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上个世纪的1949年的一天，山东省茌平县小崔庄穷乡僻壤的几间破旧的房子，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蜷缩在门洞里，痛苦不堪地着。她睁开憔悴的眼睛注视着面前怔怔伫立的小男孩，流溢出对生命望穿秋水一般的渴望、对亲人的撕肝破胆的眷恋。一种母性的无限慈爱、圣洁的光芒，祥和地照耀在灰蒙蒙的院落里，似乎在一点一点的把凄惨和悲哀的意象揉碎……
“宝成，快叫妈妈！”
“妈妈”
“哎”
“妈妈”
“哎”
小男孩的呼唤声音愈来愈高，妇人回应的声音却愈来愈微弱……
这个被弥留之际的母亲唤作“宝成”的少年就是崔以泰。时年14岁的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无医无药的恶劣处境下被病魔夺去生命，那一幕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他心灵永远的伤痛。
有这样一个英文单词叫“HOSPICE”，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翻译成中文就是“朝圣者中途休息，重新补充体力的驿站。”1967年，英国伦敦的桑德斯博士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专门帮助那些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病人减轻病痛，排解病人和亲属精神上的恐惧及忧虑，她把这个机构命名为“HOSPICE”，并赋予了这一机构崭新的服务理念，意为“临终关怀”。
1994年被我国卫生部文件，正式确认“临终关怀科”为一级科室。
1988年7月15日，临终关怀机构在中国出现了，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组织者和倡导者就是被称作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的崔以泰教授。
“当我和黄天士相见后，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对于在中国成立临终关怀机构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
1988年5月18日，时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的崔以泰接待了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校长的黄天士。就是这次例行公事的外事接待，不仅给崔以泰一个很好的启示，而且给中国临床医学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临终关怀学”。崔以泰在和黄博士友好交谈中得知他从美国来到家乡――江西时，老家的亲友问他道：“黄博士，你现在在国外从事什么专业呀？”黄天中回答道：“临终关怀。”他话刚说完就引起亲友们的哄堂大笑。“国内的人在那个时候，对临终关怀的理念还持有保守观念，只要一提到死亡就如同踏入似的，对死亡这两个字眼很避讳，甚至于当有人提到这两个字时，老一辈人还要用手去敲那扇门，同时还从嘴里发出“呸呸呸呸”的声响。”当黄天中给崔以泰讲起这段往事时还感觉哭笑不得。崔以泰告诉黄天中说：“其实我早就想搞临终关怀了。”两个人愈谈愈投机。两个人相见就如同知音一般，以至于崔以泰感慨不已地说：“当我和黄天士相见后，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对于在中国成立临终关怀机构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
于是，崔以泰给天津医学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机构建设问题的申请》，获得校领导机构的批准。在崔以泰的积极努力下，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于1988年7月15日宣告成立了。中心成立伊始，远在美国的黄天士给予10万元人民币资助崔以泰从事临终关怀事业。不久，他又捐献4万元人民币，资助他和崔以泰共同主编的《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出版。
“临终关怀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作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的崔以泰无疑是这一新兴学科的开拓者、铺路人。他在《三间诗钞》诗集里有一首题为《铺路石子颂》的诗表述着这样的一种甘当铺路石子的自谦情怀：“质硬来自万重山，斧凿之下经锤炼。身碎犹存石本色，铮铮铁骨挫利剑。千钧压力不低头，粘固团结坚如磐。取之与民求最小，献之与民愿领先。莫言微小道平凡，千***万马能承担……”
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刚刚成立时，崔以泰便思索着人们对死亡态度的问题。他认为搞清楚人们对死亡态度对于中国新兴的学科――临终关怀事业来说意义很大，按照他和黄天士合著的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的《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对于因疾病处于垂危状态的患者来讲，对死亡的认识关系到他能否接受死亡、面对人生，使生命成为更有意义存在的问题；对于临床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来讲，了解患者对死亡的认识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死亡的阴影对其活力的限制，创造充分发挥他们生命的可能性。”就这样他组织12名医学院的教师和干部为调查小组，投入到调查之中。调查小组先后在天津、上海、河北省唐山市以及河北献县一个信奉和传播天主教的华北集中地――张庄村展开问卷调查，并对完成调查的人们给予奖励。问卷中有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亲近的某个人死亡后会很容易的适应；我曾经躲避一个快要死去的朋友；如果我知道一个朋友快要死了，我会愿意告诉他（她）；我视死亡为尘世苦难的解脱；频临死亡可能是个有趣的经验；濒死的过程中的疼痛我会害怕……问卷调查的内容很特别，为此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人们对死亡态度的问题的问卷调查用了3年时间，收到有效问卷4370个。在调查中，崔以泰发现多数的人们对死亡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较轻，对危重病人亦非强求全部都给予继续的无效的***。
