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唐代是我国科举史上的草创阶段。一方面其制度尚不完善，如行卷之风盛行，录取存在人为因素，防弊措施不健全，科目过于繁杂等；另一方面，唐代科举也滋生了一些社会习俗，如曲江宴游、雁塔题名等，尤其是新进士的宴游活动，其名目之多、规模之大、奢靡之甚，都足令后世瞠目。它既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同时也折射出唐代知识界乃至大众对科举功名的追逐艳羡心态。对这一宴游习俗进行考察与剖析，不仅有助于唐代科举制度和社会风俗的研究，而且能够借以观照当前社会的类似现象，起到知古鉴今的作用。
宴游的由来及名目
据《礼记·射义》所载，周代宴饮款待老者、贤者是朝廷奖掖士子、进德修业的必备礼节。唐代“沿隋法汉”，虽以科举考试取代了两汉的察举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其分科举人的方式与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实乃一脉相承，因此对那些自愿投入彀中的“天下英雄”，朝廷自然当予以礼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即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新唐书·选举志上》亦云：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选举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少长焉。
***府对选人长安参加礼部省试的乡贡们尚且设宴送行，那么在礼部放榜之后，让那些身登龙门的“新进士”们自行举办庆贺宴会，或是在吏部关试之后，为已释褐而即将踏入仕途的“准官员”们举办宴饮游乐等庆贺活动，也尽在情理之中了。
唐代科举及第后的有关宴饮游乐名目颇多。据《唐摭言》卷三“宴名”所载，有闻喜宴、樱桃宴、牡丹宴、月灯打球宴、关宴等近十种。其中有的已难详其情，有的可略考源流。例如闻喜宴，从名称看应是新进士初发榜时举行的宴饮活动。康学伟等著《中国历代状元录》说：“唐制，进士放榜后，集钱大宴于曲江亭子，称曲江宴，亦称闻喜宴。”但据《唐摭言》卷三可知，曲江宴又称曲江大会，在吏部关试之后才举行，因此也称为“关宴”。此时新进士们已经没有了初闻礼部放榜时的喜悦激动之情，且《唐摭言》及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敕书都明确将闻喜宴与关宴并列，可见二者有别。不过唐代闻喜宴的地点的确设在曲江，《登科记考》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唐时礼部发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日闻喜宴。”天成二年敕日：“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关宴，今后逐年赐钱四十万。”此时的新进士们已经不用自掏腰包了。
关宴则是唐代进士宴游活动的最后高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唐摭言》卷一云：“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宴。”对于关宴的沿革及备办情况，《唐摭言》卷三转引了《唐国史补》的记载：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成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首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
所谓进士团也称“团司”，是专门负责筹办新进士宴游活动的民间商业机构，何士参是其总管。《南部新书》卷乙还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据上可知，新进士的一系列宴游都是由这个进士团来代办的，何士参常为进士预垫费用，但到举行关宴时要把所有的欠账结清。估计当时主办这样的大型宴会获利不菲，何士参死后其子还继承了父业。
关宴的准备从新进士拜见主司后就开始了，先由团司在主司宅旁租一处大的宅院，待新进士们会集之后，推选出录事一人，一般多由状元担任。此外还要推举出主宴、主酒、主乐、主茶及探花等。这里的“探花”与后世的含义有别。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少年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唐代关宴的“醵罚钱”，即每位进士所出的份子钱是自行商定的，但为数都不少，因此那些寒门出身的进士往往要为之举债。而且与宴者还要自备袋囊，用以盛装衣物书册酒器等。关宴的地点设在杏园，因此也称“杏园宴”。
曲江宴游的盛况
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位于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本来主要是为解决长安部分居民的用水而修凿。后来唐玄宗开凿黄渠，引水注入曲江，遂把曲江池开辟成了长安近郊最大的风景游乐区。《唐摭言》卷三说：“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又引《实录》说，天宝元年降敕命太子太师萧嵩从曲江畔迁移家庙，因为“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可见曲江宴游之风是从玄宗开元之时形成的。我们还可以从杜甫早年所写的曲江诗中窥知当时的情形，《曲江二首》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哀江头》则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虽已是安史之乱中，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此前的繁盛景象。
曲江宴游的习俗虽兴自开元末年，但与科举相关的宴游活动，则主要呈现于中晚唐时期。曲江宴游活动极为丰富繁盛，场面盛大可观。《唐摭言》卷三“散序”条载：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
开宴之日，皇室贵戚倾城出观，车马华丽，临时性的商铺在江畔一字排开。宴中有乐舞助兴，宴后则泛舟遨游。公卿豪贵之家还趁机挑选东床快婿，好一派狂欢景象。
