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近来，随着陆川的新作《南京!南京!》在全国各大院线的火热上映，对于这部影片的激烈讨论和争鸣也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媒体的造势宣传、名家大腕的推崇备至和摇旗呐喊下，《南京》的票房一路飙升。但与此同时，网络媒体为这部影片而喧哗骚动不已：来自民间的各种质疑、批评、甚至骂声却不绝于耳。这使《南京》可称得上是2009年上半年最为热闹的文化现象之一，《南京》无疑也会在中国电影史留名留迹。高聚焦、高票房、高争议，可以说，影片《南京!南京!》创造了一个当下的影像神话。
一、历史与记忆的神话：现代性话语空间的开拓
南京大屠杀是国人心头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段永远不能释怀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繁华的现代大都市南京城已经难觅当年的踪影，只有大屠杀纪念馆内的累累白骨以及种种影像资料还在警醒着世人，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曾经真实地发生过。档案馆里所积累的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材料，还有不断发现的补证和再证，证明着历史事实。但是，种种单纯的数据和结论是缺少活力的，难以介人当下人们的生活空间，进而成为有力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历史事实更多存在于档案馆。难以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世界，两者之间随着时间的蔓延在逐渐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它的缺席或遮蔽，使得今天人们的生活缺少了历史的向度和反思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学会讲述自己的苦难和历史，尤其是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或多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来强化对于历史的话语言说活力和增长性。影片《南京!南京!》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
《南京!南京!》是大屠杀历史的象征符号，它将重新塑造观众对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记忆。影片糅合了纪录片与艺术大片的创作手法，充分利用黑白影片的质感，凸显真实的力量，并采用多个叙事视角的模式，从人性的高度反思战争，从而对历史做出深度阐释和全新书写。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影片的主旋格调，该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方式，在现代性的视野下，直面历史和艺术的真实。通过这部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已经不再单独存放在历史档案或博物馆中，而是以艺术符号的形式走进公共话语空间，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进而强化了当代人的集体记忆，在70多年后的今天，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话语活力，必将影响和塑造着国人对历史、国家和民族的全新理解。影片打开了观众的想象力和言说空间，历史由此向着观众敞开，而进人当下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说影片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空间。
南京，是一个永远不能穷尽和止息的话语资源，需要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言说和开掘下去。阿多诺曾经痛彻心扉地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南京浩劫之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历史因言说而存在：影片《南京!南京!》以影像艺术的方式重述历史，开创了一个话语空间的神话，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为重构中日对于南京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提供了某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也具备了走向国际进而取得世界观众认同重要元素。
二、人性救赎的神话：战争与人性的反思
在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有不少，如《屠城血证》《南京大屠杀》《栖霞寺1937》等，还有美国人拍的《南京》、加拿大人拍的《张纯如》、中美合作的《南京浩劫》，还有目前正在同期热播的《拉贝日记》等等。总体来看这些影片都从不同层面拍出了南京浩劫的历史事实，但这些影片普遍缺乏震撼心灵、震撼世界的力量。参与过《南京》拍摄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指出，“西方人拍电影比较擅长从人性的角度挖掘。在提高影像的震撼力和渗透力方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学者蓝爱国先生也认为：“《南京大屠杀》缺乏的不是影像中对日本侵略者屠杀事实的表现，而是缺乏一个有力的人性视点。”无疑，影片《南京!南京!》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抗日题材的影片多不胜数，几代人就在这一系列的影片的熏陶中成长，并形成了既定的历史观念和审美经验。影片《南京!南京!》的出现，一反传统同类影片的叙事模式，采用群像式的表达方式，以全新的视角和话语重新言说那段历史，打破了人们既定的审美观念。影片摒除了以往同类题材影片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严肃、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真实地表现南京浩劫的历史真实，镜头的焦点始终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展现生命的尊严与人性挣扎。陆川说，在战争、苦难、死亡、仇恨之外，他更希望观众能够体会战争背后的思索、苦难背后的救赎、死亡背后的尊严，以及仇恨背后的温暖，“我要讲述的，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这关系到我们以何种心态重读历史。”在这样的创作理念的统领之下，影片一反传统主旋律影片的宏大叙事模式，没有高潮迭起的救世主义，没有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而是将镜头聚焦在南京浩劫中一个个普通人的面孔上。