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乔治・莱尔教授说：“崔教授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的人！”
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倒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没有病房，摆在崔以泰面前的这一难题着实让他很为难。天津的所有医院都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不愿意搞临终关怀临床病房，即便是规模相当大的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以病房不足，婉言谢绝建立临终关怀临床病房。崔教授虽然心里很恼火，但是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人家不搞，我也不能实行强制办法呀！”
他分析了这些医院坚持不搞临终关怀临床病房的原因：按说从我们医院来说，它有这样一种渊源，卫生行***管理机构衡量一家医院的医疗水平，有8项指标，其中有一项就是治愈率。临终病人住院接受***，他们不会得到治愈成功，为此把这样的病人加进来就等于降低了医院的治愈率；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病床周转率的问题。病床周转率高，说明是医院的***水平高，反之则说明医院***水平滞后。比如说有的临终病人虽然是在短时间内由于生命衰竭去世在医院，但是有的临终病人可能拖到一两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由于占用着病床影响医院的病床周转，医院怎么能去接受这样的病人呀。为此这些医院对于临终病人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拒之门外，另一个是到了临终病人最后要去世的一两天里就将其转到急症室。在急症室去世的病人不在医院的死亡率的数字统计之列。
崔以泰在那段时间为没有解决好临终关怀临床病房，也为这一新兴的学科没有得到更多的人去理解和支持而感到异常的焦虑。东方不亮，西方亮。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在四处碰壁后，决定在医院外建立一座临终关怀临床医院。199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崔以泰和一名工作人员来到地处天津黑牛城道的一座小楼，找到这座小楼的主人，经过详细了解，得知这座小楼面积达2000平米后，提出要把这座楼房整租下来。那时他不敢对房主说是搞临终关怀临床医院，担心提起临终关怀房主就拒绝租赁。于是他就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第二附属医院分院。”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交涉，双方签署了每年20万元的楼房租赁合同。1990年10月15日，崔教授在那里建立起第一个临终关怀临床病房，拥有12个医护人员、28张病床。每年昂贵的房租如何筹集呀?崔以泰采取以内科、妇产科、外科等科室来养临终关怀事业。
临终关怀临床病房迎来的第一个病人让崔以泰记忆犹新。这个病人还是他们和天津市第二医院联系的。那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天津市第二医院一看病人生命垂危不予收治，就把病人转到崔以泰的临终关怀临床病房。病人来的时候，是躺在救护车到达目的地后再用担架抬到病房的。病人入住后，得到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崔教授还带领医护人员到病房给病人送花，问寒问暖，让病人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乔治・莱尔教授来到中国天津从事医学学术交流的时候，还专门拜访了崔以泰教授，并且参观了崔教授倡导和组织的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临床机构。他对于这个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在1988年拜访他的时候，发现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临终关怀临床机构，在这之后他又在天津医学院下属的第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实施临终关怀，所以在我看来，崔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的人！”
2002年至2003年年初期间，北京电视台编导寒冰在拍摄以崔以泰教授为主人公的电视专题片《邮票上的医学故事》20集，即将封镜时，对乔治・莱尔教授称崔教授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这一桂冠感觉“证据不足，难于立题”。寒冰问起崔教授说：“崔教授，当初乔治・莱尔来天津称你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的时候，他给你签名并题写这一称号了没有？”崔教授说：“没有。”“那你当时听他说这话时，录音了没有？”寒冰追问他道。“这也没有。”崔教授回答道。最后寒冰说：“立题根据不足，我要去美国采访乔治・莱尔！”寒冰在2月10日飞到美国旧金山，当时崔教授因来美国探亲正住在女儿崔虹的家里。乔治・莱尔教授以及崔教授的助手――美国爱荷华州卫生官员朱学富到机场去迎接崔教授和寒冰的到来。当崔向寒冰提议就在机场采访乔治・莱尔教授时，寒冰以机场太嘈杂为由择日选取幽静的地方再采访。乔治・莱尔教授驾车回家了，而崔教授带着寒冰回到了朱学富的住所。翌日，崔教授要领着寒冰去见乔治・莱尔，乔治・莱尔在电话中说：我这里下大雪啦，出不了门呀。寒冰的预定的返程飞机票起飞的日子在即，一旦采访完就飞回北京。又过了两天，崔教授再一次地电话联系乔治・莱尔，让他极为沮丧的是乔治・莱尔在电话的那一端说，依然是大雪天气，不过有大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公路上的积雪。崔教授乘坐一辆车载着寒冰等人开往乔治・莱尔的所在的城市。尽管乔治・莱尔在电话里告诫道：路远、大雪天气、危险，但是他们还是置若罔闻。当他们的小车行驶在公路上时，崔教授透过车窗胆战心惊的目睹到一路上有数辆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而翻滚到路基下的情景，这才心有余悸地回味到乔治・莱尔在电话中的告诫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小车载着崔教授一行人晚上22时艰难地行驶到德梅茵市的一家宾馆。次日上午，大雪封死的路才被清通，中午12时前，才终于有幸在德瑞克大学与乔治・莱尔教授会面。