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大家闺秀是指家庭出身名门，受教育机会来自家学传承的女中俊彦。在此行列中，为后世瞩目者历代皆有，现聊举数例以示之。
首席女史班昭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因家学渊源，极擅文采。其父班彪，乃东汉大文豪，兄长班固和班超，亦颇有名于当时。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尊之为师。班昭十四岁嫁与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称“曹大家”。
班昭的贡献，首为助班固修《汉书》。其中最为棘手的《百官公卿表》和《天文志》，是班昭在班固去世后***完成。
班昭的文采和理念，存留于她所撰写的《女诫》之中。《七诫》内容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争相抄诵，不久便风靡宇内。班昭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两千年来中国才女第一人。
旷世才女蔡琰
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其父蔡邕是东汉大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文姬自幼耳濡目染，博学能文，又善诗赋，通音律，兼长于辩。
文姬命运坎坷，一生三嫁。先远嫁河东卫家，其夫卫仲道，为著名才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足一年，仲道便因咯血而死。
不久匈奴南侵。战乱中文姬与许多被掳妇女一齐被掠至北地。她被迫嫁与左贤王，饱尝了流落异族异乡而屈从异俗之痛苦。她为左贤王生二子，也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并粗通当地语言。十二年后，曹操任丞相，思及恩师蔡邕独女被掠北地，便派使者将文姬赎回。文姬一方面结束了多年来离乡背井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要离开对自己恩爱有加的左贤王和天真无邪的两个儿子，真是悲喜交加，只觉得柔肠寸断，泪如雨下，从而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
文姬回到故乡后，奉曹操之命，嫁与校尉董祀。董祀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迫于丞相授意，无可奈何地接纳了文姬。后董祀犯罪当死，文姬多方奔走，终于使曹操生怜悯之心，董祀保住性命。此后，董祀感念文姬恩德，夫妻比翼双飞，溯洛水而上，长居于林木繁茂的山间。文姬传世作品除《胡笳十八拍》外，还有《悲愤诗》，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酸楚激昂，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
一代词宗李清照
李清照是宋朝南渡前后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才女。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其父李格非，字文叔，北宋文章名流。清照自幼便显露出过人才华。十八岁，嫁与名士赵明诚。明诚对钟鼎铜器、古董文字和石刻碑文的考证下过极深的功夫，所著的《金石录》，深受后世文史学者重视。二人志同道合，恩爱融洽，美满幸福，共立“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就文学天赋而言，清照胜过明诚。填词多描写悠闲生活，意境清新。起初明诚不服。一年重阳节，明诚又出公差，清照思念丈夫，填《醉花阴》词一首寄与明诚。明诚叹赏之余，忽然心生一计，穷三天三夜之功，填词十五首，并与清照词一起同人品评。陆德夫品味再三，正色道：“其中有三句最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清照词句，明诚自此甘拜下风。
好景不长，不久金兵入据中原。夫妇二人流寓南方，明诚病逝，清照境遇孤苦。此后所作词章，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不时流露出对中原之怀念。于形式上多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被词界尊为“一代词宗”。
所谓风尘女子，是指沦落于秦楼楚馆中的不幸女子。其中不乏学问淹通、有作品传世的才女。现举其要以展示之。
唐代女才子薛涛，字洪度。父薛郧为京都小吏。薛涛幼时即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八岁能诗。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十四岁时，薛郧逝世，薛涛与母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风月场中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伎”。当时与薛涛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辈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尤其是元稹，曾与薛涛在蜀地共度了一年时光。薛涛还精造纸之术。她在闲雅之余，常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渗入玉津井水，制成粉红色的特殊纸笺，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煞是清雅别致，她便用这种纸来誊写诗作，有时也送些诗笺给友人，人们把这种纸笺称“薛涛笺”。薛涛诗集名《锦江集》，共五卷，诗五百余首，可惜未流传下来。在全唐诗中，收录其诗八十九首。
清代奇女子赛金花，原名赵灵飞，安徽黟县人。十二岁时，随父亲居苏州。因家道衰败，身落***门，化名傅彩云，沦为“清倌人”即卖艺不卖身之艺妓。因天生丽质，楚楚动人，成为一时花中魁首。光绪十年（1884年），45岁的状元公洪钧因母丧而回苏州守孝，邂逅豆蔻年华的傅彩云，二人一见钟情，从此与这位姑苏才女结下不解之缘，并将其收为三姨太，改名赵梦鸾。不久，洪状元被任命为驻外使臣，需偕夫人同行。而洪钧正妻惧怕出洋，更怕洋人拥抱接吻之礼仪，故不能与之同复王命，这无疑为赵梦鸾提供了发展的机缘。赵梦鸾以公使夫人身份出使欧洲四国，从此风光无限，光彩照人。民间广为流传着“男状元迎娶女状元”之风月故事，为世人演绎出一段爱情绝唱。
外交事务多需应酬，于是她努力学习外语，并频繁出入于欧洲上流社会各种社交场所，凭借其美貌、气质和风度，赢得了欧洲人的普遍好感，曾被德国皇后誉为“东方第一美人”。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当时的德国青年***官，后来成为八国联***统帅的瓦德西，为后来在庚子年间所谓“救国义举”埋下伏笔。
古代中国女子教育模式
