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谢家灭门惨案的当天，实际上有三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的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一个是谢的侄女，即大伯的女儿。谢育才的前妻和女儿是被抓住以300大洋卖到外地，女儿到处流浪，被侄女带回家乡孤苦过活。9年后，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委员会代表与当局谈判。正因为这次公开的谈判，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共方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他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育才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加，抱头痛哭。而亲人近在咫尺，瞪着通红的泪眼，却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只得由梁居民作翻译。谢育才把女儿留在身边，1940年送到延安。而侄女继续从事***，后遭日寇杀害。
谢莹：话要从我记事时说起，那是在我苦难的幼年，三十年代初，在海南嘉积的农村里，母亲没日没夜的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辛勤的劳碌，从未见她露出笑容。我天天回家喝稀稀的番薯粥，看着同村的小姐妹穿着比我整洁好看的衣服和爸妈一起嬉笑，而我从来未见过爸爸，妈妈也不许我问爸爸的事，我好像从来就没有爸爸一样。
我刚五岁就叫我给地主放牛，还要割牛草、打柴，肚子饿了在山上摘野菜吃或在已收挖的番薯地找丢下的番薯吃。我总在想，人人都有爸爸，我为何没有爸爸？妈妈为什么会不开心呢？过了好久我才知道自己不是嘉积县人，是万宁县人。
终于有一天，忽然有个陌生的叔叔找我。问我是否万宁县人？叫什么名字？我说人们都叫我做母娘（意思跟母亲的意思）；那叔叔又问我，你想见爸爸吗？我说当然想见。于是他帮我把牛赶回牛栏，带我走了很多路，登上了一艘小船，在船上过了一整夜，天亮时才到一个村庄（是我大伯的女儿的家），天黑了她才带我到海口，登上大轮船，叫我躺下不许动，这是她没钱给我买票，就这样迷迷糊糊躺了几天！最后船到了厦门，我才起来跟她下了船，记得坐了一段路汽车，在福建龙岩的一个山脚下，找到爸爸的部队，见到了爸爸。但两人语言不通，他已不会听、讲海南话，我又听不懂父亲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时我心情起了变化，想起了母亲与村里一齐放牛的娃娃们，但送我来龙岩的姐姐已走了，她怕我跟她，因此就偷偷地走了。
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谢育才，可是我怎能想到父女见面，话就说不到一起，我说海南话他听不懂，他说的普通话我也听不懂。多少年思念之情，把我们紧紧连结起来，梦终于实现了，我是多么地高兴啊！面对着既亲切而又生疏的父亲，我却不知说什么好！送我到福建的是我大伯的大女儿，她回海南搞地下***的工作，后来听家乡的人说也被敌人杀害了。从她那我才知道我们家有十几人，是因为我父亲领导农民***，一夜之间全家九口人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
他们是我祖母、大伯父母、二伯父母以及他（她）们的四个子女。我的小姑因是少先队长，年近15岁，在全家被害之前已被敌人杀害了，我的母亲也因参加***的地下工作被敌人杀害了！
我跟着队伍在山里经常转来转去，不时能听到队伍打击敌人的好消息，也知道父亲能双手打***的本领，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父亲的形象在心中是越来越深了。
1940年组织把我千里迢迢送到桂林八路***办事处，等待一批小同志一起进延安，记得当时还有彭湃的小儿子彭士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