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聂泽文(1989-),男,江西丰城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
王引萍(1962-),女,陕西彬县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赵静(1990-),女,河北承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儒林外史》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长篇儒林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后期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假托明代故事,展示的却是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它以士人为描写对象,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这些士人形象身上折射出了清中叶士人追名逐利的士风、淡泊名利的士风、空疏不学的士风、寡廉鲜耻的士风和沽名钓誉士风。
关键词:《儒林外史》;士人形象;士风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杰出的儒林小说,历来受到批评家们的重视。鲁迅先生评价该书“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讥讽所向,尤在士林”①,士是该书的主要描写对象。它“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②小说成书于清中叶,反映的是清中叶的社会现实,作者为避文字狱,因而假托明代故事。本文通过对《儒林外史》中士人形象的分析揭示其所折射的清中叶士风。
一、《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形象类型解析
《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士人形象,本文根据其主要特点大致分为五种类型:执著功名的士人、漠视功名的士人、知识匮乏的士人、道德沦丧的士人和附庸风雅的士人。
(一)执著功名的士人
小说中执著功名的士人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他们执著功名的同时又深受其毒害,一个为之悲极而泣,一个为之喜极而疯。
1.悲极而泣的周进
周进是一个经历了百般挫折仍执著于科举考试,谋求功名的士人。他出场时己六十多岁,但屡试不第。到后来,当他有机会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积攒的悲苦便倾泻而出,“一头撞在号板上”,接着又“伏号板哭个不住”,直哭到口吐鲜血,被人抬出了贡院后,仍“伤心不止”。当他听说有人愿意资助他纳监进场时,他便急忙答谢:“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并且立刻爬到地下给人磕头。可见他执著功名又深受其毒害。
2.喜极而疯的范进
范进同样是一个热衷功名的典型士人,他从20岁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30多年中考了20多次,到54岁还只是童生。后来,范进参加乡试并有幸中了举人,大半生的渴望突然变为现实,范进竟然喜极而疯。当他看到“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的报帖时,不禁“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笑道:“噫!好了!我中了!”说完便“往后一交跌倒,不省人事”。热切盼望的这一天出乎意料的到来,屡遭挫折的范进在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下竟然喜极而疯,可见其对功名的渴望之切。
总的说来,周进和范进一个久试不第,悲极而泣;一个一朝得志,喜极而疯,属于执着功名的士人。
(二)漠视功名的士人
小说中淡泊名利的士人以王冕和杜少卿为代表,一个洁身自好,一个漠视名利,他们都保持着清高的节操。
1.洁身自好的王冕
王冕不求功名、洁身自好,是漠视功名的典型士人。他出身贫寒,但坚持自学、修身、明道。“年纪不满二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吴王要征聘他出来做官,他便连夜“拜辞了母亲”,逃往会稽山中。他不贪富贵,不肯接受朝廷的征聘,选择隐逸山林,是因为看清了客观***治环境的险恶,正如他母亲说的那样“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下场”。当他看到明朝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便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王冕有着儒家的理想人格,痛恨士林风气的污浊,但又无能为力,只好摒弃功名,归隐山林,洁身自好。
2. 漠视名利的杜少卿
杜少卿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拒绝科举,不攀富贵,辞却出仕的机会。安徽巡抚李大人推荐他去应试朝廷的征辟,常人一定会将其视为无上的荣耀而感激涕零,但杜少卿以“庭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为借口推辞,此时的杜少卿经济困窘,但也不愿为稻粱谋而改变初衷。他不愿做官,因为他对仕途***治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选择淡泊名利,保持自己清高的节操。
总的说来,王冕和杜少卿漠视功名富贵,不出仕为官,洁身自好,属于漠视功名的士人。
(三)知识匮乏的士人
小说中空疏不学的士人以张静斋和马纯上为代表,一个不懂装懂,一个孤陋寡闻,他们都缺乏基本的知识。
1、不懂装懂的张静斋
