄金岁月。
光绪24年(1898年)，冲西港又因洪水泛滥再告淤塞，于是又在镇郊洋子厝溪下游设立新港口，名为“福隆港”，位于鹿港街西北方6公里处。但帆船于福隆港仅能趁浦潮时进出，再以竹筏运输至鹿港街上。
日治末期，沙洲淤积已至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小型船只也无法入港停泊；此时又临中日战争爆发，与大陆断绝通商，鹿港已有名无实，形同废港。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陆帆船曾一度恢复往来贸易，但仍只是昙花一现，***府退台后又告关闭。此后，鹿港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居民被迫出外谋生，称为“鹿侨”。
历史学家连横，在他所著《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中指出：“历更五代，终及两
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审之口。”这就是说，闽台区域贸易，始自北宋，其交易口岸在北港(北港又称笨港)。
台湾笨港(云林县北港)，系由笨港溪南北两岸同时发展出来之城市，对外通称笨港，本身却再分成南北二港。天启元年(一六三一)，颜思齐入垦笨北港，立十寨，其地分布在今北港镇及紧邻之水林乡一带，天启四年(一六二四)，郑芝龙附之，后颜思齐病逝，郑芝龙代领其众。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芝龙受招抚，开始为明朝防守海疆，其弟鸿逵、芝豹等人，亦转为明朝镇将。不数年，熊文灿抚闽，值大早，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开垦荒土为田，辟建庄屋。其涵盖区域为今台南县盐水港以北，至云林县北港、虎尾一带，诸罗县志称为“外九庄”，而以笨港为门户。此为笨港开发之始。且以当地属初辟，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笨港之发达，不仅在垦务之进展，为台湾中南部货物吞吐口之商港功能，更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诸罗县志谓：“笨港：商船辏集，载五谷货物”。据康熙六十一年巡台御史黄叔礅所撰《台海使槎录》中的《赤嵌笔谈》所载：“当时近海港口，哨船可入者，只鹿耳门及南路之打狗港，北路之蚊港、笨港等处。如笨港比邻之猴树港、海丰港、二林港、三林港、鹿子港……则仅可通杉板船而已。又谓当时台米贩运内地，北路米由笨港贩运。南路米由打狗港贩运，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门内，即名马沙沟是也。”由此可知笨港地理形势之佳，无怪汉人自始即以之为开台根据地。
笨港得迅速发展，肇因于当地郊行林立，郊行最大者，为经营笨港、泉州间贸易之泉州郊；经营笨港、厦门间贸易之厦门郊；经营笨港、龙溪间贸易之龙江郊，此外尚有糖郊、米郊、嵌郊、市郊及甚多之船行、油车，列肆之盛，不难想象。故诸岁县志笨港项下谓：“台属近海市镇，此为最大”。
三、两岸港口开放带来闽台商贸繁荣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者在台东县卑南乡发现许多二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经过研究，确认其为我国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由义安郡(今广东潮州市)启航，横渡台湾海峡与南海之间水域，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据称：“隋***至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中贸易”。可见隋朝舟师抵达台湾之前，大陆与台湾民间已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才有初见船舰，以为商旅之状。这进一步说明与隋***作战的这个族群，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上已懂得贸易交换，交换的对象主要来自大陆。
陶瓷产品是福建手工业的主要外销品，也使福建成为海上丝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是福建古代陶瓷生产和外销的鼎盛时期，几乎福建各地都烧制陶瓷。其中以泉州青瓷、德化青白瓷和当时中国南方三大瓷系之一的建窑(即建阳水吉窑)黑釉瓷为主要代表。近年，考古学家在澎湖发现了数处“宋墟”，其中白沙乡的一处完整房基长13米，宽s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约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宋代福建的陶瓷残片及元宝、钱币等。澎湖地处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说，当时到此的商船，“岁常数百艘”。
宋元时代人们依然按照隋代的称呼称台湾为琉球。虽然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宋史外国列传》的“流求条”是以《隋书》为基础加工而成，但对于方位却明确得多了：“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日澎湖，烟火相望。”《诸蕃志》还加上了新的内容，说“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
直到元末，福建才有去台湾本岛贸易的商船。汪大渊在琉球条中说：“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可见当时福建商人已将士珠、玛珠、玛瑙、金珠、处洲的瓷器运到台湾，与当地居民交换沙金、黄豆、黍子、琉黄、麂皮等土特产。汪大渊所附的海舶就是商船，所以《岛夷志略》对于台岛的物产及贸易之货，记载特别详细。
公元1644年(崇祯17年)“淡水已出产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国有战事，故多输往大陆，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为装运琉磺而开来淡水”。
台湾岛内，土沃宜稻，一岁三熟，故民无饥患。郑成功治台时期，申屯田垦荒之制，粮食富裕，可接济泉、厦。清廷后，岛上分驻戍兵，皆调自福建，三年一换。当时，除了台湾戍兵外，福建境内尚有水陆官兵50营及驻防的清兵不下10余万人。而沿海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四府多缺粮。驻兵骤增，福建的***粮及兵眷食米(时称“兵米”)皆倾赖台粮调运供应。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台湾岁运福建***粮及兵眷米谷85297石、闰年加运4298石，此即谓之“台运”。厦门港被指定为唯一的“台运”口岸。
