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1.1海域总体污染加剧历史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各主要港湾水质指标基本上都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进入90年代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出现超标现象。近年来随着福建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临海工业的发展,陆域直接或间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物不断增加,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事故泄漏以及高密度水产养殖和过度投放饵料等都对海域生态环境增加压力,导致局部海域污染加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积呈扩大趋势,福建沿海氮、磷和石油类超标严重,有的海域甚至出现溶解氧偏低、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水域底质硫化物、铜、铅含量超标;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超标比较普遍。
1.2局部海域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径流量的减少,对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局部围填海等海岸工程开发建设,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小,一些关键的生态通道受到破坏,局部海域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3结论
近年来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污染较严重,水质的主要超标因子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主要为河流径流输入、城市地表径流、生活排污以及海水养殖污染等造成的;石油类超标可能船舶修造业、港口和渔业船舶排污有关。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海水中的铅和镉的含量虽然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但有上升的趋势。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少数海湾存在石油类及重金属污染。随着滨海居住、旅游、港口、临港工业以及海水养殖的发展,大量的围填海以及排污活动,给福建近岸海域的生物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压力,生态保护与海洋环境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滨海油田区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驱原油的开采方式。在锅炉加热和采油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然而针对油田伴生气体处理的工艺设备配备不完善,技术工艺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排出气体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气体中,总烃含量最大,大约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这类物质易与油田的另一类特征污染物NOx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光化学烟雾,而光化学烟雾也是近年来雾霾的来源之一。据统计,胜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6倍,辽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标准值的2.8倍。
3.2油田开发对地表植被的影响
在油田开发过程中,从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场采油,到后期的铺设管道以及储运集输,油田井场及周边的植被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长期高强度、无节制和大面积的石油开采造成了土地盐碱化沙化、草场退化、湿地退化以及水质污染等众多生态问题。胜利油田附近的草场面积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开发区域,被石油破坏的植被达到了7万多亩。植被大大减少的同时又伴随着植物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减少,由于食物链底端的生产者减少,导致生态系统的总生物量减少,进而造成环境功能的衰退。而环渤海油田区处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生态系统结构不稳定,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自我修复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3.3油田开发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污染物的主要归宿地。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不断累积。落地原油、泥浆和油砂等进入土壤后,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区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据调查,胜利油田年均产生油泥在1×105吨以上,有些区块土壤中石油含量达到了105.7g/kg,是临界值(0.2g/kg)的528倍,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辽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状况。
3.4油田开发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井场作业、井管破裂和输油管线穿孔均会造成原油泄漏进入水体。目前,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大部分已进入开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综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类物质及采油过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剂、破***剂等高分子采油助剂,其有机成分包括烷烃、芳烃、酚、酮、酯、酸、卤代烃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废水目前主要通过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油田开采对自然水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类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碍水气交换,破坏了水体的溶氧过程,进而影响水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经长期累积和渗漏将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质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会通过土壤或注水井漏层(或套管破裂)渗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层位浅,使注入水进入地下水,将使地下水利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现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气体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气体污染物在油井井场、原油接转站、联合站、注水站和油田开发辅助工程及运输过程中均有产生[14]。这类气体污染物的控制几乎涉及到油田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多为老油田,设备较为陈旧,许多需密闭的流程仍为开放式生产,轻质烃挥发严重。例如,联合站接收来自前线集输站来油后,须经脱水、净化和加温处理,这个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轻质油气,如不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这类气体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环境中。此外,在原油炼制环节,每年会产生数千吨的火炬气,主要成分为C2H6、C2H4和H2S等,这类气体热值较低,回收利用率仅有10%左右,炼厂一般是将其排放至火炬燃烧[25]。这种处置方式仍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是近年来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技术类型上可以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技术。常用的物理、化学技术包括浓缩干化法、固液分离法、萃取分离法、电动力学修复法、热处理和热解吸技术以及化学破***回收法等。物理、化学技术对治理高浓度的石油污染技术优势明显,但若用于中低浓度石油污染土壤则成本太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生物修复的成本低、无二次污染,在处理低浓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显优势,不足之处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较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土壤修复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较为分散、浓度不均,通过挖掘、运输对污染物集中处置成本过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处置的方式。原位处理的首选技术是生物修复技术,而环渤海地区的油田土壤多为盐碱化土壤,盐碱对生物技术的使用效果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压碱、土质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盐碱带来的影响。当前,这类技术仍以研究为主,国家尚未出台油田污染土壤强制修复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数滨海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多采用水驱来实现大规模生产,油田化学品的应用非常广泛。采出油综合含水率不断提高,污水产出量不断增加,已超过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区块地层渗透率低,对注水水质要求很严,处理后的采油废水达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鲜水;还有的地区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处理后很难达到锅炉水质标准。所以,相当一部分采油废水必须要排放到环境中,而且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油田企业的污水处理压力巨大。国内油田对含油污水处理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气浮和过滤等常规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满足注水指标的条件。外排水还需经过深度处理才能排放,大多数油田外排废水采用生化处理为主。这类技术可分为两类,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与利用厌氧微生物作用的厌氧法。但由于重组分的难降解性,更应该采用组合工艺。
