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良性竞争篇1
沪港比较篇：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一个战略问题，是由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因而，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从学习到竞争，再到互补的良性模式。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步步浮出水面，其未来已经被不少人拿来和当前较为成熟的自由港——香港作比较。此前也有一些香港媒体就“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会否成为香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感到担心。那么，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否真的会对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产生冲击呢？
无需太多担忧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目的是为全国深化改革开放积累经验，担心对香港贸易、外资产生负面影响是不必要的。不少业内人士也分析说，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和香港的服务贸易等领域存在有限的竞争关系，不必太过担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自贸区将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即国际贸易中通过第三国转手贸易业产生有限的影响。他分析说，2011年香港外贸总额是71019亿港元，其中转口贸易业务占据了46%的比例。因此上海自贸区全部运营之后，将会有限地分流香港转口贸易业务。“上海自贸区由于有外高桥和洋山港等保税区，为转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全面投入运营后，上海自贸区的转口贸易将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如果能够达到香港那样的比例，有一部分转口贸易就将从香港分流到上海”。
而在服务贸易和离岸金融业务方面，上海自贸区则还没有出台很详细的运行***策，目前主要是把过去的一些保税区合起来进行金融方面的试点。一方面，业务叠加的领域并不明显，上海自贸区更多地是试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还不具备与香港大规模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即使存在一定的重叠，那也更会是一种良性竞争，促进的是两个城市各自市场的发展动力。
沪港各有优势
可以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逐步建立，与香港之间的更多比较势必会出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这样一种影响首先是相互的，其次也并非就是负面的。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石镜泉认为，上海建立自贸区之后，与香港乃至全球的各大自贸区、自由港都会有互动，但由于服务对象的不同，因此今后的发展无疑还是要看上海具体怎么走、怎么发展出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从而是不是能够确立某种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地位。至于说上海对其他地区的冲击问题，则大可不必担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也进一步指出，从目前双方的比较优势而言，上海自贸区的服务链和香港还不在同一个位置上，正面的替代竞争效应非常有限。因为与香港的高端人才、服务内容和完善的制度体系相比，上海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不能简单从现有的业务量增减来判断，当前的差异是和国际金融市场大环境及本地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的。“未来若上海的服务链在提升，而香港原地踏步，那么竞争会是一种替代关系。反过来上海满足现在的增量效应而忽视了要素市场环境的建设，那么也就会走不远”。
目前来看，香港自由港的经验已较为丰富，因而上海有许多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上海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无论是短期心理冲击还是长期实际冲击，都更表现为一种竞争的动力。从区域上来讲亦是如此。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分析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完全有能力承受两个大型的自由港，好比今后珠三角地区还是受香港影响大，但长三角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则能在上海获得比较便利的途径。”
良性竞争促发展
按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丁纯教授的说法，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一个战略问题，是由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因而，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从学习到竞争，再到互补的良性模式。
