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
[关键词]刑不上大夫；先请；吏六百石
中国古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西周实行宗法制世袭制，重视对宗亲贵族利益的维护，“不设大夫犯罪之科目”，“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当刑“则适甸师氏，罪未定之前，则皆在八议”，全面维护士大夫的法律特权。春秋以后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新兴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秦国公子和太子师傅也被施以肉刑，未得豁免。
汉时，绛侯周勃被疑谋反，为狱吏所辱，儒生贾谊向文帝上疏，主张“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儒学取得官学地位后，“刑不上大夫”原则更为流行，制度上体现为宗室官员有罪上请的“先请”制。
一、先请的范围
高祖时“令郎中有罪，耐以先请之”。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垣。丞相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因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固误。’”
武帝时，“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
宣帝时，黄龙元年“夏四月，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
光武帝建武三年，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
郎中是皇帝的待卫***，与皇帝关系紧密，高祖下诏令郎中犯耐以上罪，先奏请皇帝裁决，以示荣宠，同时开汉代官员有罪先请的先声。景帝时，晁错为丞相申屠嘉所妒，以擅凿太上庙墙壁为由奏请杀错，景帝以所凿为庙外空地墙为晁错开脱，丞相认为应先杀晁错，先请是失误。可见景帝时，内史有罪也须先请。武帝时，太子因巫蛊之祸被迫起兵，却因“谋反”嫌疑得不到长安百姓的支持，兵败后从司直田仁镇守的城门出逃。太子谋反，田仁纵太子出，明习法律的御史大夫暴胜之，以“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为由，劝说丞相放走田仁，丞相十分认同，田仁得以释放。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内史秩二千石，司直秩比二千石。高祖时郎中耐以上罪先请的特权，在后世逐渐扩大，景帝武帝时，二千石官吏已享有有罪先请的特权。
宣帝黄龙元年诏令，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汉宣帝时始有“大夫六百石有罪先请”的法令。也有学者认为，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先请的特权，在此诏令下达前就已实行，笔者取后说。结合注文“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之义，宣帝诏令应为，六百石以上大夫既有优厚的官禄，又有有罪先请的特权，足以发挥才能报效朝廷，不必再从中遴选廉吏。
《后汉书？百官志》：“宗正卿一人。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有髡以上先上请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郑玄为八议作注时称：“亲，若今宗室有罪先请也”，宗正掌宗室名籍，宗室若犯髡以上罪，须经宗正报请皇帝裁决。宗室作为皇亲贵族，亦在先请之列，由此经学家郑玄解八议之“议亲”时，才得以汉宗室有罪先请的特权相比拟。
平帝元始元年，“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列侯为汉二十等爵制中的最高爵位，公、列侯皆为高爵显贵之人，享先请权，以孙或兄弟之子为嗣子，嗣子亦可先请，汉代先请除“尊尊”外，亦体现“亲亲”之义。
西汉到东汉，先请的范围不断扩大：高祖时仅为郎中殊宠，景帝武帝时二千石官吏享先请权史有明记，宣帝前先请已扩及六百石以上官吏，东汉光武帝刘秀时，不足六百石之官吏亦可先请。除官员外，宗室和公、列侯嗣子亦在先请之列。
二、违反“先请”的处罚
安帝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而太尉马英、司空李A承望骘旨，不复先请，即独解尚臧锢，恺不肯与议。后尚书案其事，二府并受谴咎，朝廷以此称之。”
桓帝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贫残无道……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八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乃遣出之。”
灵帝时，“单于呼徵，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将张与单于不相能，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以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从以上三例可知，享先请权的官吏有罪，在皇帝对其罪行之有无轻重做出裁决前，任何人既不得开释，也不得擅杀，违者要被廷尉治罪。
安帝时，秩比二千石的征西校尉任尚因犯奸利罪被监禁，尚曾协助外戚邓骘对羌作战，受到邓骘的袒护，太尉马英、司空李A未奏请皇帝便擅自将其释放。桓帝时野王令张朔残暴无道，犯下杀死孕妇的重罪，司隶校尉李膺在其兄张让的屋舍柱中将其抓获，治罪后杀之。灵帝时南匈奴已归顺，东汉王朝派谴官员加强对匈奴的管理，张与单于不合，不先请而擅斩之。四人后皆受处罚：太尉马英、司空李A“并受谴咎”，未附合其义的司徒刘恺受到赞扬；李膺的做法大快人心，却因“不先请便加诛辟”被张让抓住把柄，“诉冤于帝”，桓帝亲自诘问，李膺也自知有罪；南匈奴归顺后，单于亦是汉臣，张擅杀单于，后赴“廷尉抵罪”。
值得注意的是，一、三例皆受罚，第二例的李膺却免受处罚，“乃遣出之”，是因为我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君主超乎于法律之上，可因言立法，因言破法。李膺违犯先请在先，却以多留五日为国除奸的忠心感动桓帝，桓帝将罪行归咎于张朔。李膺虽得宽待，违反先请当赴廷尉治罪则毋庸置疑。
三、先请与八议的关系
汉代先请，与后世“八议”有诸多相似之处。源于《周礼》“八辟”，旨在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的八议之制，曹魏时正式入律。就对象而言，八议的对象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本文所列举的先请对象，宗室成员可视为亲，公、列侯可视为功贵，亲功贵三者与八议同。何者为贵，历代规定不同。《唐律疏议》中，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郑玄曰，贵“若今吏绶墨绞有罪先请是也。”汉之贵为六百石以下之官吏，唐之贵为三品以上之高官，二者相差甚大。就程序而言，魏晋南北朝时，八议的适用多为“有司奏”、“诏曰”，《唐律疏议》规定，“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先请与八议皆须先奏请皇帝裁决，有司不得擅夺，否则就是违法。先请的适用，为后世八议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汉代官僚贵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逐步产生并不断完善，起初仅为高祖对郎中的恩宠之举，后囊括宗室、六百石以上之官吏及不足六百石之墨绶长相、公列侯嗣子。东汉任尚等案说明，，先请已成定制，违犯先请要受到惩处。汉代先请，为后世“八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总之，作为一种特权制度，汉代先请制在调整君臣利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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