4.4固体废弃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来源包括接转站、联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处理设施、轻烃加工厂和天然气净化装置等清除出来的油砂、油泥,钻井、作业、管线穿孔而产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据油泥来源对其进行不同处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进入物化处理装置回收原油,处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产;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进入热电厂焚烧发电;对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场堆放。以胜利油田为例,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油泥砂数量大约11万吨,而目前通过各种方式处理的油泥砂的量仅占50%左右。
5我国滨海油田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5.1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原油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和炼油等作业过程不可避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从源头抓起,能够减轻末端治理的压力、。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预防,通过不断地改善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油田企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转变观念,致力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洁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油田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
5.2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石油开采、加工技术和生产模式,尚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现阶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场作业区的污染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末端治理措施,从***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违法成本,加大对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的处罚;对污染物处理实行***府计量补贴措施,提高油田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和分类集中处理模式,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5.3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如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孤东油田,是在潮上带湿地上围海建坝开辟出的68km2采油区,在开发初期打井、修路,动用了1.2×104m3土方,但开发后未进行绿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产进入稳产阶段后,通过种植紫穗槐、柽柳等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人工绿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复,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0%~50%,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因此应当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复和绿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间内种植草坪和树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还可保护土壤结构。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有助于缓解油田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损害,强化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划定生态红线,制定生态脆弱区保护规范
2014年,环保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规定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脆弱区的保护工作被纳入其中,环渤海地区的山东、辽宁、天津以及河北等地区陆续开展了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以山东为例,此次划定的红线区范围覆盖全部渤海海域,红线区共计73个(禁止开发区23个,限制开发区50个),红线区总面积达6534.42km2。在实际工作中,采油区的拓展极有可能涉及到红线区内的限制开发区,因此,油田应该尽早建立生态脆弱区域保护措施,在开采过程中尽可能减小对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扰动;同时,如果出现突发事故,应建立更为严格的修复措施,消除污染物,使被破坏区域尽快恢复原有生态功能。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是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的本土翻译理论。它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进行综观和描述”,是一种生态范式的译学研究。该理论视阈下的翻译是一种“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译者进行翻译时,需要从“三维”(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着手,使译文能够达到最佳整合适应选择度。
翻译生态学最初是爱尔兰著名翻译理论家Mi-chaelCronin在《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指出,全球一体化引发了语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一些语言前所未有的消亡速度。因此,翻译应该维护语言多样化,传递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Cro-nin虽然提出了翻译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并没有做系统性探索。许建忠受此启发,建立起一套具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特定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翻译生态学》这部专著。和生态翻译学以适应选择论为原理不同的是,翻译生态学依据的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和机制,以此来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及其成因。该理论主要涉及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翻译生态结构(包括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翻译生态的层次分析、翻译水平结构、翻译生态的分布模式,同时还探讨了“限制因子定律”、“最适度原则”、“局部生态效应”、“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翻译生态的边缘效应”等一系列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翻译生态的基本规律,如平衡与失调、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迁移和潜移规律、富集与降衰规律等。
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同为生态学和翻译学交叉的产物,名称上又很接近,不免让人产生混淆之感。有学者认为:2项研究有一定的交叉性,但更多的是互补性差异,是一种“背靠背”的关系。二者交集之一就在于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概念。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生态翻译学九大研究焦点之一;而许建忠认为翻译生态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可见,2项研究都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核心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其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
2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最早是胡庚申在2001年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出的。他将其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有学者质疑,这个概念“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静态的、物化的环境概念和动态的、主体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用‘即’相连,显得不是十分合适”。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生态环境的含义进一步宽泛,成为“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而“‘翻译群落’指的就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在其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胡庚申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外延更加准确、综合地界定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加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即‘翻译群落’。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治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由各要素交织而成,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各种自然的、人文的因素的总和”。