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曾做过知县,但他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范进和张静斋一起去高要县打秋风,他们叙谈时,有如下一段对话: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一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他们谈论的是明朝***功臣刘基,张静斋是明朝举人,竟然不知道刘基是元朝末年的进士,也不知道本朝的取士之法是明太祖和刘基共同制订的。其历史知识如此匮乏,却偏要故作博学。
2、孤陋寡闻的马纯上
因科场不利而从事于八股文选编工作的马纯上,“补凛二十四年”,可以算的上是一个八股文行家,他却不知道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小说第十四回写马二先生在请仙判断功名时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像是请仙的意思,便走过去看。当马二先生听见有人说到李清照和朱淑真时,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李清照、朱淑真都是宋代有名的女词人,马二先生竟然生发出“这些甚么人?”的疑问,可见他文学常识的匮乏。
总之,张静斋和马纯上一个不懂历史,一个不知名人,连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文学常识都缺乏,属于空疏不学的士人。
(四)道德沦丧的士人
小说中道德沦丧的士人以严贡生和匡超人为代表,一个卑鄙,一个忘恩负义,他们都背离了基本的伦理道德。
1.卑鄙的严贡生
严贡生是一个卑鄙的士人形象,他不仅鱼肉乡里,还讹诈乡民。在第五回中,严贡生家的一头小猪走到邻居王二家,王二慌忙把猪送回严家,严贡生硬逼着王二买了小猪。当猪在王二家养大后,错走到严家,严贡生又把猪关起来。王二的哥哥王大去严家讨猪,严贡生却索要银两。王大因此和严家争吵,却被严家人殴打致残。他不仅地敲诈邻居,还阴险地诈骗船家。严贡生替儿子到城里迎亲,在回家的船上,他为了不付船钱,故意设下圈套,把云片糕放在甲板上等船家来吃。当他的阴谋得逞后,他便以船家偷吃了他治病的名贵药材进行讹诈,最后赖掉了船钱,可见其贪婪自私和恬不知耻。
2.忘恩负义的匡超人
匡超人是一个典型的忘恩负义的士人。匡超人与马二先生结为兄弟,而且马二对他有恩,但当别人讥讽马二时,他不但不为马二说话,而且和别人一起讥讽。他在杭州生活艰难,全仰仗潘三的帮扶,但当潘三有难时,他不但不帮忙,甚至不肯去狱中探望。匡超人的以上种种行为是典型的忘恩负义。匡超人的行为与儒家的道德仁义背道而驰,然而匡超人本人却心安理得,没有半点自责,可见其已经堕落成麻木不仁的忘恩负义之徒。
总之,严贡生和匡超人完全背弃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义廉耻,属于小说中道德沦丧的士人。
(五)附庸风雅的士人
小说中附庸风雅的士人以杨执中和权勿用为代表,一个自命风流,一个装模作样,他们矫揉造作,故作风雅。
1.自命风流的杨执中
杨执中在科举考试失败后便产生了做高人名士的想法,以作为心理补偿。高人名士首先要有学问,于是他“便袖口内藏了一卷(书),随处坐着,拿出来看”;到处“说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仿佛自己“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在卖弄学问的同时,他还装出一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模样。在娄氏兄弟面前,故意将自己辞掉沐阳县儒学教官的事迹大肆渲染,使得娄氏兄弟肃然起敬。为博虚名,他故作风雅,沽名钓誉。
2.装腔作势的权勿用
权勿用标榜道德学问,并在名教所最推重的守孝尽礼上大做文章,居丧百日后前往拜会娄家公子时,他故意模仿古代名士,穿一身白孝服,头戴孝帽。去娄府的路上,他的孝帽被卖柴的扁担横挑了去,大出洋相。在娄公子的席宴上,他装模作样地说“居丧不饮酒”。杨执中说他刚才荤菜肴馔照吃不误,他连忙进行狡辩,颠倒黑白地说,“葱、韭、芫荽之类”蔬菜才是居丧必戒的“五荤”,鱼肉等肴馔不算荤菜,吃了不算背礼。可见其哗众取宠,装模作样的姿态。
总的说来,杨执中和权勿用为博虚名,装腔作势,故作风雅,属于小说中附庸风雅士人。
二、从《儒林外史》管窥清中叶士风
《儒林外史》塑造的士人形象个性鲜明,前文所述的五类士人形象分别折射出清中叶士人追名逐利的士风、淡泊名利的士风、空疏不学的士风、寡廉鲜耻的士风和沽名钓誉的士风。
(一)追名逐利的士风
清统治者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懂得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来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确立了“崇儒宗道”的基本国策。清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用儒家的四书五经命题,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同时达到笼络文人,维护统治的目的。科举考试坚持“择优取士”的原则,这就给广大士人进入官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士人以读书为业,谋生能力缺乏,因此都较为贫寒。贫寒的士人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一旦“中试及第”,进入仕途,就可获得荣华富贵。清代中叶,有很多的老生宿儒一生痴迷八股,风烛残年仍然上场应考,从血气方刚的少年到举步蹒跚的老者,他们把一生都耗于科场,参加科考取得功名是他们一生的追求,这一时期的士人形成一种追名逐利的士风。小说中的周进和范进执著功名的程度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其反映的正是清中叶士人追名逐利的士风。
(二)淡泊名利的士风
