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董桥评论说：“刘绍铭晚饭前总是先静静消受一杯杜松子配苦艾的马提尼鸡尾酒，浅浅一呷，造就了学术和艺术的一场厮磨：敷着薄霜的玻璃杯浮起柠檬黄的满月，荡漾的是英格兰树林的冷香和他笔下索非亚・罗兰故乡的橄榄梦。那是刘教授吃过马铃薯的日子之后点燃一炉烟火的境界，跟他的文字一样动人，跟他的学问一样清幽。”作为一位教授，刘先生靠写专业文章在学术体制内谋生，但他担心把随笔也写成了论文，始终要求自己这部分文字要写得“看得下去”。如今，能把文章写得有知识、有情趣、能看下去，已大不易，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刘先生始终在以自己的作品、研究，为文字招魂，其苦心孤诣，很是感人。后现代使“作品”成了“话语”，“作者”改叫“”，“写作”只是“码字”，但这个“老派”文人却仍然相信文章是千古事，还不愿揖别那个“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作家档案
刘绍铭，评论家、作家。笔名有二残等。1934年生于香港，广东惠阳人。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大学期间与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等台大同学成立《现代文学》社，出版《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和西方文流，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主要从事教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亦或创作小说、散文及翻译工作。与旅美学人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学贯中西，著译颇丰。
刘绍铭教授让人既恭又畏，恭敬的是他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学者作家，敬畏的是他是一位教授，仪态举止较为不拘言笑与严肃。但在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学者气息，言谈间处处流露出人生的智慧与他独有的见解。主要著有散文集《旧时香港》《文字不是东西》《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灵台书简》《一炉烟火》《烟雨平生》《吃马铃薯的日子》，小说《二残游记》，专论《曹禺论》，译有《1984》(奥维尔)《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等，英文编译《含英咀华：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合编)等。
作品***
成语与文字
刘绍铭
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产品。所谓母语，就是牙牙学语时不假思索地接受母亲、其他家人等灌输过来的思想，内容是被动的。“宝宝累了，要睡觉”反映的是一种天性的需要，我们不能奢望这一类的“功能语言”会引起什么独特的思考。及长，这孩子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学会了许多有关睡觉的联想。他也许会俏皮地说要“梦周公去了”。略懂诗书的，会抛章句如“夏日炎炎正好眠”。不过，无论说睡觉也好，说梦周公也好，引戏语经典也好，这类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除非有不世之才出现，把睡觉的本义和界说来一个突破，道前人所未道，否则我们凡人，只好继续拾人牙慧。
中文戏语特别多，随便找一个字，都可引起一连串的联想。我们就拿“一”字为例吧。随手举几个：“一毛不拔”“一片冰心”“一丘之貉”“一帆风顺”“一落千丈”――真是不一而足。跟朋友聊天偶然会用得着成语，写文章更不可或缺。可是用成语凑成文章(除了孔乙己，一动嘴巴就引经据典的人实不多见)，书卷气泱然是事实，但坏处也明显。大炒房地产和股票的腹贾下笔动不动就“君子固穷”，那是作者善谑一例。因为成语(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道德的选择，如“择善固执”。单以评论文章的标准来讲，成语出现太多就有“喧宾夺主”之病。
我们试看下面一段：
那家伙的事业虽然“一帆风顺”，对朋友“一毛不拔”的个性却依然“一成不变”。对小姐献殷勤时，除了说自己的“一片冰心”多么可贵外，一朵玫瑰花也没送过。在小姐眼中，这宝贝儿子跟他刻薄成家的父亲一样。真是“一丘之貉”，一模样出来的，一个子儿也不肯花的人。“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他家生意“一落千丈”，“指日可待”。
