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碑志类文体,名目繁多,诸如碑、碑铭、刻石、墓志、墓碑、墓碣、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圹志、圹铭、埋铭等等。但就其内容和性质来看,大抵可分为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墓碑文和讽讥碑文四种。纪功碑文,是记述某人的功业或记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碑文。宫室庙宇碑文,是记述这些建筑的兴建或重修所写的碑文,也有从庙宇的角度写入的碑文。墓碑文,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碑文。讽讥碑文,是借助某种人事以讽讥现实的碑文。
碑志文在形式体制上,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形式多样,不尽相同。碑文始于周秦。有目无文,已不可知其面貌。至秦,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刻石,基本上都采用四言韵语的铭文形式,句法整饰,音韵铿锵。这明显地看出,最初的碑文,是由殷商铜器铭文演化而来的痕迹。到了汉代,碑文一变为散韵结合的体制。即前序后铭,序用散文以叙事,铭用韵语以称颂。这里序文已成为主要部分,铭文则退居次要地位。不仅如此,再到后来,有些碑文干脆就用散文来写,而略去了铭文。特别是唐宋以后的墓碑文,更是五花八门,出现了许多别体。可见形式多变,不可一以概之。
唐宋时期,碑志类文体不乏佳作。墓志铭,本是一种偏重于叙事的文体,而作者却不拘成法,创造性地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充分表达了对死者的无限崇敬之情和对其不幸遭贬的深切同情,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封建时代一个个才华出众、廉洁刚正,同情人民疾苦、关怀友朋之困,品德高尚、遭遇不幸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类文体以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最为有名。这篇墓志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柳宗元的生平事迹。除记其姓氏、世系、卒年、葬地、葬日、子女外,着重记述了他生平事迹中的才学、***绩、品德和文学成就。记其才学说:“子厚少精敏,……交口荐誉之。”可见他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学识广博,议论风发,谈古论今,运用自如,常屈座人,深得达官显宦的器重和荐誉。记述其品德时,有云:“其召至京师复为刺史也,……梦得于是改刺连州。”他看到友人刘禹锡被贬到播州,又家有***,不禁为之痛哭流涕。主动向朝廷上疏请求以柳易播,自己甘愿到更偏远之地。态度之坚决,意气之恳诚,溢于言表。友朋之间的深情厚谊,关心他人甚于关心自己的高尚品德,生动地呈现出来。对此,作者也情不自禁地发抒感慨说:“呜呼!士穷乃见义节,……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又以世俗间交往的世态虚伪,鲜情寡义,一遇利害冲突便翻脸不认甚至落井下石的卑劣行为与柳宗元的义节相比,就更加显出他形象之高大,品德之可贵。这虽是一篇墓碑文,却不失为一篇情文并茂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
宋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也是写得很有声有色的名作。《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后所写的一篇追悼文章,是他精心创制的一篇力作。全文平易质朴,情真意切,如话家常,历来被视为欧文的代表作品。作者的高明之处亦即本文最大的特点之一,即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的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文章构思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而其舒徐有致、简易平实的文风,其谦恭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使一切浮华失实的谀墓文字黯然失色。其文有云:“修不幸,生四岁而孤。……汝其勉之。”从这段文字即看出,作者并不直接叙写死者的生平事迹,而是别开生面地通过他母亲之口,转述了他父亲生前的为人处世和功德遗训,从而富有生活气息和浓郁感彩地褒扬了他父亲为官清廉、宽厚待人、狱讼审慎、事亲尽孝的美德。同时,也称颂了他母亲坚持操守、“恭俭仁爱”、贤惠明达的品德。行文质朴无华,叙事自然有致。通过具体事实的叙写,取代了平板空泛的溢美之辞,打破了一般墓碑文直叙生平、功德的旧套,独具匠心。
纵观古代碑志类文体,大抵有如下四个特点:
首先,篇幅短小精悍。由于碑志文刊刻于石,容量有限,所以一般篇幅都比较小。像《柳子厚墓志铭》《泷冈阡表》都只有千余字。
其次,内容充实鲜明。在短小的篇幅里,要做到内容充实,事迹突出,形象鲜明,就必须做到简括扼要,言简意赅。正如刘勰所说:“其叙事也赅而要。”《柳子厚墓志铭》就选取了柳宗元一生中五个主要方面来写:少年才俊、出仕被贬、柳州***绩、以柳易播及文学成就。
再次,文辞简洁洗练。碑志文是刻之于石、公诸于众的,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创作的。因而在文辞上要求简洁洗练,在风格上要求质朴凝重、典雅温润而富有文采。如《泷冈阡表》整篇文章写来详略得当,次序井然,不枝不蔓,融为一体,颇能显示作者谋篇布局、剪裁缝纫的老到功夫。
最后,材料真实有据。写得好的碑志文,实际上就是一篇佳妙的人物传记。刘勰在《诔碑》篇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意思是说,写作碑文,要有史家的才能。前面的叙事就是传,后面的韵文就是铭,标举死者的德业,一定要使人看到死者优良作风的风采,彰扬死者弘大美好的功业,一定要使人看到死者高大的形象。然碑文与传记有共同的特点和要求,碑文就必须做到真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但由于作者出于金钱、权势、人事关系诸种原因,往往有溢美不实之辞。汉代碑文大家蔡邕就曾说过他自己为人作碑文,“未尝不有惭容,唯有郭有道碑颂无愧耳”。韩愈也是写碑文最多的大家,当时也有人批评他写的部分碑文存在“谀墓”现象。这些大家名流尚且如此,其他就可以想见了。从这些自我批评和批评当中,也可看出真实对写碑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2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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