经采访乔治・莱尔教授，寒冰这才搞清楚当初乔治・莱尔称崔以泰为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临终关怀临床机构成立伊始，崔以泰主持召开了全国五届和海峡两岸三届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为大会***。1992年以他为大会***的“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临终关怀这一新兴学科对彰显生命真义、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播撒人间大爱的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到会，他对于崔以泰倡导和组织的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崔以泰教授倡导和组织的临终关怀临床机构将载入中国卫生史册。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临终关怀事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首开全国之先河，做了开创性的一项工作。我要把临终关怀列入全国卫生工作的规划……”
实施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
1998年，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决定在中国内地建立起30所宁养医院，以便无偿地资助贫病交加的人们度过难关，彰显着李嘉诚的大爱无疆的情怀。当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刘兵院长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人撰写可行性方案，并决定聘请崔以泰教授为宁养院院长。刘院长这一申请获得了李嘉诚先生的批准。在出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宁养医院院长时，崔以泰已于1997年从天津医科大学***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如今再从事医院日常管理工作，对于他来说无疑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李嘉诚基金会开始对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宁养医院每年无偿赞助100万元，如今追加到每年斥资130万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宁养院始建于2001年6月，拥有专兼职工作人员12名，9年来为4000多名晚期癌症患者在他们生命临终阶段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抚慰。真正践行着李嘉诚先生的愿望：“以爱心和奉献燃亮黑暗，为饱受病魔折磨的贫病交加的人们带来平静与安适。”
2008年11月，正是秋风瑟瑟的深秋，天津的一位名叫焦伟的年轻人因患鼻咽癌失去了工作。假如他没得这不治之症，拥有本科学历、有一份工作、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命运却作弄了他。他的父母皆是残疾人，家境贫穷。当崔以泰和工作人员得知他的不幸遭遇后，便来到天津城郊结合部几间破旧不堪的平房找到了患者。崔以泰当即决定收治焦伟，让其到宁养院。焦伟来到院里后，医生们为他制订了一整套临床***方案；护理人员也相应的制订了护理计划。医护人员的努力，就是希望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能够提高他的生命质量，让他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印度诗人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而崔以泰则极为精辟地诠释临终关怀的要义：“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
焦伟在宁养院时，给崔以泰提出自己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一双残疾的父母能够住上宽敞舒适的住房。崔教授安排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多方呼吁，希望***府及社会各界关心弱势群体。焦伟的父母终于住上了宽敞舒适的住房，然而焦伟却无缘居住，带着宁养院给他的大爱离开了他所眷恋的尘世。
崔以泰教授曾任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十届***协委员。还担任中国性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全国性教育专业委员会及全国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性科学协会及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他还是***颁发的***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入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人才库的“全国著名学者”。其事迹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人物”栏目播出，鉴于崔以泰教授在卫生行***管理及在医学上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先后载入1996年《人物年鉴》，并成为封面人物、载入美国和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聘为美国世界名人录研究学会终身副理事长，并被授予“20世纪500名有影响人物成就奖”、“世界终身成就金像奖”、“英国剑桥20世纪成就奖”；还被美国雪兰多大学授予“杰出领导奖”、被美国麻省州立费彻伯格大学授予“名誉科学博士”称号。
我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这样的一种幻象：在蓝天白云下，阳光格外的明媚，照耀在一座花园里，花园里有盛开的花朵、能倾听到拔节声的青草，几只梅花鹿在绿茵坪上轻轻的踱步，鸟儿在天地间自由自在的飞翔。我不知道我描述的这一美轮美奂的景象是否能够诠释崔以泰教授所钟情的临终关怀事业，思虑好久我感觉我还是不能够。老子在《道德经》说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许能够给崔教授的临终关怀事业做一个很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