诚然，上海有国内最大的港口、国际机场，并计划打造成为国际金融、航运等中心，再加上正在建设的迪士尼乐园以及背靠制造与贸易发达的长三角腹地，如果上海自贸区拥有了免税、货币自由兑换等***策后，势必会更具竞争力。制造业也是上海自由港的一大特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过，目前上海自贸区还只是一个名义，需要更多配套***策的进一步跟进。如何与香港更好地互动，让上海的金融、经济更加市场化，都是上海需要摸索和探寻的。香港有着更为自由的经济、坚强的法治环境保障，其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也不是现阶段上海能与之相提并论。同时，香港背靠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如果香港扩大自身的服务业优势，与珠三角地区的加工制造业相结合，并推动改革而非消极被动，香港无疑也能够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并迸发出沪港两地的竞合活力。而这一点，在香港媒体“未雨绸缪”的评论中也有所体现：“（香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还要跑得更快。”
良性竞争篇2
张跃对于远大价值观的坚守到了令人敬畏的严格程度。在所有生产、经营、销售活动中要求任何人都不得触碰“七不一没有”的道德底线,必须做到“不污染环境、不剽窃技术、不蒙骗客户、不恶性竞争、不搞三角债、不偷税、不行贿,没有昧良心行为”。他认为,这里指出的七种错误是中国企业经常犯的错误,远大决不能犯。
很多人认为,企业家首先是个商人,而不是一个道德捍卫者,张跃此举将自己的“道德洁癖”扩展到企业管理领域恰恰违背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存伦理,是远大管理模式的一个弊病,正是这一点延缓了远大的发展进程。这又一次展现了两种商业原则在中国的基本冲突。
张跃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没有“道德底线”。如果允许犯错误的话,宁可企业家自己犯错误也不许公司犯错误。公司犯错误不仅损害了员工、也损害了客户、最终损害了社会,是非常广泛的损害。他指出“企业出问题多半出在员工身上”,企业必须引导员工行为、培养好员工。如果缺乏价值观指引,员工就可能做出不负责任、导致企业风险的行为。
很多企业以“活下去”为理由,作为“犯错误”的借口,他反问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企业是不是至少都可以有一千个犯错误的理由”。张跃认为这是个“很愚蠢的借口”,绝对是害人害己。他指出,如果以此为出发点纵容员工犯错误,叫会计去做假帐、让员工受贿、让生产人员偷工减料,不仅损害了这些人一辈子的做人标准,企业自己也要承受同样的恶果。“你就不担心你的会计联手做假帐贪污企业的钱吗?你就不担心你的采购人员去受贿吗?你就不怕你采购来的原材料也被人家偷工减料吗?”张跃说,“这样企业容易就垮掉,这是很直接的利害关系。”
张跃认为,“如果反过来,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引导员工行为,并坚持这些优良措施,员工的品行和素质会逐步提高,最终会忠于职守,会使得公司非常健康。”
抛开竞争,超越盈利
张跃在一篇自述性文章中说,多数企业是在简单赚钱的动力下生存、在竞争的压迫下成长,而他主导下的远大是在理性状态或者是超越状态下经营企业。远大明确了“保护生命”的企业使命,就是要追求一种“抛开竞争,超越盈利”的境界。在这个前提下,企业经营方法与以往完全不一样,但并不会因此就不盈利或失去竞争力。
在2004年推出的一份制度文件《远大营销方针及观念》中,远大明确提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在所有与客户的交往中、交易活动中,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永远坚持正确的商业准则,不论市场竞争多么无序,绝不违背付出与回报对等及先付出后回报的农场法则。”
在张跃看来,如果缺乏价值观的指引,企业可能做出不负责任的、导致行业性风险的行为,甚至会导致行业坏死,更甚“一个公司如果不坚持自己的商业原则,最后会把整个社会体系搞乱,所有人都会遭殃,社会也遭殃”。
他以前些年***品行业中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说明问题。“这都是恶性降价的结果,牛奶比矿泉水卖便宜,最后不掺东西才怪。”张跃指出:最基本的商业秩序就是价格秩序,如果互相杀价,恶性竞争,最终后果都是消费者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太多类似这样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质量恶果的事例,最后都是害人害己。
所以,张跃决定“绝不搞恶性竞争参与价格战,一切都是明码标价”,“产品价格公平,成套项目公开,服务收费公道,各国价格统一。绝不设置价格陷阱,制止价格及合同条款蒙骗”。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写入《远大营销方针》。
远大空调总经理胡灿明告诉我们,远大空调所有产品都是明码标价、公开透明的,国内外都是这个原则。开拓国外市场的公司,也会按照一份非常明确的合同形式,执行透明的价格***策。
“我认为公开价格的做法,必然会成为一种风尚,商业也必将回归道德本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改变。”张跃说。
5年前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张跃就提出来“企业要将创造价值放在首位”。他告诉我们,他信仰农场法则:付出就有回报。当你为社会、客户付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会从客户、员工哪里也得到一样的回报。
按照这个逻辑,显然“付出价值,回报的一定是价值”,这是比“盈利”更本质的东西。同样他也认为远大的产品比别的公司“贵”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付出了更多的东西。
摒弃灰色交易,不行贿
张跃对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财富的行为带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他说从1984年下海迄今为止,他没有和任何人有不良经济关系,也没有请客送礼。在80年代晚期,他起步创业的所在地湖南郴州是一个全国走私集散地、但是他从来没有触碰过走私生意,而且看见别人走私就觉得反感乃至恶心。