胡庚申还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初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大到包括国家的社会***治制度、语言***策、翻译***策等在内的宏观环境,小到翻译研究本身的内部结构,如理论、应用、批评、历史等微观环境,甚至还可以更细到不同个体的翻译生态环境。许建忠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地说,可分为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前者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诸如***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哲学、道德、传统习俗等,对翻译产生渗透或交织、促进或妨碍等作用和影响。后者包括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生理包括年龄、性别等因素,心理一般包括智力、社会性、群化、德性、情绪与性格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同声传译。与胡庚申一样,许建忠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有着不同层次,他从3个角度和3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翻译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或复合的翻译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翻译现象、某个翻译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翻译系统;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翻译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因素所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在内的环境因素”。上述各种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交错,组成n维复合的生态环境,称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镶嵌性”。
2项研究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界定,有同有异。相同点其一在于,二者都强调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翻译的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中的人,也就是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外界条件”和“外部生态环境”虽然措辞不同,但异曲同工,都对应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客体因素。它可以是宏观的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地理、***治、经济、历史、艺术等无所不包,也可以是微观的内部的翻译理论、翻译原则、文本功能、翻译规约等。方梦之也曾经就翻译中的客体环境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由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共同构成,其中的翻译环境就是“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外部环境(客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以及社会***治环境等的总和”。而“翻译群落”和“内部生态环境”指的就是主体因素,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以译者为代表的诸者。对于客主体因素同时出现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中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持赞同态度,觉得并非偶然。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与进化论中的环境并不完全一致。进化论关注的是自然属性的环境,而翻译学所研究的是翻译中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其中恰恰包括作者、译者、读者这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对象。因此,主体因素存在于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必然的。相同点其二在于,2个定义也都强调了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在不同的情境下,翻译生态环境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而“任何一种翻译生态因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任何翻译主体都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超脱、不可逾越”,否则就“破坏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整体要求”。翻译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它具有多维度、多层次,是一个整体的大系统之下内嵌着子系统,继而又嵌有子子系统的复合生态环境。
区别其一在于对主体因素的界定不同。许建忠的“内部生态环境”是狭义的,仅仅局限于译者和翻译研究者。而胡庚申的“翻译群落”是广义的,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对主体因素的界定,反映出2位学者对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参与者构成了一个翻译生态场,包括“在翻译活动中有不同分工的生命体”。方梦之认为,“翻译生态场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都是完成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自然生态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同样存在着原文生产者(作者)、原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者)、译文生产者(译者、编辑、出版商、营销商等)、译文消费者和分解者(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等。因此,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应该有广义的理解,不应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当然,译者是诸者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许建忠还将内部生态环境细化到了生理和心理环境2个层面,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主体因素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区别其二在于,胡庚申侧重从微观的角度,细致地列举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并将之置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与翻译的操作层面直接关联。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2个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前一个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所存在的源语环境,实施对译者的选择。后一个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里的译者是接受了前一个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特定的译者,从而可以代表后一个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而许建忠侧重宏观层面,从总体生态概念出发,指向翻译活动涉及的外部和内部诸多因素,帮助人们认识和认清文化环境与翻译、科学技术与翻译、民族性与翻译、伦理道德与翻译、哲学思维与翻译、民主法治与翻译等方面的生态、生理和心理环境,理解翻译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相互联系。
3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解读
翻译生态环境主要由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组成,并且其构成具有多样性,甚至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在某个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笔者认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以下要素:一是客体因素,包括景点原名(原文)、景点名称的功能(文本功能)、译名原则(翻译原则)、文化因素(规范环境)等;二是主体因素,包括译者、景点命名者(作者)、游客(读者)、景点译名审核单位(审稿人)、景区标牌制作单位(出版商)等。这2个子环境看似相互***,实则相互关联,共同对翻译产生影响。胡庚申认为,“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全部和所有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不同的翻译境遇下,各个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译者只能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最突出因素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其它因素的方式完成翻译。现从7个最突出因素出发,解读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的翻译生态环境。
3.1客体因素
3.1.1景点原名景点原名,也就是原文本,在生态翻译学中被认为是选择译者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典型要件,笔者曾实地调查过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9座苏州园林,共采集了133个景点原名。字数从最短2个字(如:留园),到最长8个字(如:半潭秋水一房山亭)。其中,3个字名84个,占63%;4个字名20个,占15%;5个字名15个,占11%;2个字名12个,占9%,其它占2%。旅游景点名称一般可分为冠名、专名、属性名和通名等,园林景点也不例外。从语法结构上分析,一般可表示为偏正词组形式,专名、属性名在前,通名在后;专名以双声或多声词居多,通名则一般多为单声词。在收集到的133个景点名称中,其结构包括以下3种:专名+通名,如:涵青(专名)亭(通名)。这类景点名称占绝大多数,共113个,比例高达85%;专名,如:翠玲珑,共9个,占7%;专名+属性名+通名,如:东莱(专名)+草(属性名)+堂(通名),共11个,占8%。
3.1.2景点名称的功能景点名称作为公共标识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具有标识功能。名称与景点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具有指称唯一性。标识功能还体现在游客之间的交流和概念指向中。其次,景点名称具有美感功能,通过音美、意美和形美吸引游客。无论是沧浪亭的叠韵声效,还是卅六鸳鸯馆象征的成双成对,都能引起游客无限遐想,继而激发游览欲望。再次,景点名称肩负着宣传功能。精心构思的景点名称本身就像一张名片,起着宣传景点的作用。苏州园林里很多景点的名称还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宣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3.1.3译名原则景点名称属于专有名词,应遵循专有名词翻译的一般原则。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专有名词,国内多位学者曾就此进行过探讨。乌永志认为文化遗产类景点名称翻译时要遵循“模糊对等翻译、直译和意译、专名音译、增译、减译和顺译”这六大原则。桑龙扬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规范性原则、译名统一的原则、‘名’副其实的原则”。朱小美等也提出过“通名准确,专名达意”的原则。据上文调查可知,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多数由专名+通名组成。通名的含义相对具体和确定,数量也有限,翻译时应遵循准确、统一的原则;而专名往往是高度概括的文学性文字,浓缩了景物的个性特征、主旨情趣、美学意蕴和周围的环境气氛,翻译时应在准确的基础上,兼顾美感功能。
