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数据的，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增长了5.8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增长6.92%。但在总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下，满族、朝鲜族、侗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却呈现出下降之势。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
“异常”的下降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4月，“六普”主要数据以公报形式。公告显示，中国的人口构成中，汉族人口为12.26亿人，占91.51%；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口1.38亿人，占8.49%。同十年前的“五普”相比，汉族人口增加0.67亿人，增长5.74%；少数民族人口增加0.07亿人，增长6.92%。
当时的公报并没有披露各少数民族具体人口数量，直到2012年，***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辑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些数据才得以披露。
数据显示，相比“五普”时，中国有满族、侗族、布依族、朝鲜族、畲族、仡佬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高山族及塔塔尔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下降。
其中，绝对数量下降最多的是满族，十年间人口减少了29.43万，下降比例2.76%；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塔塔尔族，下降26.53%，人口数量减少了0.13万。在全国总人口及少数民族总人口皆处于上升通道之时，为什么这13个少数民族人口却逆向下降呢？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普遍执行了远较汉族宽松的生育***策。
中国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策，但具体的生育***策，由各个省份自行制定。在大多数省份，允许夫妻一方为少数民族或夫妻双方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下，无论城乡居民，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部分地方还允许生育第三胎。
不过，对于千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一些省份则只允许他们生育一胎。在“六普”之前，中国只有壮族和满族，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少数民族；“六普”之后，回族和***族也进入千万人口的民族行列。
“较少民族”人数更少
要厘清13个少数民族人口下降的原因，需先回顾中国56个民族的由来。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至1954年，蒙古、回、藏、满、***等38个民族首先获得认定。此后的十年间，土家、畲、达斡尔、赫哲等15个少数民族获得认定。1964年的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将人口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上述53个民族中。最后，珞瑜地区的珞巴族和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分别于1965年和1979年被认定。由此，包括汉族在内，中国56个民族格局就此形成。
因此，若系统比较56个民族人口的变化情况，只有以1982年以来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做参照。
在这30年里，56个民族中唯有主要分布在***的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在1990年至2000年间出现过人口下降的情况。其中乌孜别克族减少2393人，减少比例为16.21%；塔塔尔族减少174人，减少3.44%。
对于上一次的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学研究者、甘肃省***府参事马正亮曾解释称，这与两个民族“属于中俄（前苏联）跨界民族、其主体在国外有关”，“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两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过去十年中，这两个民族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仍然与跨境流动有关。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徐世英介绍说，近年来，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出现大量跨国境的经商者及移居国外者，这也造成了他们人口数量的下降。
在中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又被称为“较少民族”。除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外，还有俄罗斯族、独龙族、高山族等三个“较少民族”，此番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下降；同时人口数量下降的达斡尔族和毛南族，人口基数也仅仅是10万出头。
因此，包括徐世英、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黄荣清等数位受访的学者皆认为，这几个民族人口的下降，也存在因基数较小而可能出现的偶然性。
低生育率后果
在1990年-2000年，人口基数超过190万的朝鲜族，人口数量虽然没有下降，但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十年间，他们的总人口增长仅为481人，增长率为0.03%，其中女性还减少了4156人。“六普”数据显示，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朝鲜族人口形势发生逆转，减少了9.52%。
对于这一情况，学界此前也有所关注。吉林延边大学民族学副教授朴美兰认为，朝鲜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大量的中国朝鲜族公民，前往邻近且同语言、同民族的韩国留学、打工。2010年12月22日，韩国法务部出入境与外国人***策本部数据称，包括短期、长期、非法居留者在该国的中国人已达到60.64万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为中国的朝鲜族公民。
另外，在计生***策的实行以及朝鲜族特有的民族人口教育观念的双重作用之下，朝鲜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保持非常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高于2.1则人口趋势为增长，小于2.1则趋势为减少），也可能是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世英表示，如果直接从“六普”数据计算，朝鲜族的总和生育率仅仅是0.69，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低的。中国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汉族为1.16。
人口数量减少最多的满族，也存在类似的原因：2010年，满族总和生育率为0.92，2000年为1.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徐世英也提到，理论上，人口普查对于人数的统计要做到100%的覆盖，而对于总和生育率这一项，则属于10%的抽样调查。因此，这将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准确度。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编者注”中提到，“有些指标（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龄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现场登记难度较大，漏登率要相对高一些。”
为应对过低生育率及人口减少的局面，作为中国朝鲜族公民最集中的居住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际上在“六普”之前，就已先期放宽了自己的生育***策。2009年10月，延边州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若干规定（试行）》。这一***策，允许延边州内的户籍公民，无论城乡，“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子女的”，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施行“单独二胎”***策的地区。
普查漏登成因
对于13个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的问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根据“人口存活率”的情况，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蔡泳分析了满族、朝鲜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民族人口的年龄情况后发现，他们中10岁-2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减少过快，远远偏离正常值。由此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差错，要么是2000年“五普”时，多报了人口；要么是2010年“六普”时漏登了人口。到底是哪一种呢？
蔡泳自己认为，主要还是“六普”漏登了人口。而根据***公布的数据，2000年“五普”漏登率为1.87%，“六普”漏登率为0.12%。但不少人口学者及统计学者认为，实际漏登率应该高得多。
徐世英即指出，“六普”在核对漏登率时，抽样的样本多集中在城镇居民小区中，而不是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因此呈现出的“漏登率”可能比实际情况高出不少。
此外，在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主要居住的贵州省，其“六普”常住人口，比“五普”时有不小的减少，这可能也会增加漏登的概率。
“六普”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常住总人口为3474.65万人，同“五普”时相比，减少了50.12万人，减少1.42%；其中各少数民族减少了78.8万人，下降2.24%。
学者们还推测，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少数民族更改民族成分，“变为汉族”的情况，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大规模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出现，但那时主要是由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有些为了享受民族自治县的特殊优惠***策，如河北丰宁，就曾有组织地更改居民的民族成分，大量的汉族居民被更改为满族，以达到成立自治县的要求。”
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是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飞速增长。比如，1982年“三普”至1990年“四普”的八年时间里，满族在原来430.5万人的基础上，增加超过1倍，达到982.12万人；畲族人口增长了近70%；仡佬族人口甚至增长了7倍，如此算下来，平均每年的人口数基本翻一番。
国家民委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1982年以来，全国有1200万人恢复、更改了民族成分。
徐世英认为，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更改了民族成分的人，如今已进入婚育年龄，当他们自己及子女需要填写民族成分时，可能又有意或无意地改回了汉族。“一方面，如满族，他们与汉族的外貌、语言及生活习惯基本没有差别；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满族也只允许生育一胎。”
徐世英还谈到一个自身的例子，他自己是汉族，其夫人为满族，孩子申报户口时亦填写为满族，但在“六普”时，普查员只询问了他的民族属性后，便随手将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并勾选为汉族。“统计人员的疏忽、错误，可能也会造成最后结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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