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货币与外贸凭证
1567年，明穆宗朱载隆庆元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道光年间，中国国库银先是因国际金融投机、继之以战败赔款出现大规模外流之际， 《海国***志》的作者魏源在《***储篇》中就曾这样提醒国人说： “今人只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也”；魏源明确地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追溯到明隆庆、万历年问的田赋纳银***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国之白银，“自产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银子，七成左右是依赖进口的。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
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区分何谓“货币”，何谓“外贸凭证”。所谓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贸凭证并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作保证。
放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所做的糊涂事。对明朝而言，这当然就是指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如下结果：
第一，由于国家丧失了发行信用的能力，从此明以降的中国，就无法以国家信贷的方式，直接补贴基层民生、支持基层和地方经济发展。这又进而使得基层民生和生产活动，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地方豪绅的高利贷和宗法制度。因为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资源――白银，而国家却不能通过“发行信用”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动员社会，与之抗衡。
第二，明朝中期以来，粮、盐、棉布、海关四大税种渐次收银，而银又主要从海外贸易中得来，这是明与前代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这就是“以对外贸易换银”的发展道路使然，而导致明王朝的直接动因(农业危机和)，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同时，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基层生产活动因资金、资本匮乏而落人“高度平衡陷阱”，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产业***，说到底最终也是这一依赖白银而放弃货币，从而导致国家资本匮乏的***策所铸成。
第三，币制的混乱。仅就清代而言，铜钱之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进入民国，***阀割据，币制更可谓大坏。仅杜恂诚先生《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品质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复杂程度，实为世界货币史上最大之奇观。可见五百年中国货币***策的失败，到清后期，随着欧洲列强放弃银本位而采用金本位制，而走向财***彻底崩溃，届于民国期间更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货币，支配中国财***与经济发展，而这就是约500年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最大偏颇。
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转折时期。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
今天看来，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秉承勤劳***和市场经济道路创造国民财富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即国家放弃了通过发行信用这个利器谋发展的道路。随着1564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所谓“菲律宾”就来源于“菲利普二世”之名)并据此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白银，明王朝竟然“顺应世界大势”，以进口白银替代了国家信用货币――宝钞。
如此一来，中国的金融命运就委之于外国，中国国家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实际上，历史上的白银，即如同二战后的美元一样，不过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贵金属(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如此一来，美元也就不再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当代世界最为奇妙或荒谬之处却在于：美元反而从此由国际贸易凭证，一变而为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货币”，这也就意味着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甚至意味着美国成了世界中央***府，即意味着全世界都成了美国的纳税人。
例如，我们以宝贵资源和诚实劳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由于无法在国内消费，所以只能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客观上铸成美国得以再利用这些钱反过来继续剥削中国。且随着美国不断乱发钞，为维持我们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贬值，我们的出口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中国手里有2万多亿的美元资产，但是我们不能放开手脚大规模投资教育、投资医保、投资高科技，甚至没钱提高农民工工资，何以如此?最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美元，但却没有人民币。
今天，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经营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之际，中国***府果断地以大规模发行货币，即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同时，更以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摆脱美元霸权，这乃是从危机中觅得历史契机。 “读史方知今日事”――正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一重要战略调整，乃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实践。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货币体制的领会，产生最早、实践也最早。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第一套、但也是最后一套国家信用纸币――中统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广泛地对于现代货币制度的天才尝试。
但是，国家信用货币的发行与确立，并不能仅靠对于现代货币体制的天才敏感、超前的领悟与设计(恰如今人所谓“现代金融工具”、 “金融衍生品”之天才设计一样)。因为金融体制创新，与一套动员全社会的紧急机制(战争机制)之间，有着密切而悖论的关系。同时国家信用的发行与确立，亦要有全社会相应的财富支撑能力。但从根本上说：
国家信用之发行，根本还在国家形成有效地培养社会财富、同时向社会汲取财富、再形成集中社会财富办大事――即推动财富放大的机制。因此，所谓国家命脉在财***，财***基础在制度。而所谓制度，即一方面是国家“为民制产”、为民生财，一方面则是理顺国家税收。同时，只有以国家信用放大财富，才能刺激经济不断发展。