3.1.4文化因素许建忠认为,“文化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中国古典诗文。狮子林里的见山楼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意境。留听阁用李商隐“留得孤荷听雨声”诗意造景。退思园的闹红一舸,取得是姜白石《念奴娇•闹红一舸》上阕的意象。除此之外,苏州园林的景点名称还体现了中国神话、历史典故、宗教、人伦等文化因素。留园的湖心小岛取名小蓬莱,是古人幻想中神仙的住所。传说梁朝道教领袖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拙***园中的听松风处就是以他的爱好置的景。道家代表庄子认为要成就真善美,必须达到虚静空明的境界,网师园的集虚斋就是富于道家思想色彩的读书养心之所。耦园取谐音偶,意为“夫妇并耕”,体现了“耦园住佳偶”的夫妻情爱。这些文化因素成为苏州园林景点名称翻译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主体因素
3.2.1景点命名者苏州园林属于私家园林,园内景物多为主人所命名。而园林的主人,有的是失意被贬的官吏,有的是无心作官的文人雅士,有的是崇尚风雅、修养有素的富商。这些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命名景点时或引经据典,或题诗作赋,以表达自己的情趣、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几乎每座园林都是主人的灵魂展示和内心独白。以拙***园为例,拙***二字取自西晋潘岳的《闲居赋》中“此亦拙者之为***也”。园主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筑园以明志。他曾表示:“我之所以要起‘拙***园’这个名字,就是要像潘岳一样隐退于林泉之下,像陶渊明一样守拙归田园”。因此,这里的“拙”字不能简单解作笨拙之意,而应译做humble,同时兼有谦虚和卑微两重含义,以反映王献臣当时那种无可奈何,又想自我解嘲的复杂心态。
3.2.2游客“读者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辜正坤曾把英文读者划分为:外语盲、语言专家及一般语言工作者、外语通、纯学术工作者、一般业务性需要读者、一般娱乐性读者、获取新知的读者这7个层次。景区的外国游客,也就是景点译名的读者,大多属于后2种。他们的阅读需求,从浅层次来说,往往是借助这些“导读性”的名称了解景点的信息,指导自己的游览行为。他们还透过译名展开想象,获得超乎景物直观美感之上的享受。从深层次来说,虽然并非所有外国游客的游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不同的文化感受,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活动必然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其跨文化性毋庸置疑。因此,阅读译名的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会进一步加深,自身的思想情操、文化修养、审美素质等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2.3译者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中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要素。胡庚申认为,首先需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选择之后,便成为译者选择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典型要件,选择并操纵译文。在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的情境下,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译者,除了必备的双语能力外,还必须对景点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熟知这些名称背后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洞悉游客的阅读需求,才能更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继而在景点译名原则的指导下,参考景点名称功能,译出符合游客阅读期待的译文。
4结语
在详尽对比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对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之后,该研究发现二者都认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并且这些要素具有多样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定义重微观,后者重宏观,并且对主体因素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基础上,结合苏州园林景点名称英译实践解读了其翻译生态环境的七大最突出因素,包括景点原名、景点名称的功能、译名原则、文化因素、景点命名者、游客和译者,以期对进一步明确这一术语的概念外延产生积极意义。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红***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策的实施生态环境***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效率、减少***府补贴、扩大财***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眼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结论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一级支流,流域位于东经104°10′~109°12′,北纬25°56′~30°22′之间,南源三岔河源于贵州乌蒙山东麓的香炉山花鱼洞,北源六冲河源于贵州省赫章县,整个河流横穿贵州省中部,在东北部出境入重庆市,于涪陵汇入长江,素有贵州人民的“母亲河”之称。流域面积87920km2,全长1037km,总落差2124m,多年平均流量1690m3/s。乌江水电开发采用11级方案(普定、引子渡、洪家渡、东风、索风营、乌江渡、构皮滩、思林、沙沱、彭水、大溪口)。思林水电站属于乌江流域梯级开发的第8级电站,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的骨干工程。电站坝址位于思南县思林乡、塘头镇、邵家桥镇交界处,下距思南县城23km,上距构皮滩电站坝址89km,下距沙沱水电站115km。水库流域主要有两大支流:一是左岸的六池河,回水影响至东方红电站坝下;二是右岸的余庆河,回水影响至大沙坝电站坝下,其余较小的支流还有右岸的跳墩河和左岸的辉塘河等。电站装机容量100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40.64亿kW•h,工程动态总投资76.42亿元(2006年初价格水平)。工程于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底实行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水库正常蓄水位440m时,库容12.05亿m3,淹没影响总面积38.95km2,其中陆地面积28.08km2,主要涉及思南、石阡、凤冈、余庆4县的16个乡镇100个村297个村民组。
2水库库岸生态环境现状
思林水库库岸本就山高坡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2014年7•17洪灾,造成了库岸多处塌陷、滑坡,公共基础设施损毁,生态环境大有恶化之势。
2.1库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环境破坏
为实现库区移民搬迁安置需要,在电站建设期间,库周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思南县有文家店、三道水和瓦窑3个集镇整体搬迁,新建3个集镇,仅场平工程占地就达近千亩,库周交通、水利、电力等设施建设,新开挖量大,对库岸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电站建成蓄水后,库区各县为加快库区发展,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大量的村组公路建设,多地现状破坏,许多原生植被遭到毁灭,对库岸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2.2人为垦荒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思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主要是后靠安置,库区4县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原本乌江沿岸村民人均耕地不多,劳动技能和生产方式单一,水库蓄水后,沿岸大量耕地被淹。搬迁后,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进行垦荒,并进行复种,造成表土疏松,稳固性差,水土流失严重。
2.3自然灾害造成的地质破坏
水库自2009年下闸蓄水来的这几年,库区自然灾害频繁。每年雨季,建设单位都要进行库岸巡查,从巡查的情况看,库岸多处地质不稳,塌陷、滑坡地方多,尤以2014年7•17洪灾为重,损毁之大,地质破坏程度,前所未有。
2.4消落区的环境现状堪忧
思林水库正常蓄水位是440m,死水位431m,为了满足发电和防洪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位都在434~436m之间,在库周形成了4~6m的消落区。消落区是属已征用区域,农民不能耕种,而电站业主单位也没采取治理措施,一年四季都是处于荒芜状态,基本没有一丝绿色。
3水库库岸生态治理的对策
3.1搞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
库区各县人民***府应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在省、市相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与电站建设业主单位,做好库区生态保护总体规划。规划要有前瞻性、长远性和全局性,要能够指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水库库岸生态治理工作;规划要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要结合当地地理、气候和社会经济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案,做到因地制宜,能够指导实施。
3.2加大库区的植被恢复力度
在规划的指导下,库区各县应整合各方资源,特别是林业、环保、生态、国土、水利、移民等部门资源,加大对库区投入,进行植被恢复,应按照国家有关退耕还林***策,强制对库区25°以上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有效保护库岸环境。特别是移民部门,要按照《移民安置规划》中拟定的《环保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项目建设,大力提升库区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3.3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
库区各县应加大库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特别是劳动力技能培训,让库区劳动力都能熟练掌握一门实用技术,顺利实现劳动力的转业与转产,使他们不再依赖土地生存,减小库区土地的破坏,从而有效保持水土。
3.4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与措施
依照国家森林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措施,组建相应的***队伍。
3.5加强督促和检查,确保各项生态保护***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督促和检查,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单位、部门和个人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各项生态保护***策和措施落到实处,各类治理项目顺利实施,实现库区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4结语
