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在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里，女性是都市想象的主角，男性则退居次要地位，从女性主义角度对都市意象进行解读就是其中一个合理的维度。可是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中，对都市意象的理解会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因此本文将从女性与都市的建构关系，女性的独特记忆，上海女性与都市生存合二为一的同构关系，以及从其代表作《长恨歌》中剖析与体验女性与都市的关系。
关键词：女性 都市 王安忆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快脚步，人们也开始了对城市文学的研究。进入90年代，城市又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市文学完全摆脱了以往的风格，开始描写市井中的冷漠、势力的一面。而王安忆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开始有意识地描写上海的市井风貌，描写女性的视域，她认为城市的代言人就是女性，这是上海市民文化独特的女性视角。
一、日常生活的时空建构
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治来维系的，而应是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许并不是“抒情诗”，甚至，他们也如***治一般是一些特殊的“战争”，但这样的战争非关“风云”，只不过是城市人为了自我的生存而世世代代计算的延续。一般来讲，现代城市的构成，离不开两样东西，那就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但王安忆并不直接面对这两个根本性的东西，因为由这两种东西过渡到感性的城市生活还需要很多的中介，经过它们的共同作用，城市提供了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所与物质保障。[1]
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对都市的独特印象是值得研究的，似乎她的每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并且都市生活的构成还需要用时间和空间作为依托，作品中很注重用时间的变化来说明上海都市的城市建构。
﹙1﹚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里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的潮流。
——《本次列车终点》
﹙2﹚一个个从上海回到农村的同学，都迅速地烫起了头发，蹬上了高跟鞋，见了雯雯就说：“你太不爱漂亮了。”
——《雨，沙沙沙》
第一段所描述的是知青陈信离开上海十年之后再回来时眼中的上海，这十年的跨度代表着上海的进步和发展，以时间的变化来构建上海都市的繁荣结构。第二段以雯雯一个个同学衣着打扮的变化来说明上海这座城市给人们带来的生活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而间接地说明上海都市能够引领潮流。
王安忆在作品中很会使用时间上的差异性来反映都市的整体面貌的变化，从而进一步阐释上海日常生活的建构。她的代表作《长恨歌》是“日常生活空间建构”最好的证明，从弄堂到流言，再从闺阁到鸽子，每一处的细节都反映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市民生活。从《流逝》中女主人公欧阳端丽怎样变得坚强，再到《雨，沙沙沙》中雯雯一个女孩成长的经历，此外《长恨歌》中王琦瑶这个女性形象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文化与传统，她们似乎在宣告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繁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勾勒出上海市民的典型生活，构建出对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
二、弄堂——女性独特的记忆
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王安忆有她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她认为这个城市的性别应该是女性，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如果说男性的城市是大起大落，那女性的城市则相对稳定而绵长，这实在契合王安忆对城市的追问和预设。女性的城市是若明若暗的雾里观花。[2]
（一）弄堂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上海古老的代表意象被赋予了女性的理解。在《轶事》中最能体现作者对里弄的理解和诠释。她没有描写***治暴力，而是表现它所未能扫及角落的“小人物”，以小见大，生动地诠释上海女性的品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似乎是典型的弄堂女儿，放学时经过里弄时，背着花书包的是王琦瑶；结伴去看电影的，还是王琦瑶；王琦瑶是在里弄里长大的，她走遍了每个里弄的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传达着王琦瑶的故事。
《富萍》中那个普通的江北女孩在进入都市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融入了弄堂，开始了新生活。《流逝》中欧阳端丽的生活转折点也是在进入弄堂之后。看来，弄堂与女性的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是她们最特别的记忆。
弄堂是城市的沟壑，在王安忆看来，弄堂的内容是日常的柴米油盐，种种琐事，弄堂精神是“流言”，“闺阁”则是八面来风，一片天真、纯洁又软弱的地方。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文明杂糅的城市，这种特色必定留在上海弄堂里。这里弄街巷幽暗深邃，蕴含了上海的全部情怀。同时，上海也给女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生存天地。
