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曾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冯雪峰是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左翼作家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他一生坎坷，决定他命运的是他与两个伟人的交往，一个是，一个是鲁迅。冯雪峰因联系鲁迅而被熟悉，建国后又于1957年因冷遇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反应迟钝，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被打为“”；1958年被，1976年病逝。
与鲁迅之间的“桥梁”
1925年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旁听，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包括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大***时期，冯雪峰与关系密切――他俩是通过通信认识的，十分赏识他的诗才。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时，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托熟人捎口信给冯，说自己很喜欢读他写的新诗，希望他能到广州工作。冯雪峰因忙于学习，未能前往。
1927年大***失败后，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后来由于遭到通缉，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同年12月9日晚，柔石带冯雪峰第一次去鲁迅家，冯从此与鲁迅相熟。不久，柔石帮他找到了鲁迅家对面的一处房子。此后，冯常去鲁迅家聊天。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柔石、阳翰笙、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1931年“左联五***”牺牲后，冯雪峰接任左联***团书记。1933年秋，由于身份暴露，***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瑞金苏区，先任中央***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初，为筹备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一天，亲自来到冯雪峰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冯向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鲁迅的事情毛听得尤其聚精会神――冯雪峰是第一个向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长征开始时，冯雪峰在红九***团工作，遵义会议后调到红***干部团工作，担任培养营、团级干部的***治教员。红***干部团***委***曾回忆说：“当时，雪峰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长征路上，尽管两人难得相见，却一直惦念着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同自己一样离不开纸烟，搞到当时奇缺的纸烟就派人送去。红***过大雪山后，看到冯雪峰还活着，非常高兴。他跳下马，把地***铺在路边，给冯讲了半个多小时，说明这一段***事路线选得不好，如果选得好，还可以少牺牲一些同志。他还把瞿秋白牺牲的噩耗告诉雪峰，沉痛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36年2月，红一方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参加东征，表现突出，于是有了本文开篇毛的一句玩笑话：“谁说书生不会打仗？”
1936年4月中旬，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组织做准备，对文艺界的工作也管一管。临行前，、、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专门交代了团结鲁迅的任务。特别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叮嘱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识。”这表明，、等领导人把鲁迅看成是***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
4月25日，冯雪峰辗转到上海。翌日晚，冯住进鲁迅家里，两人进行了长谈。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鲁迅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不太了解，一度有所怀疑。在冯详细介绍之后，鲁迅对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迫蒋抗日”，以及最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冯雪峰在鲁迅与***中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与此同时，冯又开始了重建上海地下***的工作。
1936年5月19日鲁迅逝世，***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鲁迅治丧工作，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冯特意把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中。这是鲁迅和的名字首次公开出现在一起。从此，冯雪峰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为己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中，冯雪峰的身份构成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鲁迅有时并不能完全赞同冯的所有做法，却要尽其所能满足他的要求。尽管鲁迅曾抱怨“为雪峰做事很难”，但总是竭尽全力去做。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私人关系，还因为冯雪峰代表了百折不挠的***人。
负气出走，铸成大错
从1934年到1936年初，冯雪峰的***治前程一片光明，但这其中却隐藏着很大的危机。性格决定命运，用在冯雪峰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
鲁迅很了解雪峰，说他是“浙东人的脾气”，“为人太老实，要吃亏的”。冯雪峰身上有一股“硬气”，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偏激冲动、焦躁易怒。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37年一二月间，冯雪峰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许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深切怀念之情，并对冯雪峰的工作予以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久，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的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了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的文件，当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冯雪峰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指着博古的鼻子骂他是“新官僚”。冯雪峰一气之下给***写信请假，于年底回浙江老家写红***长征的长篇小说去了。
冯雪峰的负气一走，酿成了终生大错。行前，冯雪峰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他又对楼适夷说：“他们有些人，一心想当的新官了，我可不干。”冯还说：“***错了，鲁迅是对的。”***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员，怎么能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吗？”