水库库岸生态治理工程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只有多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山青、水秀、天蓝、民富”的目标。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一)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概念土地综合整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耕地数量,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1],最终形成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集中化居住,工业聚集化发展的和谐景观。
(二)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形成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不仅耕地数量降低,耕地质量也明显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其高效收益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工业技术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大大提升,具体表现为利用资本、科技以及人类的劳动最终产生工业收益。因此,大量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耕地减少,荒地以及工厂废弃地增多,耕地与粮食问题局面严峻。为了巩固粮食安全,维护农业的中心地位,达成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国家先后出台多项***策,持续推进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迈入土地综合整治阶段。
(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日趋严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为资源配置与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一)自然条件1.气候固城镇属暖温带季风区中的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为冬寒夏热,温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气温12.8℃,年平均温差达30.3℃,极端最低气温为-24.8℃,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年总日照时数达2674.3h,年平均无霜期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总降水量为523.9mm,年总蒸发量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镇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北部,地处冀中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西部较东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类型以褐土、潮土为主。3.水文境内有午河流过。午河自柏乡县县城南入境,由西而东,入西潘村北,经过前岳、后岳,奔宁晋县汦河,境内河道长7.7km,宽120m,通过流量80m3/s,流域面积50.3km2。
(二)社会经济条件固城镇地处隆尧县北部,东接大张庄乡,南连山口镇,西邻柏乡县,北接宁晋县。南距隆尧县城12.5km,辖18个行***村,人口4.5万余人,总面积64.6km2。1.经济发展农业是固城镇的基础产业,是固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石,确保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鼓励村民规模化经营,对于固城镇的经济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玉米,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种植以及禽畜养殖也是村民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粮食播种面积4556公顷,总产达71221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乡镇工业化进程进展迅速。固城镇的传统工业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的生产、销售,其产品种类多、销量大、销路广,部分产品出口海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汽车制动鼓配件生产基地。2012年固城镇工业生产总值5.3亿元,拥有汽配企业100余家,职工8000余人,年创利润6000多万元。2012年,固城镇国内生产总值7.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2亿元,占到1.6%;第二产业产值5.3亿元,占到71%;第三产业产值0.99亿元,占到13%。全年财***收入12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85元。
(三)固城镇土地利用现状2009年末,全镇土地总面积为6444.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5556.8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6.23%;建设用地面积为753.4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69%;其他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08%。农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4.50%;园地1.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林地4.9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8%;其他农用地104.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2%。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730.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33%;其他建设用地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为74.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为荒草地60.0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3%。
三、土地综合整治对固城镇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土壤问题
1.耕地面积较少,耕地质量下降随着固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一体化建设也逐步深化,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农民新建住宅用地,工业建设项目、交通服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需求不断增加,固城镇整体趋势呈现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减少。要使有限的耕地养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产力降低,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灾害过程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等),进一步加剧土壤养分的流失。在乡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机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过程中,表层土层被压实,土壤水封空气减少,团粒结构变差,最终导致土壤板结,生产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剧,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滥用农药及除草剂、随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为等。传统的培肥费时费力,化肥作为廉价、便捷的提升产量方式,广受农民喜爱。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结现象加剧,有机质含量降低,整体肥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结果是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仅3%。固城镇每年农药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顷,一些高产农田的施药次数近10次,高达1kg/亩,造成农业产品及农副产品残留农药严重超标,这不仅使人畜农药中毒事故发生率上升,还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乡村居住区生活垃圾数量巨大,没有垃圾有效处理,没有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农民环保观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随随风飘舞。乡村居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庄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处理站等必要设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耕地减产。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盐渍化现象出现。
(二)植被问题——林地覆盖率极低,缺乏农田林网村镇迁并、耕地垦殖率的提高、荒地开发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对地表植被及其相关生态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数量结构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林地面积急剧减少,田间和道路防护林带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建设、交通、商业、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复种指数提高,使得当地原有的榆树、槐树、柳树和杨树几近消失,荆条、酸枣已经消失。目前,固城镇林地覆盖率仅为0.08%,大多道路农田周围已无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种占用情况、非法砍伐、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病虫害的影响还在继续减少。
(三)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简单化固城镇在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积整齐划一。一方面利于机械化收获翻耕播种;另一方面易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耕地大面积平整进程中,影响和破坏了生物栖息地,农田常见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减少。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农田害虫的抗药性,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减少,病虫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治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简化,必然会使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环境受到影响。
