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书法在洪武年间初创,完全形成和发展主要在成祖永乐年间,流行于朝野间,体现了明初书法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特点,对后来清代馆阁体书法亦有相当的影响。明朝最著名的台阁体书家有三宋(即宋克、宋j和宋广)、詹希元、杜环、沈度、解缙等。其中詹希元是活动于明初书坛的较为突出的书家,是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先导。詹希元字孟举,后更名希原,新安人。号逸庵、丙寅讷叟。幼从父官胜国,至洪武初为铸印副使,后卒官中书舍人。
(一) 书学渊源及书法风格
解缙专门在《春雨杂述》中列述书学传授的嫡承谱系,我们可得知詹氏书学渊源,詹希元得之于饶介。饶介是元末吴门书家的主力,个性倜傥豪放,书法豪迈、自信,草书师怀素与王大令,近取康里子山的劲健,李日华评其书“圆劲畅朗,神追大令”。
詹希元自元入明,少时即受业于康里jj之门,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的烙印。他的学生解缙认为从赵孟\、康里子山,到明代宋克,再加上其师詹孟举,直到其本人,是书法传授的直系,应该代表解缙心目中的传统书学的发展脉络。可见詹希元在明初书坛当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这种地位的得来也是“名正言顺”的。
根据其楷书风格的记载可知其亦师法欧、虞、颜、柳等唐代名家。《新格古要论》载:
皇明中书舍人新安詹孟举,真书每一行二字在蜀府者为第一本,字方四寸,劲健壮丽,盖国朝第一手也,字兼欧虞颜柳,虽古人亦少。
可见,詹希元楷书又以欧阳询为主,兼取颜真卿、柳公权笔法。他主要以署书闻名(榜书),在当时朝野上下几乎无人与之相比,凡宫殿、城门、坊匾,皆其所书,小字则稍熟媚。
史载希元亦擅篆书,用笔与其泰不华绝类,也相当有水平。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号百野,蒙古族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官至浙东道宣慰使,擅篆隶楷书,有《陋室铭》传世。
可见,詹希元主要以楷书见长。作为御用书家,其风格也主要是为了迎合皇家口味,具有端重严整而又苍劲雅秀的庙堂之气。
(二) 地位及影响
詹氏在当朝名重天下,被誉为“国朝第一手”,享有很高的声誉。明范钦《评书》,把詹希元榜书列为当时最有名的书法之一,与祝允明、宋克齐名。因此,世人得其书迹皆视之为珍宝。丰坊评詹氏署书曰:“……题署,亦颜公为优,太白次之,君谟又次之。本朝惟孟举可配古人,自后未见其比也。”(《书诀》,《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20页。)
詹希元深得帝王器重,重要题署、碑文等多出其手。他洪武初授吏部奏差、铸印副使,后拔中书舍人。作为入明之后第一代中书舍人,其书法直接为宫廷服务,地位彰显,他以书显通,除宫殿城门坊扁,国朝碑文书丹多出其手。《六艺之一录》载:“希原善大书,兼欧虞颜柳。凡宫殿城门坊扁,皆希原书。”《墨池F录》卷三云:詹希元,独擅署法,署书冠冕庄重。詹景凤云:希原署书于端重严整中寓苍劲雅秀之趣,是为难能耳。若小字则稍熟媚。明洪武三年(1370)立《大明诏旨碑》,没有著书写者名,但《七修类稿・国事类》中记载了一篇名为《本朝岳镇海渎碑》的碑文,其碑文内容和碑文一字不差。文中提到:“予尝亲至东镇碑下,其碑高可三丈,书乃詹孟举之楷。考之于时,洪武三年六月颁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明人都穆在《都公谭纂》中曾记:“乃亲撰碑文,命詹孟举书,立于庐山之上。”《格古要论》载:“国朝尊崇碑,皇明尊崇孔子仍唐宋元旧王号内载正五岳四渎海镇神号字皆真字。中书舍人詹孟举笔也。碑极高大胜于前代碑远甚。”(明・曹昭撰,《新格古要论》卷3《国朝尊崇碑》,《丛书集成初编》第1554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杨士奇《东里集・恭题冉ㄌ学碑后》载:“洪武十四年,改建宣圣庙国子监鸡鸣山之阳,明年成翰林学士。臣宋讷奉茸N碑文。铸印局副使臣詹希元奉仁椴⒆刻。”
詹希元的影响之深远,还体现在为后辈台阁体书家所取法的对象。祝允明《书述》称,“詹、解鸣于朝”,以大书称道,自然也为当时很多著名书家所学习。除解缙之外,如当朝中书舍人许鸣鹤、王敬、朱孔[等人,甚至连宫中皇亲、嫔妃亦随希元学书。因詹氏甚得帝王宠爱,必然会被时人争相效仿,使得宫廷御用书家大多因袭了其以欧颜诸家为宗的风格,一方面推动了学书之风气,另一方面也成为宫廷台阁体书风形成的引导。明代擅长台阁体书家,以詹希元为取法对象的最多。