清中叶,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用儒家的四书五经命题。八股取士制度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目的之一在于让考生“代圣贤立言”,身体力行孔孟之道,养成德才兼备以供朝廷之用,八股取士制度与读书人的堕落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大多数读书人视八股文为猎取个人功名富贵的工具,背离孔孟之道。有着儒家理想人格的士人将“内圣外王”作为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痛恨士林风气的污浊,但又无能为力,他们只好选择摒弃功名富贵,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这一时期的士人形成一种淡泊名利的士风。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人都保持着儒家理想人格和节操,淡泊功名富贵、拒绝出仕作官。篇尾的“市井四奇人”,虽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各有所长,也不肯用一技之长博取功名富贵。上述士人折射的正是清中叶士人淡泊名利的士风。
(三)空疏不学的士风
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富贵无疑是最大的梦想,因此读书人几乎都是奋力投身科举。清代继承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仍以儒家《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内容。到了清中叶,科举考试尤其注重头场的《四书》文,如果头场没考好就没有考中的希望。如乾隆九年(1744)谕云:“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③”清代科举考试这一专重头场《四书》文的风气使应试的士子们只读《四书》、《五经》,其它的书几乎不看。科举考试内容单一、范围狭窄,造成了士人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多人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中消磨终生,造成其他领域知识的匮乏,这一时期的士人形成一种读书空疏不学的士风。小说中的张静斋和马二将一生之精力消磨于八股科举中,造成读书范围狭窄,连基本的常识都缺乏,反映的正是清中叶空疏不学的士风。
(四)寡廉鲜耻的士风
嘉庆初,洪亮吉曾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④,后来龚自珍更为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李祖陶在《与杨蓉诸明府书》中更是对这一时期的士人风气做了准确的概述:“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神。见鳝而以为蛇,见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⑤ 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和衰落,加上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也慢慢失去了束缚力,士人的道德开始沦丧;同时,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繁荣,市民从商之风兴盛,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以金钱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产生趋利忘义的世风。这一时期,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节操和道德品格,趋向重利忘义,形成寡廉鲜耻的风气。小说中卑鄙的严贡生、忘恩负义的匡超人都是这一时代造就的典型,他们就是清中叶寡廉鲜耻的士风的缩影。
(五)沽名钓誉的士风
隋唐以降,主要实行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但荐举、征辟等办法一直相辅而行。到了清代,统治者兼容并收,如设置孝廉方正科、博学鸿词科,推行荐举征辟制度,笼络有声誉的名士。在科举制度中,也有贡举、优行等含有举荐因素的名目。这种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品行本来就缺乏相应的评估机制,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就为假名士蒙混过关提供了条件,从而诱发了形形的假名士的滋生。他们装模作样、附庸风雅、沽名钓誉,通过名士这条“终南捷径”,谋求“异路功名”,高则可平步青云,应诏为官,低则依附权贵,充当幕僚或帮闲,并从中获利。这一时期的士人形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士风。小说中的杨执中和权勿用沽名钓誉、装腔作势,以他们为代表的士人折射这一士风。
三、结语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正是作者吴敬梓所处时代士人的生活状况与人生追求。作者通过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出了清中叶追名逐利的士风、淡泊名利的士风、空疏不学的士风、寡廉鲜耻士风和沽名钓誉的士风。这些士风体现了极富时代特色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2011SDJ005);北方民族大学2014年文史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儒林外史》中士人形象和士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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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487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84
③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④ 张家林.清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⑤ 李祖陶《迈堂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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