冯雪峰由于一时的义愤，中断与***的组织关系两年之久，这种任性使气的做法，让中央领导人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恐怕也是后来导致领导人对他不满的一个原因。1937年10月23日，致电冯雪峰，请他来延安开会讨论上海文化战线的问题，并说明如果对现在的工作不满，可以由中央重新分配工作，但冯雪峰并没有看到这封充满关切之情的电报。当时，、项英等人屡次来电要求冯雪峰去新四***工作，冯一再漠然置之。
1941年，冯雪峰在金华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达两年。1942年，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商量，要设法将冯营救出来，并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和***。1943年6月，冯雪峰被中国***营救出狱，到了桂林。冯到重庆后见到了，热泪盈眶。当谈到在上海与博古争论的事时，说：“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雪峰二十多年一系列活动》一文，称：“1937年，他曾自动脱***跑回浙江义乌他的老家去了，作了***队伍里的可耻的逃兵。在此之前，组织上曾叫他到延安去，他拒绝不去；叫他到新四***，他也拒绝不去。1939年夏天，冯雪峰又一次丢掉***的关系。1944年到1945年，冯雪峰在重庆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都表现消沉和对***不满。1948年到1949年正当全国***前夕，人心振奋的时候，冯雪峰写信给在香港的邵荃麟说：‘我本来是铺路的石块，现在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
冯雪峰1937年的负气出走，让对其态度骤然改变。1945年，冯在重庆见到毛，当面向毛请示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淡淡地回答：“你还是做你的本行吧！”冯雪峰明白了，情绪一下跌到谷底。1930年代曾作为“四条汉子”之一与鲁迅、冯雪峰等有过争论的夏衍，却一语道破玄机：“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一个***的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后只安排了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
据***回忆，建国初期对冯雪峰的印象并不佳，曾这样评价冯的“文章”：“冯雪峰在青年时候写的《湖畔》，最初的版本不是写得非常好吗？为什么现在写的文章这么别别扭扭？写《湖畔》那时的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1954年12月，将冯雪峰的《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等一批文艺寓言批示给***、、***、***、彭真、、陆定一等人“阅读”：“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蕴含的意思耐人寻味。
1957年的批判
对于冯雪峰的职务安排，中央也颇费脑筋。他的身份本就复杂，作为***和鲁迅的联系人，冯雪峰做过重大贡献，参加过长征，也蹲过集中营。但作为***的领导者，冯雪峰却摆脱不掉一个“湖畔诗人”的冲动和率直。
建国后，冯雪峰任中国作协副***兼***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冯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建议由巴金担任。巴金说：“我不会办事。你也别答应。”巴金觉得，冯雪峰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不一定合适。
1952 年，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入***，在研究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冯雪峰与儿子作了表现他自己性格脾气的谈话，他建议儿子不要填写“***干部”而写成“职员”。他说，虽然他早年参加***，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做了多年***的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却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围。
冯雪峰有着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对下谦和，有时待上却相当傲慢。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特别是当他感到对方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时，不管对方职位多高，他的倔脾气就会发作起来。1951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就毫不掩饰地向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
冯雪峰正派耿直。当在中央苏区“靠边站”时，冯雪峰就曾公开说：“在中国，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但冯雪峰对毛的某些理论也不盲从。冯1945年在重庆写的长文《论民主***的文艺运动》，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一些明显分歧。在1946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冯雪峰发表文章《题外的话》，认为所谓文艺作品的“***治性”和“艺术性”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冯雪峰没有料到，这些观点为他后来受批判埋下了伏笔。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雪峰二十多年一系列活动》一文，称：“在1945年重庆的部分进步作家集会讨论和批判胡风派的文艺思想，冯雪峰竭力为胡风辩护。冯雪峰用‘画室’的笔名在1946年1月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题外的话’的文章，公开响应胡风，讥笑‘***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
1952年，红学专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红楼梦研究》。1953年5月，《文艺报》介绍了这本书。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文章问《文艺报》能否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1954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治局写信，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认为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撰写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团和中国作协***团先后召开了八次***团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冯雪峰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检查，还被迫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在冯雪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旁，挥笔批道：“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12月，冯雪峰的《文艺报》主编职务被免去。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批判“丁、陈集团”的同时，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了会议情况，揭露、批判了丁玲和陈企霞，把冯雪峰也放在了“丁玲陈企霞等人小集团”之中，揭露冯雪峰的一系列“罪行”：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号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鼓动分子和对***不满的人向***进攻；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冯雪峰说“人类没有希望了”，云云。1957年8月14日下午，作协***组在中国文联大楼小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冯雪峰后来回忆说：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参加这次会议的黎辛曾回忆说：