由于中国古代女性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的价值只能通过男子间接体现。“孟母三迁”、“画荻教子”、“岳母刺字”等均属此类。而求学途径，则多受教于父兄，属家庭教育模式。此外，还有类似职业教育的秦楼楚馆的师徒授受。当然，还有佛寺道观中对尼姑、道姑的宗教教育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女子受教育的情况开始出现变化。现分别予以探讨。
宫廷教育
早在先秦时期，宫廷便已形成对宗室女子进行教育之传统。《周礼·天官·冢宰》云：“夫人坐论德礼，九嫔掌教四德。”而“夫人”、“九嫔”是指国君之配偶，同时也是先秦宫廷中对后宫女子专门进行教育所设之官员。时至汉代，宫廷上层女性除需接受生儿育女、做好贤良后妃的道德品行教育之外，还要接受音乐舞蹈及女红教育。其目的不是为获得谋生之术，而是为修身养性。此阶段已有两种推动女德教育之著述问世，即刘向所撰《列女传》与班昭所撰《女诫》，为汉代女子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至唐代，女子地位提高，社会开放，宫廷女子教育大行其道，武后如意元年，设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诔、飞白、书算各一人。学习内容有经、史、子、集、易、律法、算术、吟诗、书法等。并出现了一批女教书籍。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性情仁孝。总结自身处世治内之经验“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流行当世，对当时女子教育起了一定作用。而文学家、教育家宋若莘，自幼受女教，能诗、善文章。她崇拜班昭的《女诫》，便仿照孔子的《论语》。撰写《女论语》一卷。认为用此书教训女子、就能培养出一批“贤妇”。
宋代颇重文治，宫廷女子教育被大力提倡。宋代宫中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仁宗乾兴元年，在女官尚仪之下设司籍二人，总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辅佐司籍的人员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徽宗皇帝对宫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和二年又设“司教“，传授宫人文化知识。形式内容与唐代大体近之。
明清时期，宫廷女子教育体系与的欢腾亦未曾中断，一直延续到传统社会寿终正寝。
家庭教育
考察古代才女的出身和作为不难发现，青史留名并有著述传世的女子多为世家出身，由父兄启蒙并因家世而知名于天下。如前述之班昭、得益于其父班彪与其兄班固；蔡文姬则受教于其父蔡邕，李清照受教于其父李格非，均属此类。
青楼教育
沦落为风尘艺流之女子，多貌美聪慧却出身微寒，其受教方式是师徒授受。赛金花之才艺，便依此途径而习得。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男尊女卑的理念，剥夺了一般女子受正规教育的权利。
寺观教育
在中国古代，不少失意女子遁入空门，青灯黄卷，伴随着信仰，靠坐禅、诵经打发时日，消磨青春。读经需识字，所以寺中老尼兼有教师之角色。自金元时期，全真道创立，道观中道姑之生活内容与佛寺尼姑大体近之，只是所诵经书不同，修道内容有异而已。由于佛道信众之出世取向，使其才华多不显露于俗界，故而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较上述两途为小。
学校教育
直至当今，世人仍多认为女子学校教育出现于清末。其实，早在明末，特立独行的“狂人”李贽就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清代“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著名才子袁枚，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世称随园老人。他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数十人，并亲自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女弟子28人之诗。其中最为知名者有席佩兰、孙云凤、孙云鹤等。与袁枚同时代的诗人陈文述，亦招收女弟子，其女弟子诗有《碧城仙馆女弟子诗》。陈文述女弟子中，尤以吴藻最为有名。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浙派中著名女词人，著有《花帘词》。由于知识女性群体的壮大，清代女子还曾创办文学团体。康熙年间，顾之琼创建蕉园诗社，成员主要有顾姒、紫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史称“蕉园五子”。清中叶，女诗人张清溪曾创办清溪吟社，成员均为吴中人，被称为“吴中十子”。这些结社赋诗等社会活动，尽管屡遭保守势力的抨击，但也得到过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并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红楼梦》中描写的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学活动的生动写照。
仔细考察中国历史上女子教育落后与凋敝之原因，将女子排斥于科举取士之外的作法，当是最大的负面因素。隋唐时期兴起值清末废止的科举考试，是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然其规制虽一直在变化之中，不准女子应试，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竟无一巾帼之人，令人抱恨。清人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颜氏》，描写有颜姓女子出身文化世家，聪颖过人。其夫屡试不第，她声言若应试，必能题名，其夫颇不以为然。后颜氏女伴男装，二人以兄弟相称，回到原籍，世人皆不知真相。颜氏应乡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明鼎革，天下大乱。乃告嫂曰：实相告：我小郎妇也。以男子阘茸，不能自立，负气自为之。深恐播扬，致天子召问，贻笑海内耳。嫂不信。脱靴而示之足，始愕，视靴中则絮满焉”。虽系小说，但亦并非空穴来风。
时至清末，事变日亟。随着西方进步理念的引入，社会进步提速，科举制度被废除，女子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大增。新中国成立，中国女子因数千年压抑而蓄积的巨大能量在数十年内爆发，在诸多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足可与须眉抗衡媲美。真乃才女满赤县，名媛遍九州，令世人刮目相看。社会的进步，往往与女子受教育程度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当今，男女在受教育方面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民族的大幸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