作为宴游的主角，新进士们更是意气风发，兴致盎然。孟郊及第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反映了新进士的普遍情绪。《唐摭言》卷三说：“人置被袋，例以***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张籍有诗纪其实曰：‘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其进士科不仅要考诗赋，而且举子考前借以获得声誉的行卷也以诗歌冠首，那么在及第后的庆贺宴会上自然也少不了赋诗助兴。刘沧有《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唐摭言》还记载了唐敬宗宝历年间新昌里第举行的一次宴会，有新进士和朝臣共同参加，元稹、白居易皆即席赋诗，但刑部侍郎杨汝士所赋令元、白为之失色，杨大醉日：“我今日压倒元、白！”宴饮气氛之热烈可以想见。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黄滔在《成名后呈同年诗》中云：“一字连镳巡甲族，千般唱罚赏皇都。名推颜柳题金塔，饮自燕秦索玉姝。”诗中提及的走马赏花、歌舞宴饮、雁塔题名、秦楼狎妓等，也都是新进士曲江宴游活动的组成部分。
关于雁塔题名习俗的来历，《唐摭言》卷三认为兴自中宗李显时期，“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而《南部新书》卷乙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韦肇是宪宗朝宰相韦贯之之父，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吏部侍郎，他中进士大约在玄宗、肃宗之际，雁塔题名的习俗应肇始于此时。《刘宾客嘉话录》则说雁塔题名始于张莒，但据《登科记考》，张莒是代宗大历九年进士，时间显然比韦肇要迟，当从《南部新书》之说。我们所见到的有关题名的记载也都发生在中唐以后。《玉泉子》说：“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裴）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唐国史补》卷下云：“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既已称为“题名会”，可见这已不是少数举子的一时兴致，而是形成了一种例行风尚。如白居易当年中第后，就曾在雁塔题名并纪以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张籍《哭孟寂》亦云：“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女诗人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诗说：“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崇真观在长安朱雀街东之新昌坊内，开元初建。《唐摭言》还记宣宗大中六年进士苗台符和同年张读题名于西明寺之东庑，又可知唐进士题名不仅雁塔一处也。
记载唐代举子和新进士征歌狎妓风气的史料较为零散，最为集中的是晚唐孙綮所著的《北里志》。北里即平康坊，位于长安城坊市的北部，毗邻东市，是当时歌妓集中的地方。
唐人对宴游之风的态度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繁盛期，其经济文化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积累，至玄宗朝而达到鼎盛。整个皇室贵戚集团都追逐奢华，宴游无度，流风所及，普通官僚士子乃至民间也都崇尚宴游娱乐，《开元天宝遗事》中就多处记载了当时长安城的春游盛况。玄宗时还颁布诏书，公开鼓励宴游活动：“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宴游乐。”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商旅云集，万国来朝，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朝廷听任官员们宴游消费也属自然。当时就连杜甫与郑虔这样的穷儒卑官，也时常出入于各类宴游场所。然至玄宗天宝后期，贵戚豪门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玄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奢侈敕》，企***改变浮靡的世风：
雕文刻偻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诸格令，且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如闻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闻节俭，尚纵骄奢。器玩犹擅珍华，车服未捐朱翠，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举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断。（《全唐文》卷三十五）。
但没过多久，安史乱起，长安城任凭胡骑蹂躏，曲江池畔的繁华暂时消歇。其后降及中唐，随着唐朝国力的逐步恢复，长安城再度成为天下举子的云集之地，官员、进士的宴游风气很快复炽。但此时大乱甫定，藩镇林立，江淮漕运不畅，唐中央的财力、物力已远不能与开元以前相比，过度的奢华已经让长安城感到难以支撑了。
对于愈演愈烈的宴游奢靡之风，当时便有不少人深表忧虑。德宗朝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就直接将京邑虚耗的原因归结为举子、选人久居长安而导致游食过度所致。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还上奏要求禁止门生拜见座主，只允许新进士小范围的宴乐，不许聚集同年广为宴会，并停止题名活动。唐武宗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短时间内起到了扼制颓风的作用。但随着李德裕的被贬，一切又都恢复故态。至唐僖宗年间，朝廷不得不再次颁布《戒约新及第进士宴游敕》（《全唐文》卷八十八），对新进士宴饮的资费限额、参加人数以及时间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宴游的昂贵开销，不仅使寒门出身的新进士不堪重负，一些官宦之家也十分反感。王定保是昭宗光化三年（900年）的进士，他对当时的宴游奢靡之风深有感触，亦持批评态度。《唐摭言》卷三结尾说：“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可见宴游至晚唐已变成颓风陋习，完全背离了朝廷优礼进士的初衷了。
（题***：曲江遗址公园）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