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心灵史》体现了哲合忍耶教派对于穷苦人民精神上的巨大支持，表现了哲合忍耶教派人民在追求信仰与自由时所折射出的自尊、强悍、无所畏惧、隐忍、追求心灵宁静等精神品格。但《心灵史》中对宗教意识与宗教情怀的极致推崇，使人性本身与产生了冲突。
关键词：《心灵史》 宗教 人性 契合 冲
《心灵史》是一部熔历史、文学、宗教于一炉的“生命之作”。张承志用他独特的审美眼光将宗教与人性升华到关于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对当代人的精神追求做了富有深度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张承志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束缚，有些地方深深地烙上了极端主义的印迹，出现了与人性相悖的一面，在寻找人性与宗教契合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人性本身与宗教的冲突。
一、信仰之路与人性的契合
《心灵史》“在描述民族历史、刻画民族英雄人物和底层劳动群众时，通篇渗透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处处闪烁着人性、人心、信仰和理想的光辉。”[1] （P.70）
这些人性的光辉主要体现在哲合忍耶自尊、强悍、无所畏惧、隐忍、追求心灵宁静等精神品格中。
哲合忍耶代代导师和教徒都崇尚牺牲，时刻做好舍身殉教的准备，笔者认为这也跟他们人性中固有的自尊、强悍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有关。隐忍与沉默是哲合忍耶众教徒的又一精神品格，追求心灵的宁静也是哲合忍耶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哲合忍耶追求与造物主的直接沟通，渴望以最纯洁的心灵接近自己的主。他们过着艰苦的日子，半饥饿的状态使***教斋戒禁食规定显得更加圣洁。追求心灵的宁静是宗教精神的一种体现，《心灵史》把人类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捍卫视为超越物欲喧嚣与压迫的人性的光辉，寄予了作者追求超越世俗人生纷扰的理想人格。
《心灵史》中人性的闪光点都是通过哲合忍耶自身的体现出来的。在《心灵史》中，张承志的信仰之途因为注入现实反抗因素而焕发了新的色彩，始终坚持个体内心的自由是最为神圣的信仰。哲合忍耶将自己心中的信仰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因此当自己的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守护、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从而形成崇尚牺牲、舍身殉教的悲壮主义意识，也形成了他们隐忍的精神品格。《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的与人性闪光点的契合体现了张承志自身的个性特征和审美志趣，使这部作品呈现出了独特、鲜明的美学特征。
二、宗教极端主义与人性的冲突
张承志“将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抑或信仰推向极致，形成了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情怀，也因此而将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对抗推向了极致。”[2] （P.62 ）哲合忍耶集体殉教、追求苦难、以死为信念的行为更是过于极端，与现实社会、人性本身格格不入。正如谭桂林所说：“以牺牲为美，以受难为责任，这既是哲合忍耶历来遭受官府围剿的果，也是历来遭受压迫的因。因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以无为与逍遥、冲虚与淡泊为美的乐感文化，也是一种以实用功利为准则的理性文化。”[3] （P.65 ）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哲合忍耶崇尚牺牲、集体殉教的行为与中国文化，与人性本身的冲突。献身精神是人性中善的一部分，但迷信、盲从、缺乏理性的献身精神却是与人性背道而驰的。
哲合忍耶认为被剿杀、被禁绝、被流放乃至被侮辱，是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这种消极、悲观的意识与人性中提倡的尊重自我价值与自我意义是冲突的。第六代导师马进城在金积堡大战后被押赴北京内务府，受了酷刑之后又发往汴梁给一个满人官吏为奴，他拒绝哲合忍耶教徒的营救，选择默默承受和顺从自己所面临的灾难。《心灵史》中，对宗教意识与宗教情怀的极致推崇以致出现宗教与人性本身的冲突，除了体现为以牺牲为美、以受难为责任的极度悲观主义之外，还体现在张承志以极端的思想使哲合忍耶与儒家文化完全对立，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极大的误解与仇视，使人性本身与产生了冲突。有论者认为：“从艺术上讲，《心灵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哲合忍耶史料汇编的教派史印迹。”[4] （P.375 ）
邓晓芒曾批评《心灵史》在描写哲合忍耶同清***府
的战争时掩盖了这些战争的世俗性质（争夺地盘等），而夸大了它们的宗教意味（捍卫信仰与消灭信仰）。[4] （P.376 ）在张承志心中，哲合忍耶的一切都是圣洁而伟大的，他在这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中发现了种种在汉文化中找不到或者非常欠缺的精神素质，如他说中国人以苟存为本色，而哲合忍耶却具有集体殉教的献身精神，他甚至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对于一切宗教和思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是最强大的敌人。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5] （P.99 ）张承志的这个观点很明显带有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产生这种极端观点的原因除了他对哲合忍耶的崇尚、信仰外，还少不了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谭桂林说：“作家对于宗教文化的亲和，有很重要的一种理性因素，就是现代作家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牵引下对儒家文化的***的结果。张承志的《心灵史》不仅承继了这一思路，而且以
一种强烈的抒情方式将这一思路发挥得淋漓尽
致。”[3] （P.60 ）儒家思想代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张承志把儒家文化描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阴柔的、苟活的文化”[3] （P.60 ），无疑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与对宗教主义极致推崇的意味。客观来讲，儒家思想中的很多观点，如“仁”“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等都与宗教中的很多思想有共通之处，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张承志突出哲合忍耶作为一个宗教教派的独特性，因而也将哲合忍耶与整个社会分离开来，使哲合忍耶与现实社会及人性相矛盾。
三、结语
可以说《心灵史》是由无数充满血性、坚守正义、奋勇赴死的个体构成的，始终坚持个体内心的自由才是最为神圣的信仰，他们为着一颗心能够有信仰的自由，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张承志为《心灵史》了太多的心血，虽然这部作品也有不足，但对张承志来说，这部作品对他意义非凡，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心灵的价值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信仰日益式微、道德日渐沦丧、精神家园迷离的时代背景下，张承志笔下哲合忍耶凛然的人道精神和对信仰与内心自由的追求与坚守，正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心灵史》在让人获得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和体验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有莫大的意义，“它在90年代文学寻找精神家园的当口，送来了一股沁脾之泉。”[4] （P.376 ）
参考文献：
[1]杨继国.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读张承志的《心灵史》[J].回族研究，2012，（4）.
[2]傅书华.心灵的迷狂――张承志现象批判[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3]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06.
[4]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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