詹希元书趋于平正、娴熟,尽管尚未沾染庸俗之气,风格也主要取法自元代,但是为适合宫廷及帝王所好,业已初露台阁体端倪。洪武年间,中书舍人便有十数人,到永乐朝,骤增至三四十人,加之当时缮写《永乐大典》的许多书吏,宫廷书家甚为活跃,构成庞大的阵营,导致台阁体出现,至成祖永乐时期发展至高潮。
由于台阁体书风的风靡,詹希元后来引起了争议。第一代中书舍人在入宫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艺术追求。从元入明的书法家,许多人因善书被征入内府,书风渐趋媚俗。对明初流媚书风的笼罩,后世许多书家学者已有微词,也对詹希元的书风提出了批评,如晚明学者谢肇J认为明初多俗笔,后人却争相效仿,致使书风日下:
“国初能手,多粘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吕棋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逾下。……(清・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10《论书10・明谢肇J评书》,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第274页。)
《五杂俎》卷七批评詹氏宫廷匾额一味以庄严为上,被僵化平庸的恶俗所囿: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书法极端正者,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唱于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十《明周之士书家评》言及,詹希元等人虽然名重一时,但书风呆板,气格钝滞,不能兼通精善,所去古人法韵两胜的境界甚远了。
谢肇J等人的不满和批评是从台阁体书法的审美和艺术创造性来要求詹希元,钱谦益的肯定是从台阁体书法的实用性来看的,二者都有合理之处,对于詹希元来说,台阁体的兴起虽然由他肇其启端,但并不是他所能预料和决定的,客观的看,詹希元在明代初期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书家。
台阁体书法“楷法遒美”,单就其“配制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之严精到、法度森严而论,对于打好书法基础、规范书写法度和规则以及对于书法传统的继承与延续恰恰是非常有益的。那种工整匀称、平正圆润的“台阁体”和匀圆规矩的“馆阁体”与晋唐小楷一样,给人一种明晰而悦目的美感享受。作为为***服务的一种书法,强调共性,强调规范,本是无可厚非的,从书法角度出发,台阁体书家大抵学习赵孟\,但是,既无赵之情趣,又投以媚姿俗态,因此,常常透漏出谄媚的气息,千人一面,常常流于俗弊,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虽然以楷书为其发展主流,但是,以詹希元为例,可见中书舍人为适应宫廷需要,其他如篆书、隶书、草书、榜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宫廷书家中不同程度的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广义上说,台阁体即明初宫廷书法的代名,风格雍容华贵,适合了皇家的审美意趣。明初台阁体书法与台阁体诗文、院体绘画,都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帝王直接倡导干预下出现的必然局面,是封建社会皇权统治发展至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专门为迎合帝王所好的台阁体,扼杀了大多数书家的艺术生命,使得明初书坛覆盖了浓重的应制色彩,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只在明初辉煌了近一个世纪,证明了应制书法生命力必然脆弱的规律。台阁体书法,在书法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一页。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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