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静立哽咽，泪如泉涌。
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1958年1月，冯雪峰被，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副***、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列为骨干。在开除他***籍的***支部大会上，冯雪峰自己也被迫举了手。会后，冯雪峰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内来。”
之后好多天，冯雪峰极度痛苦，整夜失眠。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牛汉多次看见他，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里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冯雪峰几次想去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1961年，亲自提名给冯雪峰摘了“”帽子。摘帽不久，冯雪峰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要求回到***内来――在他生命最后20年的苦难历程里，冯雪峰始终念念不忘回到***的队伍。
冯雪峰一直想创作一部关于红***长征的小说。1964年，他被安排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本有继续写红***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和一部太平天国小说的计划，但作协领导人觉得他“摘帽”的***治身份不宜写长征，只批准他写太平天国的小说。冯雪峰对此很伤心，把已写好的几十万字初稿付之一炬。而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说《小天堂》，最终也胎死腹中。
“”中，冯雪峰先是被关进“牛棚”，后又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冯此时年近古稀，种水稻、担粪、放鸭子，以至抬100多斤重的水泥杆，他都干。早起晚睡，半夜还起来巡夜。有一次，他和大家一起割稻，在烈日下昏倒在地，待救醒过来，他只休息一下爬起来又干。五七干校劳动长达6年，直到1972年他才得以回京。
与周扬：“相逢一笑泯恩仇”
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有过描述：“……农民气质在雪峰的性格里也留下某些弱点：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偏激。我曾经和他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冯雪峰和建国后文艺战线主要领导人周扬的关系很僵，不仅是历史的原因，也与其性格有很大关系。周扬、冯雪峰结怨于1930年代，也就是冯雪峰1936年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等人，而直接去找鲁迅，以及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周扬后来回忆说：“到了1935年，上海地下***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整天焦急地寻找***的关系，又四处逃避敌人的围捕。1936年，雪峰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回来。我们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可是雪峰却不与我们见面，径直找了胡风与鲁迅先生，随后又引发了两个口号的争论，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想想，我当时遭受的压力有多大……”
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后对待周扬的方式也存在问题。他不理解周扬急切希望得到他这位“中央代表”接见和认可的心情。他先是派联络员王学文带去一个纸条约见，纸条上有两句话给周扬极大的刺激，让周扬一生耿耿于怀：“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冯雪峰的这两句话意在批评周扬不尊重鲁迅不顾全大局，带有明显的嘲讽性，是对周扬人格的极不尊重。周扬当场拂袖而去，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周扬在晚年谈及此事时指出：“***代表分别了这么久，别的话不问，却说我六成英语，我本来就是六成英语嘛！年少气盛的我，当即加以拒绝，拂袖而走。从此以后，我和雪峰的关系弄得很僵。”
建国后，冯雪峰所负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由文化部领导，文化部***组书记是周扬，本该联系密切，但是二人也毫无接触。周扬两周举行一次文化部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冯雪峰很少去，而是让许觉民替他开会。有事时冯也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向***汇报。聂绀弩一次去看冯雪峰，碰巧胡风也在，两个人正议论周扬。聂绀弩插了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一致的。”胡风问：“你怎么知道？”聂绀弩答：“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冯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砸到桌子上，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对，冯雪峰也不买账。1954年，去过问过《文艺报》，指手画脚。冯雪峰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中周扬受到批判后，冯雪峰被叫去接受调查。尽管与周扬不和，但冯雪峰还是仗义执言：“鲁迅的敌人是***派，他的文章主要矛头也是这方面。现在可好了，什么都往‘四条汉子’身上推。”冯雪峰指着一本以三结合方式编写的鲁迅著作说：“每节都说是针对周扬，周扬哪有这样大的本事，担当不起啊！真是天下奇谈，把一切污水都往‘四条汉子’身上泼，这怎么能行呢？”当听到别人完全否定周扬、夏衍，赞扬自己如何正确时，冯雪峰很不高兴地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周扬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犯了错误！”有人还为冯雪峰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打成，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冯雪峰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在给楼适夷的信中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
经历“”磨难的周扬与丁玲、冯雪峰握手言和。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他。周扬后来回忆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冯雪峰后来说：“周扬的自我批评是诚恳的，是有诚意的，他说的话是肺腑之言，可以相信。”冯雪峰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对鲁迅也不很尊重，但他们还是***的，也是一直在干***的。”40年的隔阂，顿时冰释。
秦川与周扬关系密切，曾记述了这次会面。周扬去看冯雪峰时，秦川正好在周扬家。周扬从外边匆匆回来，告诉秦川，他到冯雪峰家里去了。周扬与秦川聊了聊冯雪峰的情况，情绪很激动。周扬说让秦川在他家等一下，他还要去冯雪峰那里。秦川和周扬妻子苏灵扬都不解。周扬解释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周扬从苏灵扬手里拿走三百元，匆匆去冯雪峰家。
与周扬的尽释前嫌，在冯雪峰的心中引起了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不久，冯雪峰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与丁玲：半个世纪的情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认为，爱的最高形式是沉思之美，即不带感性形体的美。依此，人们习惯上把男女之间那种追求心灵沟通的情谊，称为柏拉***式的精神之恋。这是一种灵魂的统一、心灵的契合。冯雪峰和丁玲半个世纪的爱情，就属于柏拉***式的经典爱情。