（二）弄堂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海派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王安忆是弄堂的女儿，更是上海的女儿。她的个人记忆里充斥着市民民俗的生活，也触摸到上海市民社会的脉搏。她的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在描写弄堂，都市生活，还有女性的生活。因此对于女性与都市的关系，王安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手面，又万众一心的。”[3]
王安忆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人短暂的一生宛若流水，匆匆挽不住转瞬即逝。王安忆意识到时间和生命流逝的不可逆转，生存的先验性和有限性使作家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更深层的追问。人们常用终极关怀指称人企求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作出的理智奉献式委身，终极关怀便是王安忆对人生意义的合理解答。
“王琦瑶是在里弄里长大的，她走遍了每个里弄的角落，几乎每个地方都传达着王琦瑶的故事。似乎王琦瑶成了上海女性的代言人了，弄堂也被赋予人情化了，那个时代女性独特的文化记忆也许就在弄堂里。”[4]
三、上海女性品质与生存都市合二为一
（一）上海都市文学的市民品质
上海市民的文化就是上海市民这个地域群体所共同拥有并认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是近代工业和城市化的产物，因此有其世俗性一面，也有多元性的一面。因而，在上海，连年轻女性也早知道了“靠自己”的道理。
﹙1﹚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
——《长恨歌》
﹙2﹚上海的女人，就是水做的女人。江南人，却是调和了南北两地的种相。上海的调和，不仅是自然水土的调和，还加上一层工业的调和。
——《发廊情话》
第一段中很形象地描写了上海女性的品质：她们追求时尚，但是并不落入俗套；她们***，却不张扬；她们美貌与智慧并存，与她们生活的城市合二为一，但是她们骨子里是很现实和世俗的。第二段上海的女性更加多了一份商业的气息，也许是因为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太快，也许是因为上海吸取了更多西方的文化。总之，上海的女性品质中有商业社会的成熟与魅力。
我们无需评价这种世俗性的好与坏，这毕竟是许多原因造成的，它象征了上海这座城市，象征着一种都市与市民的调和，已经调和到一种很和谐的状态。在上海女性的品质中可以找到一种韧性和魄力，它们使得上海变得更加的具有生命力。上海的女性构成了王安忆城市叙述的主体，这些创作展露她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温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通过小说中城市女性的吃穿住用、生计理想等小细节真正体会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纵览她几十年的繁复多变的文学创作，无论早期的雯雯系列，随后的流逝系列，还是城市小说、乡村小说、小说以及个人成长史小说等，女性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王安忆的女性尤其是她笔下的城市女人们还颇具小市民追逐利益的一面，她们精深世故，讲实惠得失，是一群逐利之徒。让人称道是她笔下女性表现出的顽强坚韧，她们大多处境艰难，命运坎坷，却能以柔弱之躯体抵御艰辛，对抗磨难，她们的身上跃动着强悍的生命力。
（二）都市生活中的异质文化
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外来个体与市民文化的冲突，难免会产生异质文化。王安忆的笔下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我爱比尔》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作品。阿三这个女孩子是在身体和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自我毁灭的，她先后认识了比尔和马丁，但是她始终认不清自己和他人，致使她迷失了自己。她的迷失是在自己的情感选择中出了问题，但是不得不承认，她的价值观会受到一点都市的异质文化的影响。《悲恸之地》在上海与外地人的对立关系中，解剖城乡的隔膜和上海市民的偏狭心态。《好婆与李同志》也反映了上海市民与外来移民冲突与影响。
总之，都市生活下的人们总会产生一些问题，异质文化反映出都市中的人们会产生许多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成了我们每个新都市人的课题。
当一个城市的精神由生活细节来呈示时，它的主角很有可能是由女性来充当了。王安忆的小说中最能体现的就是女性与城市的关系，从女性对都市的印象到上海女性的品质与都市的同构关系，不难发现其实王安忆对于女性与都市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的理解从她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总结出来。因此，王安忆笔下，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城市里有着女性所有的记忆。
注释：
[1]汪***，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3期。
[2]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3][4]王安忆：《长恨歌》，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7页。
参考文献：
[1]汪***，晓华.论王安忆[J].钟山，2000，（3）.
[2]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3]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
（王新，徐莹莹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试析王安忆作品中女性与都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