清廷后的次年(1684年)，在台湾设立1府3县，隶属福建省，并正式宣布停止海禁，废除迁界令，准许沿海居民出海捕鱼与贸易。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沿海航运又逐渐复苏。尤其厦门港自此崛起。
台湾口岸的开放，不仅扫除了两岸贸易发展的障碍，而且给台湾岛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台湾港口一经***正式开口后，既提高了港口的***等级层次，也提升了港口的各种机能。港口所承担的机能越多，商务就越繁荣，港口周边地区经济自然蒸蒸日上，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鹿港、八里坌等港口的相继开放，区域港口的机能和贸易自主性不断提高，逐渐形成各自***的港口体系，从而带动了台湾南部鹿港和北部艋两地商业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区域经济的繁荣。鹿港市镇在鹿港开放后，发展日新月异，“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八里坌开放后，北部艋舯地区更是“商船聚集，阋闵最盛”。两地商业贸易的发达，几乎可以与台湾府城相媲美。
自实行闽台指定口岸贸易***策后，闽台地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间的物资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成书于康熙年问，由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在对台湾海道的叙述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这里指的显然是康熙年代大陆与台湾的通商航运情况。
雍乾时期，台湾与福建一省的贸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贸易商船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由于台湾同大陆的通商贸易经营获利丰厚，台湾海商往返大陆一次，“获利数千金”，使台湾海峡出现了“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台湾府治一地，即有贸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在清代前期闽台间物资交流中，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
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至台北一路出产米谷，泉、漳地方终岁民食，仰赖于彼口仔各船赴北赂贩运。”
乾隆末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仅粮食一项，台本产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运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如此巨额的粮食贩运，即使全部使用运转量达三千石的横洋船，每年仅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运粮船只，亦当需有五百艘次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无从计数的走私粮食的“编港船”。连横的《台湾通史》指出：“雍乾之间，商务大盛，帆樯相接。”
闽省供给台湾的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除了粮食以外的其它各种生活和生产必须用品。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
黄叔撰《赤嵌笔谈》云：“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瓷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
到了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七年(1892～1901年)，闽海关报告又称：民船运输贸易量很大，并且十分繁荣。开往台湾的船，称“台湾船”，约有70艘，它们运进食糖、樟木、牛皮、煤、鹿皮和西药，运走原木、原木板、纸张、笋和柴火。每艘载货价值约2万元。
上世纪初台湾和福建贸易往来频繁，福建的木材、茶叶、杂货、药材输入台湾，台湾大米、白糖、香蕉、樟脑也不断运往福建。即使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时期，民间的海上贸易也没有停止，这种民间直接贸易近二、三十年发展很快，已形成福州－基隆、平潭－新竹、厦门－高雄、东山－高雄、东山－台南、东山－澎湖等主要航线，定期往来于上述航线货轮有10多艘。民间贸易使台湾市面上随时可见到大陆蔬菜、杂货、鲜鱼等。民间往来货物从零星发展到大宗。
福建所产之木统称“建木”，其中杉木称“福杉”。台湾建筑、制造家具多取“建木”为之。其原因有二：一是台湾虽产木材，但建筑所需之木材缺乏，故台湾所用盖房之木材多取闽省“福杉”。二是闽台一水之隔，朝发夕至，海上运输便捷。有关资料统计，明清时期，闽省“建木”年输台额占台湾木材总输入额的十分之九。
台南、凤山及嘉义一带居民，有筑鱼媪养殖“目虱鱼”的习惯。而“目虱鱼”最好的饲料来自福州的茶籽饼(俗称“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闽清、侯官、永泰各县盛产茶丘，且质佳，集中福州后输往台湾，每年约有四五千担。
当时福州是福建对台湾贸易的重要港口，位处闽江的出海口，广阔的闽江流域拥有重要的经济腹地，福州港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其主要输入贸易品有纺织口、棉丝、石油、砂糖、海产品以及磷、锡、铅等矿石原料，人参及杂货；输出的产品亦以木材、纸、烟草、笋、茶、陶瓷器等为主。台湾输入福州各港的贸易品主要为香蕉、砂糖、咸鱼、石油、丝棉布、麻、石炭、铜及其他杂货。
在抗日战争前，福州港除了太安、乾泰、和安、共和、常安、刘正记等几家轮船航业公司外，还有其他民营航商也纷纷制造木质小型海船，行驶于台湾海峡及闽台各港。当时福州港民营沿海大小轮船共有79艘12736吨位。其中，除了6艘千吨级钢质大船外，其余多是300吨级左右的木质小船。
当时，龙海行驶台湾的三支大桅杆的木帆船、载重在50s屯至70吨的共有110多艘，运载去台的货物有纸箔(花金)、杉木、红糖、红料(砖、瓦)、陶器(大缸)、瓷瓶等，运回的货物有白糖、糖水、樟脑、面粉、生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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