所以“杜绝商业贿赂”成为远大管理经营中一项基本原则,“不行贿”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禁令在营销过程中严格执行。
张跃发现,在中国商业社会普遍存在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任何一个企业管理者都反感自己的员工“受贿”,知道那是对公司最可怕的损害。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都不反对“行贿”,为了获得显而易见的利益,有时公司出面直接“行贿”,有时会给营销人员支持奖励,以鼓励他们暗自“行贿”。
所以,为了消除营销人员“暗中”行贿的可能,远大给营销人员的奖励只有销售额的0.5%-2%。张跃认为,这样营销人员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行贿。这样既保护了客户,又保护了员工,更保护企业免于商誉受损以及免受因“行贿”而导致犯罪的恶性事件的侵?害。
因为在2000年之前,远大空调快速扩张的90年代初期,缺乏制度上的约束,曾经有远大的营销人员因为类似事件而遭遇到法律风险。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2005年远大空调出台了严格的营销奖励制度,砍掉特殊奖励,对员工行贿行为严加控制。远大空调主机公司总经理张全明指出,这项措施实际是一种“保护性”措施,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护大多数人,保护公司。
但是,由于奖励水准比同行业普遍水平降低了3-5个百分点,还是受到了一些营销人员的误解与抵触,而且这种“阳光营销”举措在“灰色营销”盛行的中央空调市场因为触动了某些“经办人”的私利而受到不少非议与刁难,远大为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和压?力。
张全明透露,当时这一措施遭遇到的冲突和挑战比比皆是,一批习惯依靠“灰色营销”创造业绩的“销售精英”选择了离开远大。当时远大的销售额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遭遇瓶颈,与此有关。
在采访中,胡灿明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案例:当时北京首都机场二期工程的中央空调项目,合同标的有近3千多万,但中包方是首都机场某关联公司,在采购价和合同价之间约有300万的差额,中包方提出向远大收取这笔费用,这意味着远大必须同意这种“潜规则”才能拿下这个项目。张跃知情后,断然决定不做了。“我们宁愿放弃,也不愿意违背自己企业坚持的道德底线。”当时,客户经理就哭了,因为这样一个重大项目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对于张跃和胡灿明等“老远大人”而言,“把道德看得比生存更重要”是价值观第一原则。
张跃非常认同王石提倡的“不行贿”原则,而且与王石讨论过这一话题。但是,正如王石要面对众多质疑一样,张跃也遭遇同样的疑问,我们进一步追问: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潜规则”盛行的地方,面对某些“潜规则”人士的具体要求,你会怎么选择?
张跃很断然地说,“这就是腐败。不做也不会跟他们腐败,一脚把他撂开,绝不跟他打交道。”张跃认为,这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是有关人格尊严的问题。人很多地方可以随和一点,但是原则这个事情不能妥协。在他看来“为了利益来行贿,在整个商业上是失败的”。
远大一直提倡与***府保持必要的距离,坚持企业自身的***性。张跃认为,企业不应该跟***府有太密切的关系,因为密切就意味着不公正,甚至还有不廉洁的嫌疑。
但这并不防碍张跃和***府保持必须的交往。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已经有包括***、***、***等好几位级别最高的***府领导人视察过远大城,张跃还被******接见过。原因是张跃提倡和推动的节能环保事业与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完全相符,而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业绩。此外,远大一直是民营企业中纳税最积极的公司之一,连续十多年来纳税金额位居全国前列。
张跃告诉我们,其实***府官员中也有好人。远大是“不行贿”的,如果没有好人的话,远大也早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张跃只跟***府官员中的“好人”打交道。按照他的推算,一个具体的部门,只要有30%的不贪财、不腐败的好人就足够了,远大只跟这30%的人打交道。他认为当前社会腐败、官场腐败的主要根源还在企业,在于“行贿者”。认为“所有官员都腐败”,就去行贿,这完全是借口。对于王石的不行贿,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信,理由就在这里。而且,“王石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张跃说。
张跃认为,要是真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阻碍”,就要做一个取舍,“有所得,有所不得”,要能够“输得起”。有时候确实需要“是非”在先,“成败”在后。一般人就是因为输不起,导致一次次丢弃原则,“原则一失身之后,就永远捡不回来了”。
尽管如此,他认为按照“原则”经营是代表未来方向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理念。
价值驱动良性成长
“我们几乎每个项目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种利益和道德上的冲突”,张全明说。胡灿明进一步告诉我们,虽然由于坚守价值观,远大失去了许多商业机会。但这也促进了远大“把公司管理的重点集中到了公司的价值创造上”,促使远大坚持通过努力创新,把最好的理念、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服务直接传递给客户。
“客户利益最大化”成为远大产品开发的核心理念,一项技术、一件产品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能否为客户带来价值。只要是对客户有利,远大都会毫不犹豫地投资。如今远大馆中力推的“可持续建筑”、“空气净化机”和“生命手机”等非同一般的产品,都这种方针主导下的产物。