冯雪峰一生都在关注丁玲的成长和发展，这种关注对丁玲的文学创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冯雪峰评价丁玲作品的文章也成为其文艺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丁玲特别珍惜来自冯雪峰的关爱和帮助，她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对冯雪峰的深情和谢意。两人在文艺创作上相知相契，相互促进，为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生为人杰捍卫***的旗帜，死犹鬼雄笔扫尘世妖狐。”这是丁玲、陈明夫妇献给冯雪峰的挽联，作为木刻悬挂在冯雪峰故居。1979年丁玲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冯雪峰补开追悼会的消息时，深情撰文《悼雪峰》。这篇悼文寄托着丁玲对冯雪峰这位曾走进自己情感生活的挚友的哀思。她写道：“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在接触中丁玲对冯雪峰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冯是***员之后，丁玲对他更是崇敬有加，将他视为心中的知己。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正在上海的冯雪峰给丁玲写信，说自己读了这篇小说感动得哭了，还批评小说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冯雪峰的直言让丁玲很不高兴，不过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感情。1928年4月，丁玲和恋人胡也频来上海找到冯雪峰。他们表示要到杭州专事写作，冯雪峰就提前到杭州为他们租了房子。
性格开朗的丁玲不能在胡也频和冯雪峰中作抉择，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经过一番痛苦，丁玲选择了胡也频。冯雪峰随后回到上海，参与筹建“左联”工作，与丁玲的联系就中断了。丁玲和胡也频确定了夫妻关系，但丁玲并没有熄灭对冯雪峰的热恋，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她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她，泯灭的爱情之火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地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揭载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在冯雪峰的引导下，丁玲出任《北斗》主编，拜见鲁迅，了解，最终奔赴陕北，两人在***道路上携手共进。1936年，丁玲两次逃离南京，都是在冯雪峰的周密安排下实现的。冯雪峰是丁玲走向陕北的直接引路人。
冯雪峰对丁玲的爱被埋于心底。1939年，冯雪峰在老家同青年作者骆宾基谈到了自己的文学与人生，其中包括他和丁玲的爱情。1983年12月，骆宾基在拜访丁玲时讲述了这段往事。“讲到你的时候，雪峰讲到了你写的《水》，他很欣赏《水》，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谈到了他的一些感情。我印象当中，雪峰讲，他见到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什么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当时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实际上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丁玲朗声笑起来，说：“这些话，他都没有给我讲过。”
丁玲向来毫不掩饰她对冯雪峰的感情。她一生当中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冯雪峰的真情。丁玲在青年时期曾向姚蓬子诉说过她对冯雪峰刻骨铭心的爱。据姚蓬子回忆：“她告诉我的是，和我那朋友，虽然后来决心写信和他决绝了，但她是不能忘记的。这二年，因为想到他而瞒着也频独自伤心着的事情是有过。想给他一封信，而终于忍下去了，或者正开始写着而又终于毁去了的事情也有过。刮着风的奇冷的冬夜，偷偷地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围，徘徊着，希望能够偶然见他一面的事情也有过。”
1937年，丁玲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提到了冯雪峰：“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在当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坦率、真诚。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在1976年逝世，丁玲于1986年逝世。1979年4月，丁玲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写了《悼雪峰》，讲到她与雪峰50年的交往时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就在丁玲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对冯雪峰的思念。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清晨，逝世前20多天，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永远的遗憾
冯雪峰曾说过：“当***员真难，又不能不当，又不能逃走。”冯雪峰晚年的最大愿望，是要求恢复“反右”时被开除的***籍。而“逃走”似乎又说明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和***之间的游离。冯雪峰是五四诗人，是农民出身的***家，集“文人”和“五四知识分子”于一身。在他身上，体现了立志要做“学问”的专家和左翼理论家等多重身份的纠葛与冲突。
1972年回京后，冯雪峰念念不忘的是要求恢复***籍。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尤其是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重新入***的愿望更加强烈。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写信，要求给冯雪峰恢复***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许觉民经常去看冯雪峰。冯雪峰在聊天中询问怎么进行，要不要写申请报告。许觉民说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摘帽后可以入***的先例，如有个先例倒可以援例而行。冯雪峰说：“先例是人造成的，他的申请若有可能，不就创造了先例么？”冯雪峰恢复***籍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有一次许觉民去看他，冯雪峰说胡愈之来看过他，谈起此事，胡愈之说反正现在绝对不可能，提出来说不定还会招来别的麻烦。这样，冯雪峰对此事完全绝望了。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因肺癌医治无效病逝，时年73岁。临终前，他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本。冯雪峰向儿子冯夏熊诉说他的遗憾：“我没有能活着回到***的队伍里来，我没有能写一本新的关于鲁迅的比较完整的书，我也没有能写完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我心里难过。”就冯雪峰的后事批示道：“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的规模。”
然而就在冯雪峰的追悼会问题上，仍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夏衍的意见。夏衍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夏衍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同鲁迅的关系！”夏衍还说：“说他‘在***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本定于1979年4月举行的追悼会，由于节外生枝，拖到11月才完成。
逝世三年后，***中央为冯雪峰，这位赤子终于恢复了***籍和名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