(四)大气问题——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汽车配件是固城镇的传统工业,在过去30年,固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建立100多家汽车配件企业。这些企业分布散、规模小、技术力量弱,且均使用冲天炉,将大量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颗粒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时有雾霾。同时,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铺设、田间沟渠的水泥化、荒地与废弃地的垦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植物的净化作用减弱,局部空气质量下降。乡村村民环保意识薄弱,乡村缺乏垃圾处理站等基础设施,村民焚烧白色垃圾、农作物秸秆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容易引起火灾,还对当地大气造成污染。
四、为改善固城镇生态环境,土地综合整治应采取的措施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土地资源与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证农业发展、生态建设优先的前提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宏观设计、监管、督查,探索社会化途径与市场化机制,建立乡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实施运行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包括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等。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践,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金山银山,难买绿水青山”,必须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来。通过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固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绩观,矫正地方***府的“***策惯性”,改变其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短视行为,将固城镇的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土地格局优化结合起来。协调人地矛盾,提高生态修复能力,优化土地综合整治空间分区,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发展固城镇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实现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增高农民收益。1.保护耕作层,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地形和类型的地块,选择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机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层压实;把土壤浅层剥离、回填,保证土壤结构,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施加禽畜粪便发酵产生的有机肥,降低工业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从而保持农田地力。对于新开垦耕地和复垦耕地,可通过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腐殖质,改良土壤结构。2.增加耕地数量,整合农村建设用地。***府和相关部门针对“空心村”现象,制定总体土地资源规划,颁布各项***策、奖励措施等,在***府引导下退宅还田,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层住宅,发展迁村并点。鼓励工厂企业优先使用废弃地,逐渐缩小民居占地、建设用地,加速土地复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有效结合。规划到2020年,固城镇耕地复垦项目可开发补充耕地705亩。
(二)合理发展固城镇生态工业1.改进生产工艺,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大气污染。固城镇的空气污染已经投入整治。设立相应实验基地,针对汽车配件铸造工艺进行研发升级,在资源集约的同时,完成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增加产业链效益,减少工业三废的产生。规划拆除100多家汽车配件铸造工厂所用的“冲天炉”,建立工业废物处理站,对废气、废液的集中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预计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吨,有效改善大气质量和当地生态环境。2.改善固城镇工业布局。对于宁鸡线两侧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尤其是户曹至午河段,将汽车配件产业按照产业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镇规划区内组建或新建生态工业集中区。集中供水,集中采用电炉,对于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统一集中处理,企业向环保转型,企业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镇生态居住环境
1.建设生态人居,居民生活生态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生活生态化。生态人居建设就是建设生态化、绿色化的村镇居民居住区(住宅、小区)及公共活动空间(街道、活动广场等)。固城镇在农村居住建设方面,规划建设了占地139亩,投资7800万元的一里庄新民居,集中建设多层楼房9栋,总建筑面积9219平方米。其中投资320万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电、网络通讯等基础生活设施;投资80万元,配备健身器材、娱乐设施,改良村民居住条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全镇投资600余万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设、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动广场和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等项目;投资180余万元对一里庄商业区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街道两边进行了绿化、亮化、硬化。全镇形象明显改进,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施,使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进而提升了全镇的整体面貌。
2.加强垃圾分类与处理,减少垃圾污染。固城镇成立了专职保洁队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实1名专职保洁人员,对乡镇公共服务区的配套设施进行日常清理、保洁,节假日期间更是重点清扫。固城镇在每20~30户间建立1个垃圾池,要求居民定点投放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垃圾。对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环保意识进行分类回收,并安排专人定时清运垃圾池垃圾,保证村镇干净、整洁的形象,严厉杜绝脏、乱、差,响应***策规划,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联动机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绿化。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增加植被覆盖,优化生态环境。以县道、乡道、村道等骨干通道为轴线,进行线状绿化,田间地头营造农田防护林。按照“一次规划,分年组织实施”的原则,充分利用境内干沟、公路、沿河发展速生杨丰产林、经济林,沿路实施通道绿化工程。绿色通道补植10万株,四旁植树6万株。严格控制个人、企业向午河内排放污水,加强监管措施,并采用生态技术修复午河河道内受污染水体,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加强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绿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态服务功能。
(四)推行绿色文明的生态文化
1.促进固城镇居民的环保意识形成,转变生活观念。固城镇***府及各相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严谨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进行环境保护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动员工作,带动全体镇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传并推广无氟冰箱、无磷洗衣粉等。使城镇人民人人环保,人人节约,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2.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做好宣传、监督工作,加大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重查处,共同保护生态多样性。
五、总结
总之,固城镇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土壤、植被、大气、生物多样性四个方面,主要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及配套的***策支持,直接原因是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忽视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结合,才能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达到土地收益的飞跃。各级***府应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与生态***绩观,必须服从自然生态规律,确保自然资源持续再生,理解生态文明并应用到土地综合整治中去,才能更好的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保障农民权益。实现经济发达、生态优良、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健康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白洋淀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河北省境内,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大沽高程度10.5米时),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东西长39.5公里,南北宽28.5公里,淀区由143个淀泊、3700多条沟壕、12万亩芦苇主成,地貌景观以水、芦苇、蒲草、荷花为主,水体约占80%左右。荷塘渔村星罗棋布,荷花芦苇交相辉映,素有“华北明珠”、“北国江南”的美称。
一、白洋淀湿地基本情况
白洋淀的地形地貌是由海而湖、由湖而陆的反复演变而形成的,现在的白洋淀仅是古白洋淀的一部分,古白洋淀是上承九河(唐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潴龙河、孝义河、杨村河及白沟引河)下通津门的水乡泽国,史称西淀,到明弘治(公元1488年)之前已淤为平地,因此也称“雍奴泽”。正德十二年间(公元1517年)杨村河决口,形成九河入淀之势,淀水浩淼,势连天际,故改称白洋淀。