在采访中,张跃拿出他的生命手机,“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颠覆性的”,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能够把原来体积庞大的空气监测仪和手机结合起来,全世界只此一家。远大的所有产品都是独创的。敢于创新是远大的一种文化。只要是对社会有价值、对人们有用而且别人没做好的事情,远大就做,不管多难。远大每一种产品都是人类缺少但又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不是就不做。“只要我想到的,我都敢做,我觉得卫星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我一定会做。”
而且只要是好的东西,张跃就不惜一切代价将之推广给客户。即使会增加成本,他都愿意承受。现在远大的“全球联网监控中心”能够实时监控全世界用户机房的运行情况,收集各项营运数据为产品研发、客户运营提供参考。1996年初建的时候,这个系统以电话网为基础。2003年要迁移到因特网上来,这样运行在全国各地的5千多台终端就要全部更换,总共需要投资2千多万。胡灿明建议,可以向客户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张跃决定全部免费赠送,他认为这种技术确实能够为用户带来价值:不仅仅降低了拨号费用,而且故障预警能力增强了。
根据胡灿明介绍,远大空调每年都会将销售收入的8%投入到技术研发中去。技术研发由张跃本人主抓,在他强力推进下,远大的“空调主机”迄今完成了10代产品升级,核心目标是不断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节能性。而且强调技术必须能够做到保证产品长期为客户带来价值,不能只注重短期利益。远大第一代中央空调主机在某单位中使用了18年,迄今还在运行。
远大在坚持“阳光”营销约束“灰色”行为的同时,也在进行“销售创新”,提供精细化服务。胡灿明透露,远大空调从2003年开始每年至少投入100万元做市场调查,对“空调运营”中的能耗进行统计,而且进行评比。此外每年投入100万经费,对“空调运营”中节能管理达标的单位负责人予以奖励。正如张全明指出“重要的是能够把自身的产品、服务价值优势跟客户需求结合起来,满足客户最深层次的需求,为客户贡献真正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金钱和利益的交?换”。
这种导向下,2005年远大空调在自身节能技术和能源管理基础上做服务延伸,开辟出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整体节能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开始实施从卖产品到卖方案的转变,拓展产业链、挖掘衍生价值。迄今为止远大提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面积达到4千万平方米。
此后,远大提出“冷、热、电三联供”、“区域空调”、“可持续建筑”等产品和服务,都是这种价值导向下业务形态自然演变的结果。正如胡灿明所说,在很多企业把低碳、绿色、环保当作口号的时候,远大早已经沉下心来将其作为自己的血液,作为自己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张全明认为“这是一个质变,是公司经营体制在‘质’上的发展”。
这个“质变”本质上扭转了公司的发展模式及其动力系统,即由“价格-利润”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价值-良性利润”驱动的“精益成长”。借助“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一对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
美国贝恩公司合伙人弗雷德?赖克哈尔德在其所著《终极问题》一书中对“利润”的概念做了区分。在传统会计学中,利润就是利润,而不会考虑利润与利润之间有什么不同。但弗雷德?赖克哈尔德认为利润也分“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良性利润”是指通过为顾客提供价值获取的利润,他通过客户热诚的合作和重复购买而实现;而“不良利润”则是以损害客户关系为代价从客户身上掠夺来的利润。
弗雷德?赖克哈尔德指出,如今很多公司都不能区分“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常常陷入不良利润之中,结果是毁灭性的:不良利润会阻碍公司最好的成长机会,即便能够短期获利,长期而言终将会使客户远离公司,声誉受损,陷入困境。价格策略、产品线扩张、上市融资等众多“CEO法宝”,只能使得公司短期获利。如果不能创造价值,上述策略带来的成长就不会持久。在他看来,专注“良性利润”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方式。
事实上,张跃指出的中国企业经常犯的错误:“污染环境、剽窃技术、蒙骗客户、恶性竞争、偷税、行贿、三角债”,正是弗雷德?赖克哈尔德指出的企业获取“不良利润”的典型方式。而远大提出的“七不一没有”的道德底线,恰恰通过企业“不良行为”的控制,使远大避开了“不良利润”的诱惑。致力于能够为客户提供价值,专注“良性利润”,获得“本质”成长。
胡灿明告诉我们,采用这种商业模式的远大在国外市场是做得比较成功的,远大产品的可靠性和节能性非常符合欧盟特别是德国的要求和标准,“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优势”。远大占据了欧盟“非电空调市场”40%的份额、在印度是50%、澳大利亚将近90%。远大非电空调主机业务营收在97年达到20多亿,98年回落到15个亿左右,后来十多年一直稳定地维持在这个水平,加上合同能源管理、空气品质等其他两个主要业务板块,远大集团目前年总营收约40亿左右。
如果以“英美模式”下的财务评价指标而言,远大确实不是一个“大公司”,但是远大却是一个真正实现了22多年来可持续成长的“绿公司”,企业健康程度在中国企业中是少有的。从1988年3万元起家,迄今无贷款及借款,在60多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非电空调”领域内的世界冠***。