国家发行信用的体制与国家税收体制，此即 “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而这里的关键，尤在国家动员基层的能力。王安石有句名言： “夫合人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些话深刻地说到了中国制度的根本。
唐之“两税法”之前，中国的国家形式比较简单，相应而言，基层的事务更是非常之少，故基层事务，主要由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斯所谓“役”；但“两税”之后，国家事务日渐庞杂，基层事务更为繁琐，基层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于是渐成掌握会计、征发、诉讼之庞大的胥吏阶层。本来胥吏出自人民轮流为***府服无偿劳役的“役法”，可是，当胥吏变成了职业化的专门工作人员之后，***府却依然根据“役法”，不发给其俸给。如此一来，胥吏只能通过向百姓收取手续费、好处费来谋生。宋明清以来，胥吏队伍日益庞大，基层县衙中是二三百人，多者高达千人。如同明代皇帝将一切公务文牍委之于内阁学士一样，各级官员则将一切文件、税收委之于胥吏。这种上行下效的“无为主义”，于是造成胥吏将公文、公事当作私人所有物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世界***治史上最具中国特色之“国家行***大包干”――即国家基层行***由胥吏承包。
从此以来500年，中国国家只有选官机制，而无任吏机制，胥吏遂成为一师徒父子相授的世袭职位。明代胥吏地位，甚至可以出租买卖，于是富商热衷于担任“乡官”，便成为明代一大特色。除了商人之外，无缘入仕的举人、监生、贡生，更纷纷加入了吏的队伍。到了明朝后期，胥吏已经发展到“虽未掌握武装，亦已掌握粮仓”的局面。恰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描述：天下饥荒而放手聚敛者，其实就是这个掌握着粮仓的阶级，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基层吏治”从此根深蒂固。
自宋代陆象山、叶适(水心)提出“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核心论断以来，从黄宗羲、顾炎武到梁启超等大家论中国***治，都以此为立论根本，此绝非偶然，它都说明了“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的道理。而帝国为了治官和治吏，自然也设计出各种巧夺天工、别出心裁的方案。例如：明代正是因为对“以官治官”的“监察”机制绝望，方才发明了太监这种监察官的机制。同样的，明清两朝亦发明了以“幕僚”这种官员的私人亲信，来监察吏的机制，甚至于将胥吏分成两班，以利于互相监督揭发(所谓“上班”、 “下班”之说，即来源于此)。但其结果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反而使得吏之上有幕僚，官之上有太监，幕僚与吏互相勾结，官与太监相与沆瀣。可见，倘若国家采“无为主义”，将行***――特别是基层行***、司法、财务、赋税全部承包给吏去处理，而又不肯发俸于吏，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等于国家“放百万虎狼于民间”，胥吏最终沦为背靠官府的黑社会势力，这就是500年中国体制之大弊端。
历史上被广为探究的熙宁变法，其核心其实是以货币改革为手段，而以吏治改革为目的。王安石自称“理财”之官，实则是长于“理***”，因为王荆公明白：两税法后，国家放弃分配土地，即等于放弃了最核心的经济职能，或者意味着国家官僚在个体小农眼里只干两件事：一日收税，二日征发。既然国家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服务，反倒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些保护、救济、种子农具之类，长此以往，臣民自然只知有“豪族”不知有“国家”，***权根基自然因之松动、流失。 王安石更认识到：放弃分配土地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等收税，而是意味着国家必须开拓新的思路、为基层提供新的服务，否则就要为民众所抛弃，继而为基层民众依赖的地方豪强所挟持。
而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就是提供以“青苗钱”为核心的国家信贷服务。豪强之所以能在没有公权力的前提下控制地方，令小民百姓趋之若鹜，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稀缺的经济资源，若有急难，不靠他们自然不行。故而根治豪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中垄断的资源不再稀缺。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国家以财***实力为后盾，与地方高利贷者竞争基层信贷市场，即通过向乡村大量注资，压低利率，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被兼并。因为在国家无法再分配土地的现实中，保护农民现有土地就是国家可能提供的最宝贵的服务，也是国家建立基层信誉的最有效途径。
实际上，今天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大幅扩大小额低息信贷，挤压农村地区的高利贷市场，遵循的也是相似的思路。荆公目光之锐利，由此可见一斑。而王安石能坚持推行保甲法而不担心基层离心力失控，底气就来自于他对青苗法的信心：农民离不开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低息贷款服务，因为如果没有国家财***资金的介入，涌入基层和农村的资金永远是用于兼并的多、用于生产信贷的少，普通农户就永远无法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地方豪强把持的高利贷市场，就会一直对农民的土地构成威胁。
惜乎阴差阳错，王荆公终于没能实现他的***治理想，其中关键，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免役钱”，即让民间交钱“助役”，这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出钱养胥吏。其结果反而是使胥吏暗自中饱私囊，变成了公开的掠夺。如此终于使改革失去民心。而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才能理解隆庆、万历时代高拱、张居正两位大明栋梁的作为：二人接手者，为嘉靖严嵩留下的烂摊子，要填补国库亏空，自然就得先把钱拿到手里再说。倘不想直接去搜刮百姓，或得罪胥吏，造成基层行***瘫痪，除了进口点银子来花，还能怎么办呢?不过，一旦确立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一切改革措施的初衷和根本指向――树立国家货币的信誉，也就被彻底放弃了――而中国之命运，自此舍一场根本性的大***则无以改变了。
宫崎市定有言：中国式的贵族特权制，自古便不来自天子赐土，而是来自“郡望”――即地方望族之相续。近世以来，随着国家事务繁杂而庞大的吏的阶层，更与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豪商阶层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地方郡望阶级――这乃是中国式封建主义的根本。鸦片战争以来，如果没有他们的服务和协助，帝国主义的势力其实是无法如此深入到中国内部的。而民国以来，一切***阀的根子，其实也就在地方的土豪劣绅，这正是在《国民***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的洞见。何谓中国之***?它仅仅是在英美等世界“领袖”扶持下实现的形式上的***，还是要从中国社会最基层出发去斩断“三座大山”的根本?而这又是1940年代与之间，围绕着“两个中国的命运”所进行激辩的核心所在。