这样一种文字有什么毛病?无个性、无思想。作者懒于自辟蹊径，其表达能力完全受制于人。成语可用，但得有个限度。上面随便凑成的“一字当头”的例子，自然有点玩笑性质，但也可由此看出，借用人家的口吻说话(如用成语，引典故)的次数太多，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此文是为《公教报》读者中念中学的同学而写的。我经常看到他们的文章，觉得单以文字而论，最常见的毛病有两种：要么是广东风味太浓，要么是套用的成语、谚语太多，迹近小八股口吻。“怎样把白话文写好”这问题，坊间有不少教科书谈到，只是就香港的同学而言，最实际的建议莫如：先从学讲国语入手。胡适先生当年说白话文就是我手写我口。此话对广东和福建等地的乡音浓重的同胞来说，半真半假，因为如果把我们的口语原原本本记下来，胡适先生大概看不懂。
这就是我们该学国语的理由。所谓国语，就是普通话。普通话是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语文。“鸡蛋”是普通话，“鸡子儿”是那些来自北方善于卷舌的朋友的专有名词，我们不必学，否则真的变成东施效颦。
我们国语说得流利了，就勉强可以开始“我手写我口”了。我们嘴巴说“为什么”，下笔时亦如是，就再不会冒出一句“做乜”来。我上面说“勉强可以”，因为我不相信“我手写我口”就能写出流利的白话文。写文章是极费思量的事。
国语学好，白话文也写得通顺了，再进一步就是锻炼文体，以期表现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到那时候你自己也会发觉成书不及千言，过半尽是前人牙慧，自觉面目可憎的道理了。
老来颂
刘绍铭
虽有“不羡神仙羡少年”一说，但只要不退化为老朽，上了年纪的人也有好些地方值得少年人羡慕的。只是这些好处，少年人非要等到自己升格成老年人才能体会出来。功课可以恶补，人生经验是有阶段性的，既不能速成，也不能移植。“今之视昔”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一种特权。
年轻人的好处，自然数之不尽。照理说，“风华正茂”的陈义，不限年纪，耳顺之人，只要得志，，一样可以顾盼自豪。可惜的是已近黄昏，不像少壮派可以自以为前途无量。这句子夹了“可以”和“自以为”修饰语，看似唆，其实不可或缺。
因为前途是没有无量的。风华“正”茂，本身已有保留。老年人之所以比后生小子易于接受打击，是因为他们洞明世事，知道天灾人祸是人生的常数。在这越见凶险的世界中，他们原有的忧患意识渐进成灾难意识。一天能平安度过，心存感激，即有变故，亦可泰然处之。
中国人幼读圣言书，老来从老庄。“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旬赘指天。”《圣经》中的约伯，家遭巨变，虽然对上帝信心不移，但亦免不了口出怨言。反观《大宗师》篇中的子与，给老天折磨得奇形怪状，因深知“且夫物不胜天久矣”之道，平心静气地认了命。
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年轻人是忍受不了
的。但中国人除非立志做不信邪的希腊悲剧英雄，早晚也会向命运低头。
老来除了学得逆来顺受外，还有一个好处：不会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想难免，但一瞬即逝，无伤大雅。非分之想是一种心魔。朋辈中有人青云直上，自己独憔悴，可能怨气酸气冲天，心想：这小子何德何能?
这就是心魔。要除心魔，首先别太瞧得起自己。这不能假惺惺。要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此话说来容易，但除非你饱经世故，这口气不易咽下去。认清自己是凡夫俗子后，烦恼就少了。
人老了才知道妥协原来是一种美德。今天的社会，爹娘不跟反唇相讥的儿女妥协，还有什么家庭气氛可言?在朝权贵，若不肯妥协，不以民意为依归，必是极权***府无疑。
老年人再无青春可浪费，因此对眼前一景一物，特别用情。此种感受是浓缩的，风华正茂的晚辈可能感受不到。老来始知过去的不是，可幸逝者已远，同样的错误和非分之想不会再有。余生若能在心境清泰中度过，也是一种老来始能修到的福气。
是为老来颂。
作家故事
烟雨平生：刘公
陈子善
刘绍铭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杰出讲座教授、岭南大学荣誉院士，海外学界都尊称他刘公。
早在26年前，就从书本上认识了刘公。那时读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主其事者即为刘公，这可是嘉惠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工作。刘公的译序写得真、好，于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中阐释了《小说史》的学术价值，文中把《小说史》与王瑶先生、丁易先生、刘绶松先生三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许地山的不同评价作了耐人寻味的比较，尤其深得我心。