通过中国***官陆剑雄、归国女教师姜淑云、日本***官角川、拉贝的秘书唐天祥等多个人物视角来见证和审视那场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影片的人性立场是超越国家和民族情感的，把一个历史悲剧的审视提升到人道和人性的高度，从而具有了震撼心灵和世界的力量。这种人类认同和反对战争的视角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对双方的立场，消解了敌我仇恨，将侵略者和受害人置于同一个层面上，那就是人性的立场，共同直面同类的暴行，审视人类自我的悲剧和美的毁灭，这就使两者之间对话与和解成为可能。事实证明，那些从人性化角度出发，超越了人生苦难、仇恨的视角，可能更容易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在战争中，人性如何得以救赎?影片似乎在尝试做出回答，那就是宗教的力量。影片中多次出现大教堂的场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聚集在大教堂，难民营被迫交出100名中国妇女的悲壮场景也在大教堂。就是在这的圣地，日***的残酷暴行和中国女性的悲壮之美相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宗教空间里，角川为错杀平民而懊悔不已，100名中国女性挺身而出，人性的挣扎和壮美在此得到强有力的表现和升华。角川曾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姜淑云是一个教会女教师，角川与姜淑云的两次相遇，第一次是在姜淑云的房间里，角川向她索要带有十字架的项链，是为两人之间因信仰的一致而达成的一次和解。第二次是在姜淑云屡次冒领营救被发现后，在被带走的路上两人的又一次相遇，就在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姜淑云用英文请求角川射杀她。同样是因为信仰的一致角川心领神会，姜淑云倒下的那一刻两个人同时获得了救赎。以共同信仰――上帝的名义。影片最后，角川放走了两名中国人，一句活着比死更难，意味着角川对于战争的大彻大悟，宗教的信仰最终使他获得了精神的自我救赎，举*** 自尽是对战争予以强烈谴责之后的自我救赎，是关怀下的人性回归。至此，影片对于战争的反思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南京大屠杀是两个民族的灾难。借助于这种宗教认同，影片的人性立场找到了有力的支撑，具备了关乎所有人命运的普世感召力，为影片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化想象的理想神话：批判与反思的未来向度
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控诉和批评的层面，而是以客观冷静的叙事，在残忍的暴力面画中力争触摸人性的温度，从而使影片获得令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凸显了主创人员普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阿尔都塞曾经指出：“如果戏剧的目的是要触犯自我承认这一不可触犯的形象，要是动摇这静止不动的、神秘的幻觉世界。那么，剧本就必定在观众中产生和发展一种新意识。这种新意识是尚未完成的意识。它在这种未完成状态。这种由此产生的间离状态以及源源不断的批判的推动下，通过演出而创造出新的观众。这些观众是在剧终后开始演出的演员。是在生活中把已经开始的演出最后演完的演员。”0影片《南京!南京!》所呼唤的就是这种“新意识”，这种“新意识”是一种新的话语空间或言说方式，是一种人性的认同与反思，更是一种新的文化想象和理想。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如何重塑我国的大国形象，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与对话，是我们各个领域都需要为之思考和努力的。“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产物和现代工业产品，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构造一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创造现代的认同所必需的文化要素，也是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类型。电影无疑是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形态，它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之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南京!南京!》对于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在文化艺术领域为重塑中国的文化想象和民族形象，树立了一个典范。然而，影片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诸如影片结构松散、情节性不强、形象塑造矫枉过正和结尾的暖昧不清等问题。观众的挑剔、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广大民众对于该影片的密切关注和激烈争论，至少说明对于南京浩劫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国内民众是高度关注的，对于历史问题和艺术作品还是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的。这凸显了国民历史责任感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这与当前社会舆论环境的自由和多元文化艺术创作局面是分不开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的绝不是一味地咀嚼历史的伤痛，不是仇恨的心理和敌对的情绪，而是面向未来的行动，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维度上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更应该重视在空间维度上，加强与日本的交流和对话，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从***府到民间，从青少年儿童到中老年人，在***治、经济、***事到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层面加强交往和对话，以积极面向未来的姿态超越过去而立足现实思考和行动。我想，这也许就是影片《南京!南京!》在开创话语新空间、唤起国人历史记忆和树立人性的艺术立场方面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刻地反思自省，并且行动起来。
[作者简介]王晗(1981―)，男，山东沂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及审美文化；刘婧(1983―)。女，山东东营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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