白洋淀地处京津石腹地,位置独特,有“九河下梢”之称,丰水季节,白洋淀可大量容量纳上游下泄洪水,按水位8.5米计算,白洋淀可蓄水3.5亿立方米,这对于缓洪滞沥、涵养水源,保卫京沪铁路和华北油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白洋淀水面辽阔,每年蒸发和下渗约2亿立方米,巨大的吞吐能力对于保持空气湿度,调节周边小气候,减轻北京地区的春季风沙意义重大。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湿地,也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淡水湿地之一,有着非常典型的湿地特征,物种资源十分丰富,有“物种基因库”的美誉,淀内野生鱼类54种、鸟类193种、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26种、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白洋淀湿地管理现状
为了加强白洋淀湿地的保护,2001年11月,经河北省***府批准,白洋淀成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包括四个核心区,,分别是烧车淀、大麦淀、藻榨淀和小白洋淀核心区,核心区总面积97.4平方公里。2004年安新县成立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管理处,负责白洋淀湿地的生态保护。开展了湿地科学考察工作,联合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白洋淀进行了湿地资源摸底调查40多次,取得了原始数据200多个,建立了湿地鸟类档案。加强了对生态区破坏行为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捕猎、毁苇造田、滥采滥摘的行为。加强生态湿地的宣传教育,使淀区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近年来,国家、省、市对白洋淀的生态保护与恢复也非常重视,加快了上游市县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补水等工程。
1991至2007年,国家水利部门先后18次对白洋淀生态补水,总计9.76亿立方米,尤其是2004年实施的“引岳济淀”生态补水工程和2007年实施的“引黄补淀”工程,使白洋淀蓄水量增加,淀区水位提升到6.5——7.5米左右,水面开阔,水质变好,许多鸟类、鱼类重现白洋淀(针尾鸭、罗纹鸭、环颈雉、文须雀、黄腹鶺鸰、中华鳑皮、鳝鱼等),芦苇、荷花等水生植物长势优良,白洋淀生态环境开始改善。
然而,要使白洋淀生态环境完全恢复,生态功能发挥到最好的水平,淀区水位应保持在7.5——8.5米,少量的补水对长期缺水的白洋淀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缺水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根本保证解决。水位的降底使淀底逐年抬高,许多地方淀底已经,湿地变成荒地,村民们把这些干涸的荒地改造为农田,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造成了
湿地面积的减少,据粗略统计,十年来,有将近5万亩的湿地被改为农田,占白洋淀总面积的10%。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白洋淀湿地规划与建议
(1)依法补水,保障水源。白洋淀水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降雨,二是上游补水。1995——2005年,白洋淀流域平均自然降雨量仅为524.9mm,尤其是近几年来,降雨量更是低于平均水平,远不能满足白洋淀生态功能的需要。白洋淀上游的9条入淀河流中多数已断流,也仅有府河和孝义河有少量水流入白洋淀。应急补水可以缓解白洋淀缺水的问题,但由于白洋淀水分耗损巨大,每年仅蒸发和渗漏就达2亿立方米,(照此计算,一年不补水,白洋淀就会干淀),短期的补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要使白洋淀水位应保持在7.5至8.5米,发挥出最佳的生态功能,应该建立长效的补水机制,实行依法补水,定期补水。每年补水量要达到3亿立方米以上。
(2)加强上游河流污染治理。白洋淀水体污染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游污水。目前,白洋淀上游主要有府河(保定市生活废水),漕河(满城县造纸厂工业废水),孝义河(蠡县、高阳工业废水),3条河流注入白洋淀。入淀水水质不达标,导致白洋淀水体恶化。
(3)健全机构,强化管理设施。白洋淀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与2市5县接壤:保定市的安新县、容城县、雄县、高阳县,沧州市的任丘市,其中85.6%的水面在安新县境内。各市县***府在白洋淀管理方面,***策不同,措施不一,没有做到统筹规划管理。
(4)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宣教工作重点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深入保护区周边个乡镇、村进行宣传,发放宣传材料,入户宣讲湿地保护区法律法规,宣传白洋淀湿地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大力度宣传湿地生态科普知识,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以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为载体,向国内外广泛宣传白洋淀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实施淀底清淤工程。白洋淀处于华北平原低洼地区,多年来上游大量泥沙流入白洋淀,沉积物逐年增多,淀底、河床抬高,一些河道行船都十分困难,加之水草腐烂后沉淀水底,淀水含磷含氮化合物超标,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
(6)实施人口搬迁,缓解淀区自身污染。白洋淀有水区村39个,人口约10万人,其中纯水区村15个,人口约5万人,这些村庄平均每天生产生活拉圾约12吨,生活废水7吨,大部分直接排入白洋淀,超出了白洋淀的自净能力,是水体污染的一个因素。解决白洋淀自身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行人口搬迁,首批应该重点对15个纯水区村的5万人口进行搬迁。同时,改变水区群众织席扒篓、打鱼摸虾的传统生活方式,通过转移或输出老动力的方式解决搬迁人口生计问题。
(7)过度开发旅游,破坏生态环境。现在开发了农家乐、鸳鸯岛、白洋淀博物馆、荷花淀大观园、渔人乐园、元妃荷园、休闲岛、民俗村观光景区、白洋淀文化苑、白洋淀码头、明珠游乐园等人工建筑是必对湿地环境保护造成破坏。对白洋淀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想象的结果。解决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私搭乱建,严格控制保护区项目的审批,对不符合保护区建设的项目一律不批。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各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面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问题。遥感技术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近些年来在环境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国际遥感技术研究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现状以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对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
2.1发展现状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研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一套科学可行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也逐步建立起立地球动态观测信息网络,同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相继在***、内蒙等地区建立起了生态站,为我国将来一段时间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2.2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现状分析来看,虽然我国当前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技术上比较滞后、管理制度跟不上、人员能力水平存在不足等等,即使如此,但整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未来该工作的发展趋势应是在地面监测技术与3S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由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到生态风险以及早期生态环境预警和保护方面的转变。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使用遥感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3遥感技术的原理及应用领域
3.1基本原理
遥感技术主要是利用安装在遥感平台上的传感器,对被监测物体定时、定量的发射不同的电磁波谱,并对其所反射回传感器的电磁波谱进行接收和记录,在经过地面处理后还原成原始***像,从而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其中运用的传感器是指安装在遥感平台的用来探测地面物体电磁波的仪器,对于不同的研究项目,当前已经研究出了多种多样的电磁波谱传感器。利用传感器对于各种物体在可见光以及红外线和微波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探测和接收,并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技术处理,将其提供给不同的用户,方便其开展工作。
3.2应用领域
(1)资源遥感监测
资源遥感监测在资源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土地资源、水力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监测。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强大的自然资源作为后盾,因此资源遥感监测有着重要的意义。遥感技术对于我国石油资源开发、矿产资源探测以及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工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国目前不断重视的原因。
(2)农作物监测
遥感技术对于农作物的监测主要是利用卫星传感器所发回的传感数据,在地面工作站的加工处理后,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进行估算。另一方面,遥感技术还能对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病虫害情况进行遥感监测,有利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加强农作物的管理力度,从而减少其带来的经济损失。
(3)气象监测
遥感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应用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气象预报,其与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为人们的带来极大的便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气象预测方面将会更加准确,可靠性也会逐步增强。当前我国应用于气象观测和预报的卫星主要是自主研发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4)地质灾害预测
卫星遥感技术对于地质灾害的预测,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地质灾害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比如天气预报中提到的暴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等,但是遥感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技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不过相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能力会持续增强,技术上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为地质灾害预测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预测详情。除此之外,遥感技术在***事领域、国防领域以及太空监测领域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4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中的具体运用
