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晚清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近代著名的报刊宣传活动家,在中国历史及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对当时报界及后世影响巨大,特别是他的报章文体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在当时具有异乎寻常的反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为其赢得了“言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这种报章文体对中国报业在文体的选择和走向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贡献巨大。正如郑振铎所评价的:“许多学者,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也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
报章文体的演进与形成
其实,报章文体并非梁启超所独创,这是一种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报刊文体,这种新文体的形成有着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大概要算中国古代文人们写的***论文章了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议***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中国文人更甚。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弘大气象。于是,以“言论报国”便成了一些文人实现***治抱负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中国的***论文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等就是古代***论文中的名篇。后来报刊上的***论与这种传统的***论文相比,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别,可以说是由其脱胎而来的。
当然,报刊***论文体从中国传统的***论文发展成为另一种***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刊有言论稿,但均为阐发教义之作,未见有对***治时事的评说。”之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辟有言论专栏,***治时事性很强,可说是最早重视***论的外人办的中文报刊。但作者多为外国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文章词义不甚可晓,也并未引起读者的重视。此后很长时期所出版的中文报刊(包括由中国人所主编的报刊),均不设言论栏,***论也较少见。直到1872年《申报》创刊后,才把言论列为必备的内容,开报纸重视言论之风。此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均仿效,一时蔚为风气”。这些外报对推动这种***论文体的成长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些报纸曾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评论时***、鼓吹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若干颇具见解的佳作。这些文章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不拘一格,为适应不同读者的文化水平,文字较浅显通达。少见雕琢。***论文体的若干特色在这里已初见端倪。中国报刊上的最初的***论文体就是在这些报纸上产生的。”
遗憾的是,报刊***论文体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它们所刊的论说大多为应景之作和一些无关宏旨、格调平庸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有所突破,但这些旧传统对它的束缚仍然存在”,在盈利的目标驱使下,报刊***论文体的发展不会太顺利。而真正推动报刊***论文体向前发展的是国人自办的报刊,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王韬的《循环日报》,王韬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刊***论家。他不仅在实践中为报刊***论文体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同时也对这种文体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他在报刊***论文体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可是,由于受所处时代及真正的***论文体起步较晚等原因的局限,王韬的***论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被束缚的痕迹。真正对报刊***论在理论及实践上有全面发展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时务体”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虽很年轻,却早已是“康、梁”并称、名闻全国了,尤其是他的那些以骈散合一、笔端带有丰富感情的文字写成的***论文体――“时务体”,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就有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篇文章,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令读者耳目一新。前者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做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地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开篇的这些“通塞”之论,实在是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同时,也是他“时务体”的典范之作。而另一名篇《变法通议》,则更是将他的“时务体”展现得淋漓尽致。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乌,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文中所展示的“变”、地球之形成及人类万物之进化,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此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梁启超的文字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给国人以极大的震动。《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销量已突破一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时间,“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更有对梁启超的文章评价之高如此者,恐无人能及:
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如此看来,报章文体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时,已是颇具规模了,成为公认的维新派诸报刊的文章魁首。之后。梁启超还经历了《清议报》的过渡,但真正代表其成熟文风的,则是《新民丛报》了。
梁启超与“新民体”
《新民丛报》的创刊,把梁启超推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无人能及的巅峰。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笔下显得从容多了,“大概是从日本人的诸多翻译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识,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
《新民丛报》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他的文字华美犀利,文风恣肆,笔锋饱含感情。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入颓废,相反以其知识的广博、新颖及笔力的雄健和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妙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他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难怪黄遵宪在《致饮冰室主人书》中赞叹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还认为,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至少。从形式到议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也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种文体。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风格的完全确立。梁启超对此的认识是,著书立说需要“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文体,因为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梁启超坚持并强调文章“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样以觉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在当时的确让梁启超成为时代的骄子,文坛执牛耳者,而由他发展并成型的报章文体也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甚至后世的报界及文坛。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