亨廷顿有一名言：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权的形式，而在于***权的能力。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untrie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而国家能力之核心，就在基层动员能力。关于明清衰亡，议论很多，但近代以来，能看到中国封建主义根源就在土豪劣绅、黑社会把持地方，从而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用与能力这一点的，只有、***而已。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国家衰弱就是不能遏制的，而从晚清立宪派到人恰恰就是没有认识到：对于明清帝国来说，***权的形式是满是汉，是君主是议会，是专制是立宪，这其实都难以解决基层的无组织问题，亦无以突破“吏不良，有法莫守”的五百年难局，自然更无法扭转在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对抗中任人宰割的颓势。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货币，――归根到底，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因此，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而这就是中国***的成果，这就是五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
“反对自由主义”
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推求而至于基础，又在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这个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足为彪炳千古、百代传诵的***治名篇，就在于荆公从科举制度的弊端出发，深刻地论及了“士”这个阶层的败坏，而这种败坏进一步使得依赖于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行***机制之，成为不可避免；而士之不关心天下国家之事，而沉湎于记诵课试文章，恰恰又是中国科举制度、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痼疾使然。
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司法财***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 “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王安石其实是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何以不能“理性化”的问题，而所谓制度的“不能理性化”，就突出地表现在学术、学者其实并没有服务的真正对象，***治从业者也根本没有服务的技能，如此一来，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只能为自己这个特殊阶层服务、为自身谋利益，由于没有真正的执***技能，故而他们只能以课试和记诵的方式，通过标榜“祖宗之法”和“万世法”而自况。
而当王安石变法之后约400年，康有为在《统筹全局疏》中再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处列国竞争之世”，却标榜“行一统垂裳之法”时，则这样一语中的指出了所谓“万世法”的实质：
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以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
与马基雅维利、马科斯・韦伯、安东尼・葛兰西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相应的，他们当然也没有服务干上述四种力量的任何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内部更将埋葬着涣散瓦解的永恒种子。
而悖论的是：在中国***治史上，缺乏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的士大夫阶级，却往往又总是以“操守”、 “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这更不可避免地在官僚阶层和国家内部中造成“朋***”和***争。而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缺乏职业操守而导致国家能力下降，对于没有职业操守者偏偏以“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而进行的***争，对于这种争斗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衰败，历代***治家中，又以爱新觉罗・雍正(雍正帝)的《御制朋***论》所见为深，例如其中这样说到“公”与“私”的问题：
“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资助，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而出身事主，其身尚不能为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藉口于朋，以怙其***乎?”
他又尖锐批评欧阳修说：
“宋欧阳修朋***论，创为异说日：君子以同道为朋，夫惘上行私，安得为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借同道之名，以济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者，反为小人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为对于今天而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和建国运动，同样需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治家和有机知识分子，即它同样要求这样的***治家具备职业的操守、职业的道德和职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说：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或许可以“自由主义”为规则，但对于一个执******而言，“自由主义”却从来就不是一种***治道德。“自由主义”亦从来不是一种***治学说，它仅仅是“伪装成***治的经济学说”――它仅仅是“工团主义”的思想而已，因此，任何一个执******都不可能以“自由主义”作为***治道德和组织原则，对于***治和******而言，它实际上就是腐败和自我瓦解的温床。
而更指出：所谓的“自由主义”还不仅仅是一种“伪装成***治的经济学说”即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治伦理，而且，它也是士大夫阶级伦理对于现代***治伦理的瓦解和侵蚀。在1937年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列举了种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如“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报复”，如“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些其实正是历代***治家所指出的中国***治的痼疾，而则深刻地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恰恰就是导致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直至“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彻底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治伦理，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治家队伍，即需要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治队伍。而要重塑一支这样的***治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作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精英队伍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作为“班长”的张思德、作为“螺丝钉”的***、作为“大夫”的白求恩――以及作为“县令”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五百年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治的伦理，则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