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小叔、同学、好友关成顺
关向应，1902年9月10日出生在辽宁省金县（今属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现隶属向应镇）一户满族穷苦家庭。关向应有个本家叔叔叫关成顺，虽然是叔叔，但比他还小两岁，所以关向应叫他小叔。两家是近邻，他与小叔从小学到公学堂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关向应参加工作后，给家里写信，都是直接写给关成顺，再由关成顺念给他父亲听。关向应和他家里那些事，关成顺全了解。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笔者被临时借调到关向应纪念馆。那年关成顺六十多岁，常年有病不能干活，笔者就邀请他在身体许可时来坐坐。他很愿意，几乎每天都来，他一来就和笔者唠关向应的事。
关向应的爷爷叫关文丰，一天书也没念，一个大字也不识，年轻时体弱多病，庄稼活干不了多少，到四十多岁了，老婆车氏还没有生儿育女，他就把弟弟的儿子关成贵过继过来。他为关成贵操办完婚事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到20世纪20年代，关成贵家只有两亩地，好年头能打三四百斤粮，但也不够一家人吃两个月，幸亏关成贵还会织布的手艺，农闲时，他整天在外边织布，村里人都叫他关布匠。
关向应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小名叫喜麟子，大名叫关致祥，关向应是他参加***后改的名字。
关向应在大连商业科毕业后，好几家日本机关要他去，他都拒绝了，而是去了中国人办的泰东日报社。他很少回家。父亲为了拴住他，就托人为他提亲。关成顺记得那是他去上海参加***的前一年，也就是1923年春节的事儿。当时关向应回家过年，他父亲请人看了日子，定在阴历三月初六结婚。他临走的时候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叫他提前几天回来准备结婚。起初他不同意，气得他父亲把他骂了一顿，说这事由不得他，婚姻大事得由父母做主。他母亲也说，这次你就听你爹的吧，到时候一定要回来。关向应也不吭声。
临走的时候他让关成顺送送他，在路上他对关成顺说，小叔，这事我不能听我爹的，我根本就不同意这桩婚事，不想一辈子在家里。
关成顺反问了他一句，你现在也没在家里，不是在大连吗？你想上哪儿去？
关向应说，大连也不是我久待的地方，所以你要帮我劝劝我爹，要他放弃这桩婚事，我不能欺骗人家姑娘，那是不道德的。
关向应是个志存高远的人，他不想被婚姻拴住。三月初六这天，他根本没有回家，气得他爹直蹦，第二天差关成顺去大连，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关成顺到大连一看，他可真忙，白天在报社排版，看机器印刷报纸，然后分拣和发行，晚上他还要学习。那天晚上关向应领关成顺到报社的后院上工人夜校。不一会儿来了个留短发戴眼镜的年轻女人。他对关成顺说，这个人叫石三一，是这个夜校的先生，她在北京参加过，她可有学问了，她讲的全是些进步的新知识，你要好好听听，不懂的还可以问，你也可以发表意见。
听完课回到宿舍，关向应和关成顺没有立即睡觉，关向应很兴奋地说，做人就要做三一先生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当亡国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我唯一的志向。你这次来的目的我知道，一定是奉我爹之命，要把我领回去，这是不可能的，我爹是想用婚姻把我拴住，我认定的事情决不能半途而废。停几天，我要到铁岭去办报，这也可以断了我爹让我回家结婚的念头。
“那你这个婚就要逃到底了？”关成顺问他。
“我只能这样了。”他答道。
“那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关成顺反问。
他说：“我爹这个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是很难说服的。但是我又不能向他投降，我不是不孝顺，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你就撒个谎吧，就说这次来没有看见我，就说我上铁岭去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在这里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关向应在铁岭办了一段时间的报，后来又回到大连，第二年4月，他回了一趟家。这时关成顺有病，卧床不起。关向应去看了他，并对他说，这次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去上海。
“去干什么？”关成顺问他。
“闹***！”他的回答很干脆。
他接着又说，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受压迫受剥削，劳苦大众一定要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他对关成顺讲了许多***的道理，并且还送他两本书，一本是《新青年》，另一本是《向导》。这两本书现在都在关向应纪念馆里陈列着。
临走时关成顺问他：“你父亲对你逃婚的事发没发脾气？”
他说：“发了一通，现在还没消气。我对他们说了，幸亏那时我没听你们的话，要不然，这几年人家不跟你们要人吗？我这次走了，可能是十年八年不回来，也可能是一辈子不回来，你们怎么办？她不就成你们的负担了吗？我想他们慢慢会明白的。”
这以后关成顺才知道，那年的3月份，***人李震赢来大连，发展关向应为共青团员，4月份，李震赢回上海，他跟着去了。
关向应到了上海，给关成顺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但关成顺几乎都能背下来。他给笔者背了其中一段：“侄此次出也，族中邻里之冷言嘲语，16世纪以前的人，所不能免的，家中忧忿，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 之措辞，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这封信现也陈列在关向应纪念馆的展柜里。
对此，笔者感慨地对关成顺说：“你真不容易，这封信是镇馆之宝。这封信是关向应留在世上的唯一的真迹。”
第二年4月末，关向应的父亲让关成顺去上海看看他，并嘱咐关成顺最好把他找回来。关成顺在大连码头乘的船， “五一”那天到的上海，一下船就看到大街上有举小旗喊口号的游行队伍。他找到关向应住的地方。可关向应已于年初去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关成顺在上海待了五天，一个姓杨的同志领他去逛了外滩等一些地方，临走时，他们几个同志劝他留在上海跟他们一起干。关成顺对他们说，他是独生子，父母得他养活，不能留下。5月9日，关成顺又回到了大连。他后来还感慨：“要是那时我留在那儿，现在我也是个大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