张跃拿远大与世博会的合作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远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世博会10家全球合作伙伴之一,为世博园250家场馆提供中央空调服务,这就是远大多年来不断提升自己技术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的一种结果,如果没有一定的质量和服务管理能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张跃说:“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能量这么大,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保持一种良性的商业状态。”
良性竞争篇3
目前,根据CTR最新媒介接触习惯调查数据显示,公交媒体的日到达率仅次于电视和地方性报纸,是受众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户外媒体。自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开放程度越来越明显,这也意味着中国广告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公交广告媒体在以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健康发展的良好依托下,该如何走向成熟和规范是重中之重。
作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拥有约1.13亿人口的东北地区,近几年广告行业也迅速发展,但公交广告的发展情况似乎并不乐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东北地区的公交广告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车况一般,由于***府对公交广告制作形式要求严格,大多数车体只能做两侧广告。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地区的公交广告销售价格低于国内同等城市近一倍左右,因此在广告效益上优势并不是十分明显。
价格战?
哈尔滨琦峰广告公司总经理王海峰告诉记者:“在哈市,共有四家广告公司在运营公交广告,其中规模相对较小的三家公交广告公司大概占有哈市35的公交媒体资源,各有一部分媒体背景。”
如果是良性竞争,则可促进整体以及各自的发展,但一旦变成恶性竞争,那么必定会影响到切身的利益乃至整个城市公交广告行业水平。据悉,一些公交广告公司无售后服务的意识,以及低成本运营和制作是导致价格战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部分经营人员的素质不高,行业规范性理念欠缺,因此在操作上并不按照市场运作规律来进行。
而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正比,致使公交广告整体的质量和规格下降,这一现象事实上也大大限制了哈尔滨市公交广告的进一步发展。
在困难中前行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交广告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一情况,王海峰介绍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公司的冲击并不明显,目前在经营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进一步买断媒体以达到初步垄断市场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制作并跟进服务标准,同时也可稳定价格体系,并彻底清除行业内的害群之马,提高整体的盈利水平。琦峰广告公司拥有哈市近65的公交车辆媒体资源,同时还承担哈市国标站杆制作与维护任务,还拥有自己的喷绘车间以及专业的施工队伍和客服团队,这也是该公司能在长远的竞争中一直保持自己的动能的主要原因。面对残酷的竞争局面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唯有积蓄能量,才能在发展中厚积薄发。
角色各异
如此庞大的体系,需要不同的角色来扮演运作。媒体供应商、商、公交运营单位,缺一不可。就好比一个良
好的消化系统,需要各个器官的准确配合,才能运行正常,保证身体健康。
“在与公交运营单位沟通时,首先要讲的是信誉,对车队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并安排客服人员与车队保持紧密联系且加深了解,做到像服务客户一样服务车队。商则存在两种,一种是4A或是外埠,另一种则是当地小广告公司或是业务员,对前一种会尽可能满足一切条件并提供最好的服务,后一种商经常会出现抢客户或欺骗客户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以对客户负责。”王海峰这样告诉记者。
该担忧还是乐观
即便是顽症,也不是没几率治愈,何况是可以医治的病况呢?行业的操作混乱,价格体系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整体盈利水平低下,才是东北公交广告行业的症结所在。此外,对公交车本身资源的过度开发也是问题所在:坐椅、扶手等等都被“好好”地利用上了,大有无孔不入之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很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个新的媒介形式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运作环境。
另外,许多广告主都想掌握客观的监测数据,以便了解广告投放的价值和渠道是否准确,这个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但是目前看来,这已经成为公交广告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靠人流量和车流量的数据来描述是不具说服力的。
东北地区的公交广告行业问题重重,处在一个瓶颈期。在发展空间和产业压力共生共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东北地区公交广告行业需从精神层面、业务价值、合作机构等层面进行相关调整。以此来应对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