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的母亲傅莉莉，是中国传媒大学离休干部、副教授，原台盟中央评议委员、台盟北京市委委员，曾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4日凌晨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87岁。
1924年5月16日，母亲出生在台湾。她出生的那天，外祖父看到台北草山上盛开的百合花，便给母亲取名傅百合。百合是家中的长女，聪明漂亮，是父母呵护有加的掌上明珠。她喜欢父母叫她“阿蔻”和同学叫她“优莉桑”的称呼。后来她经香港进到大陆时改名为莉莉，也是源自英文百合lily。
母亲在日本殖民者侵占下的台湾成长，也有着同我们这代人所不同的记忆。她常和我讲起，战时，美***的飞机轰炸作为日***基地的台湾，在她的脑海中始终有着少女时每逢空袭来临躲进防空洞的惊恐记忆。
1945年，台湾光复，母亲已与父亲(蒋渭水的三子蒋时钦)结婚。1949年，母亲在香港参加了***，曾参与接应当时的日本***中央***德田球一途经香港赴北京的秘密工作。在那个动荡的日子里，父母不得已把出生不久的长子留在了台湾，迟至30多年后才有了再一次的重逢。母亲常说“生他没养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1951年，父母只带了在台湾出生的次子来到大陆。他们对未来生活怀着美好的憧憬，开始了新生活。回到大陆后，父母投身到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广播事业中，勤奋努力的工作着。那时的母亲还不大会讲普通话，在基建处工作，为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广播大厦的建设尽了她的努力。1958年，组织上调任母亲进入正在筹建的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负责日语教学工作。
“”中父亲病逝，次子和长女成了知青，一个去云南一个去了内蒙古。母亲先是下放到河北农村后又去河南五七干校，留下小儿子一人在北京。我们这个四口之家人各一方。父亲早逝，生活窘迫，母亲承受的心灵创伤之重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却坚持给自己的孩子们写了许多支持和鼓励的信。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母亲也重回学校继续教授目语。那段时间母亲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先后担任两届北京市人大代表，还曾任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作为生活在大陆的台籍同胞，母亲始终思念、关注着故乡台湾的一切，每次台盟、有活动，她都积极参与，还曾担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1987年，母亲离休后仍坚持教学工作，一直到她70多岁。
4月4日凌晨，母亲在医院停止了心跳和呼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月26日早上，母亲的家***服务员给远在80多公里外的我打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太好，我急令她把母亲送进医院。我一直坚信母亲会成为人瑞，她没“三高”疾患。当时，我只是认为母亲和以往一样只是肺部感染，送进医院输液消炎定能转危为安，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竟然离开了我们。
当我正准备乘公交车赶到医院，儿子来电话说外婆颅内大出血，比他爸爸车祸造成的颅内出血还严重，医生希望尽快准备手术，需要我尽快赶到签字。我一下吓懵了，两个月前刚经历丈夫的开颅手术签字，如今我又要面对这样痛苦的过程。儿子的电话继续着，“医生说外婆年纪太大，有50％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但是不手术今天就不行了……”
我换乘出租车直奔医院，从丈夫的医院赶到母亲的医院，这一路3个多小时的路程，眼泪不止。我强忍着哭腔给几位医生朋友打电话咨询母亲这么大年纪是否要做开颅手术，又通知在海外的哥哥、弟弟母亲将要手术的消息。当赶到医院，母亲已是深度昏迷，闭着眼像熟睡，没有痛苦的表情，开颅术前的准备已就绪。医生拿着家属签字单，和我陈述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我机械地重复着“我知道”，拿起笔签上我的名字。
手术过程中，哪怕周围细小的声响，都会让我惊慌，4个小时的手术，我终于敖过来了，母亲也终于挺过来了。看着母亲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扣着氧气罩，双眼紧闭，我盼她体内仍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像以往一样能慢慢恢复……大夫却递给我一张病危通知书。手术后第9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了，我们循着“做七”的规矩，虽不规范但很虔诚，烧香点蜡拜拜，相信七七四十九天里母亲的魂未散。那几天，我的梦中的场景都是在医院慌忙地四处找大夫，求他们救救我们母亲……在家中，不时走进母亲的房间，看着她屋中书架、床头摆放的照片、触摸着母亲随手记下的便条，在那间不大的房间，我依然能感受到母亲的气息，犹如她就在我身旁。
5月23日，是母亲的“七七”，49天后母亲的魂散去。写下这篇文字，以这样的形式寄托我的思念。默默祈祷，愿母亲能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妈妈，来世我还愿做你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