后来对港台文学涉猎多了，才知道刘公在台港及海外文化界文名大大的，简直如雷贯耳。刘公中英文俱佳，在英文学界，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和《中国古典文学》(与John Miford合编)至今仍是美国多所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读教材。在翻译上，《1984》(奥维尔著)最早的中译本即出自刘公之手，他论述“自我翻译”(seif-Translation)的论文也曾产生广泛影响。在中文学界，刘公更是成就卓著，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独有会心，所谓“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他的发明；他用“二残”笔名创作的《二残游记》三卷，以小说体裁描写留美学生的经验和感受，嬉笑怒骂，亦庄亦谐，道尽海外学子的辛酸和欢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二残不是自传，也不是小说，只是一个吃时代尘埃的美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刘公的散文也写得好，从早期的《风檐展书读》到最新的《烟雨平生》，刘公已在海峡出版了近20部散文集，可算著作等身了。刘公散文笔墨灿烂，见性见情，在当今香港文坛上与董桥、林行止、李欧梵、陶杰并列为“五大家”。
虽然早就拜读刘公的大著，与刘公“神交”已久，待到首次见面已是1996年了。那年中国现代研究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年会，已在香港岭南大学执掌中文系的刘公在许子东兄陪同下欣然到会，这大概是他首次参加内地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出于好意，安排他入住“总统套房”。我去拜访他，发现“总统套房”的写字台大得惊人，是我从来未曾见识过的。刘公坐在大写‘字台后的大皮椅上，苦笑着对我说，“我真是受宠若惊，但卫生间的白毛巾已经泛黄，实在不够‘总统套房’的水准。”第二天早餐，他大概从未喝过黄澄澄的小米粥，奇怪地问我，我忙向他解释，当年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把的八百万大***打得落花流水。刘公一听乐了，一口气把一大碗小米粥喝完，连声说“小米加步***”，有意思，有意思。
刘公是香港学界的“大牌”，但他从不摆架子，耍大牌脾气。对我这样其实不成器的后学，总是勖勉有加，尽力支持。我曾请他到敝校作学术演讲，他二话没说就来了，与他搭档的是许子东兄。那晚，华东师大***书馆大厅里坐得满满的，刘公学养深厚，再加妙语如珠，演讲会圆满成功。会后他高兴地说，还是大陆的大学生求知欲强，在香港不可能有二三百号人来听演讲，难得当一次“学术明星”，很过瘾。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由于我“学历”太低，一度当不上教授，刘公得知后为我打抱不平，多次主动邀请我到岭南大学攻读博士。他对有个性有特色的青年作家也爱护备至，曾撰文高度评价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小说、大陆女作家毛尖的散文，而今黄、毛等位早已文成名就，刘公的推介之功实不可没。
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公写了一系列见解独到、足资启迪的“张学”文字，但我想刘公在“张学”领域里最得意的一件事，应该是2000年11月在岭南大学成功地主办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继台北中国时报社之后，在海峡举办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研究张爱玲的学术盛会、从为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定位的夏志清先生，到台湾最年轻的“张派”作家林俊颖，都兴致勃勃地与会，可谓老少咸集，群贤毕至。要知道夏先生已多年不出远门了，不顾高龄和劳累从纽约飞到香港，没有刘公的大面子，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会上刘公创意多多，最吸引人的就是请“张派”作家登台现身说法，王安忆、苏童、须兰、蒋芸、朱天文、林俊颖等位，被刘公巧妙地安排在同一讲台上，对张爱玲其人其文各抒己见，甚至激烈争辩，煞是好听，也煞是好看。
刘公是性情中人。他喜爱洋酒，凡读过他的《借问酒仙何处有?》《半仙，如半仙》两篇华章的，一定印象深刻。承他看得起我，我每次到港，他都要邀我到湾仔的“醉湖”酒家欢聚(遗憾的是，我今年再次到港，“醉湖”已关门大吉)，每次他的高足也是我的好友吕宗力兄总会携一瓶上好曲洋酒来。刘公细斟慢饮酒酣耳热之际，总要乘兴臧否古今人物，指点中外文事，我对洋酒一窍不通，自然只有恭听聆教的份儿。本来今年金秋十月上海将举行“张爱玲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刘公早已答允与会并作主题演讲，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会议因故取消。我原想在会上略尽地主之谊，陪刘公浮一大白，无奈只能俟之来日了。
坡的《定风波》历来有名，郑文焯批曰：此词“以曲笔直写胸臆”，“足证是翁坦荡之怀”。刘公多年来，一直情迷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句，以至新著散文自选集以“烟雨平生”为题，也足证他的沧桑之感，坦荡之怀。香港学界文坛有刘公，实在是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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