4.1在大气状况监测中的运用
由于当前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府也在进行着相关研究工作,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手段改善当前大气污染状况。遥感技术通过对大气中臭氧层、温室气体以及大气气溶胶含量等指标的监测,实现了对大气污染状况的实时监测,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对监测到的信心处理,及时的传递给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便于人们做好防范和补救处理工作。
4.2在水体污染监测中的运用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水资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水资源匮乏问题,还有相当严峻的水体污染问题。我国拥有着众多的河流及湖泊,对于这些河流湖泊的监测使用人工监测的方法所要耗费的各种资源相对较多。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多光谱频道,能对水体进行多方位监测,从而对水质作出优劣评价,方便于水体污染的监测和治理工作。遥感监测对水体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有水体悬浮物、水体温度、色度以及可溶性有机物的监测等。
4.3在固体废弃物监测中的运用
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遗留下一些废弃物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对于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来说,对这些固体废弃物的妥善处理相当重要。遥感技术利用对遥感***像上的色、形、影等解译处理,能够较为直观的呈现出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分布状况、数量以及类型。从遥感技术手段中获得的这种高分辨率***像,能使我们更加详细的对固体废弃物的面积及总量进行识别,有利于其处理工作的开展。
5结语
虽然遥感技术在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中的运用起步相对较晚,但是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遥感技术已经在我国大气监测、水体污染监测、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遥感技术在我国当前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已经逐渐实现了从单纯意义上的监测到环境区分、影响和评价,逐渐发展成为了连续的动态监测,为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同时为国名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该技术将在更多的领域中得到更为有效的运用。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1.1评价标准参照卫生部《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1]、全国爱卫会《鼠、蚊、蝇、蟑螂控制标准》[2]。
1.2统计指标夹夜法鼠密度=(捕鼠数/布有效夹数)×100%。粉迹鼠密度=(阳性粉块数/有效粉块数)×100%。鼠密度下降率=[(灭鼠前鼠密度-灭鼠后鼠密度)/灭鼠前鼠密度]×100%。
1.3统计学灭鼠前后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8.8%和41.4%(表1)。在旱田中,以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为优势种群,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46.1%和51.9%(表2)。在林区深处,形成黑线仓鼠和黑线姬鼠的竞争抑制,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51.1%和39.8%(表3)。在沼泽地带,主要的鼠种为小家鼠和黑线姬鼠,占所捕获鼠类构成比分别为34.5%和62.5%。根据不同鼠种的生态习性,连续3年在秋末冬初和春季开展大面积灭鼠工作。在城市居住环境中,重点对食堂、饭店、宾馆、居民区、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学校、养殖场等部位,开展了灭鼠工作,鼠密度下降率夹夜法为80%,粉迹法为91.4%。对外环境鼠种重点开展了居住区向外延伸500m范围内的灭鼠工作,农田鼠密度下降率为83.2%,林区为65.4%,草地为80.3%(表5~6)。
有针对性地在相应部位设置合理的灭鼠毒饵站,结果显示,在设置毒饵站后的半个月,外环境鼠密度(夹夜法)为0.6%,鼠密度下降率为84.5%;室内鼠密度(粉迹法)为0.7%,鼠密度下降率为91%。3个月后,外环境鼠密度为1.2%,室内鼠密度为1.9%。6个月后,内外环境的鼠密度分别为2.2%和1.4%。
3讨论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居民生活区、城乡结合部、餐饮单位、饲养场、农贸市场、旱田、树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态环境,这些环境均适合鼠类发育繁衍和隐蔽栖息。调查发现,鼠类对栖息条件适应性很强,分布范围广。一般家栖鼠生活在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环境周围,有一部分经常于春天向野外迁移;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食物的归仓,又返回原居住环境。野栖鼠比较稳定地生活在野外环境中,但是黑线姬鼠在秋后也会发生向居民区周围迁移的现象。鼠类栖息条件的好坏,决定着鼠类种群数量的大小。但满足的具体条件又有所不同,以食物资源而论,城乡结合部相对农贸市场和畜牧饲养场差,农贸市场又差于畜牧饲养场。而以上环境的水和隐蔽场所都能满足鼠类的生态需求。因此,食物度高的环境决定了鼠密度的大小。调查的各种环境中,餐饮单位的鼠密度明显高于其他环境;随着季节和食物的变化,其他环境鼠密度出现周期性变化,季节高峰明显。生活居住环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为优势种群,并且以食物为中心呈聚集性分布。但在个别地区,也偶尔捕捉到;在秋末冬初也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野栖鼠种进入居民区,这是由于野鼠的迁移所致。
当然,由于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道路的拓宽延伸,人口的大量流动,地下管网和交通运输的发达等原因,也为鼠类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环境和食物的改变,也改变了鼠类的密度,任何一个因素的破坏,将会降低鼠类的生态容纳量。褐家鼠所栖居的环境是一种人工生态环境,研究表明,家鼠的密度水平不取决于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而是受制于其直接栖居的人工生态环境条件。调查表明,本地的褐家鼠一般栖息和隐蔽在餐饮部门、农贸市场、畜牧养殖场等有食物资源周围的地沟、草丛软地处。这一发现为褐家鼠防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即改变环境,减少遗漏食物,消除隐蔽场所,做到防鼠和灭鼠相结合。
影响城市区域内家鼠密度的因素有环境、文化和经济等3方面。3个方面的因素中,环境因素是直接起作用的,其余两个因素是间接起作用的,即环境因素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鼠类的防治应包括宣传教育、防鼠设施建设及环境治理3部分。宣传教育的内容应以家鼠的危害及家鼠的生态防治知识为主,目的是帮助人们建立起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防鼠设施的完善极为关键,室内外的孔、洞、管道等都达到防鼠要求,使鼠类在室内无隐蔽场所,也不能在室内、外自由出入。外环境治理,包括室外厕所、垃圾及其他有利于鼠类孳生的场所。宣传教育最好的方式是内容简单、抓住要领,人们易于接受、易于落实。防治措施方面的宣传教育应以断绝老鼠食源、清除鼠类隐蔽场所和防止鼠类自由出入为重点,结合必要的防治技术,使人们真正感觉到家鼠的生态防治方法简便易行,效果显著、乐于接受、乐于实行。因此,健康教育与环境治理,是鼠类综合防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生态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综上所述,处于生态危机下的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强烈,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大部分人还没认识和感知到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感知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持宽容态度,甚至作出积极评价,这与当地实际情况有关。由于当地水资源危机,居民放弃农业转入旅游业,两者相比,从事旅游业赚钱快、收入高、体力劳动较轻,旅游业不但解决了当地人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当地发展,当地居民对旅游带来正面变化感受较深。而对旅游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现阶段当地居民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赚取更多利益可忍受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地特殊的情况造成居民对一些负面持欢迎的态度,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如大量游客的到来,虽然使乡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热闹的气氛也给乡村寂寞的生活增添了活力;游客增加导致生活垃圾增加,但由于发展旅游业之后有人管理和打扫环境卫生,当地的卫生条件比过去更好,所以居民对这种变化做出了积极评价。根据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可把当地居民划分为三种类型:积极支持者、冷漠支持者、矛盾支持者,其中积极支持者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居民分化类型较少,一种类型占了绝大比例,另外两种类型的人数很少,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刚开始分化,态度差异并不明显。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共有6个维度: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消极环境影响态度、消极经济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居民的态度受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的影响。在分析各变量支持水平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对支持水平有一定的预测力。其中,职业、收入、旅游收入、社区归属对支持水平有显著影响,这与Haley的研究中人口统计特征无影响仅旅游经济关联起着显著作用有所不同。在旅游影响的态度因子中,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影响最大,而消极经济和环境态度起着负面影响,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态度越积极,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但消极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态度有可能减弱支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