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言的“圣愚”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太过陌生，他们所期待见到的是一分为二的简单形象。要么是堕落的马雅科夫斯基，要么就是桀骜的索尔仁尼琴，这种思维倾向阻碍了他们深入了解肖斯塔科维奇。
9月25日是前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欧美古典音乐界，持续一整年的纪念活动纷至沓来。在中国，尽管也有类似的肖氏作品的纪念演奏会，但是这与当年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赫赫声名相比，却显得有点冷落和萧条。
这一切并非意外，想想当年比肖斯塔科维奇更早为中国知识分子熟知的几位前苏联知识分子，如异议者形象的索尔仁尼琴等人，都早已褪掉了早年的光环；但作为音乐家的肖斯塔科维奇依靠各类乐团不断上演的交响乐、歌剧和灌录的唱片，毕竟还在流传。
今年还是莫扎特诞辰260周年，其纪念活动声势之浩大也远远超过肖斯塔科维奇。肖氏的作品大多沉重黑暗阴郁，因此也有人把他称作20世纪的贝多芬，这样的气质怕与当前时代气质不够吻合了。和贝多芬一样，肖氏也被人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交响乐大师，他曾经说过：“我在回忆朋友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事实上，肖斯塔科维奇很少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中产阶级们喜欢的精神世界，与全民歌颂莫扎特相比，肖氏的百年诞辰纪念仿佛只能算是“小圈子”里的事情。
御用艺术家？
早在19岁创作《第一交响曲》之后，肖氏的盛名就开始在西方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1927年，这部作品在柏林首次演出，由著名的布鲁诺・瓦尔特指挥，演出获得成功，后来这部作品还成为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保留曲目。作为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在西方世界看来，乃是一位具备超常音乐才能的年轻音乐家。但肖斯塔科维奇在西方世界里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
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将肖斯塔科维奇的国际名声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战争中创作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抗战电影中“鬼子进村”的那段旋律，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正改编自肖氏的《第七交响曲》，最初它是描写德国鬼子入侵俄国大地的。斯大林将这一作品宣传为反***的颂歌，从而引起了盟国的好评。
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听到了这首后来被广为争议的作品。就在当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选用了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德***围困的列宁格勒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一个侧面肖像，可见当时影响之大。在后来伏尔科夫记述的《见证》（Testimony）一书中，肖斯塔科维奇将这一作品解释成对战前苏联所弥漫恐怖气氛的描述，这也使得他不仅成为抗击纳粹的英雄角色，而且还提升到在斯大林时期对人性进行勇敢捍卫的圣徒形象。
不过这一切才刚刚是争论的开始，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的讣告中，将他总结为“一位有时受到严厉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一评价当然是由于他当时和体制之间的暧昧关系所造成的。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一剧受到斯大林批评之后，从而导致由《真理报》所引发的一股批判他的狂潮，导致肖斯塔科维奇陷入深深的恐怖气氛之中。而1937年首演的著名《第五交响曲》被人解读成迎合斯大林的一部作品。在西方舆论看来，肖斯塔科维奇和马雅科夫斯基没什么区别，都是依附在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
伟大的“圣愚”
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和《见证》一书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有着极大的差别。
在逝世的前4年间，肖氏已重病在身，他的朋友伏尔科夫记录了他的回忆口述，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肖斯塔科维奇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将书稿送西方出版，唯一条件是到他死后才能公之于世。
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并且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肖氏作品的认识与理解。自始，关于他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2000年，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三任夫人伊丽娜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指称伏尔科夫篡改了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的原意，而且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伏尔科夫所描述的那样深厚，因而指责伏尔科夫只不过在利用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声而已。
每隔几年，类似这样关于《见证》以及肖斯塔科维奇是否真正反抗过斯大林的话题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一部关于肖氏的记录片就赫然以《肖斯塔科维奇反对斯大林》为题，这也奠定了肖斯塔科维奇在《见证》出版之后的基本形象，那就是一位顽强不屈，秉持异议品质的音乐家。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的异议角色鲜明而且直接，肖斯塔科维奇与之比较起来则显得大为不同。事实上在他长达几十年的音乐及***治生涯中，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治的漩涡，不管他愿意与否，他总是在荣誉的顶端或者***治危机的险境之间徘徊。而他在音乐中所形成的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让他跻身于俄罗斯伟大的“圣愚”传统之列。
所谓“圣愚”，乃是指那群高度睿智但是迫于***治压力，而不得不装疯以求生存的知识人，这种悖论性的特征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内心充满了反抗的激情，却同时又审时度势，常常妥协于现实的压力。这并非我们所常见的“骑墙”，而是某种反讽和调侃。因此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前的妥协，或许并非原则的让步，而是在内心里不断涌现批判和玩世不恭的力量，而那背后则是普遍主义的人类之爱。
就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对“圣愚”传统所作的描述：“俄罗斯灵魂、俄国人民的天才，大概是最有能力容纳人类普遍情谊、兄弟之爱的观念的；这是一种清醒的观点，它能谅解一切敌意、区分和宽容一切绝望，消除一切矛盾。”
这样一种形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太过陌生，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分为二的简单形象。要么是堕落的马雅科夫斯基，要么就是桀骜而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这种思维倾向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入了解肖斯塔科维奇。因而当史料披露肖氏并非如《见证》中所描述的勇敢形象，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开始犹豫起来，甚至开始怀疑乃至批评。
如果从音乐作品的角度进入，我们可以发掘出不同于《见证》中所刻画的丰富形象。就那部广为争议的《第五交响乐》而言，作家法捷耶夫听到的却是无可挽回的悲剧感，绝非是对斯大林的礼赞。正是因为肖斯塔科维奇表达方面的独特方式，已无法将他简单地纳入异议或者御用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去，而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自80年代以来对肖斯塔科维奇形象的基本预设。
过气的精神标杆
1980年代末期，诗人欧阳江河写有一首著名的诗歌《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杀》。这首诗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肖斯塔科维奇最具代表性的阐释：“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杀/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者列在一起/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诗人和音乐家对于极权***治的痛恨和思考在此合流。
在诗的结尾处，欧阳江河这样写道：“一次***杀在永远等待他/他在我们之外无止境地死去/成为我们的替身。”从中也能看出活跃在1980年代的那批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谱系上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继承。
《见证》在80年代初就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过少量译本，肖斯塔科维奇从而引入中国思想界。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对肖氏的了解，并非来自于对其音乐的了解，而只是依靠《见证》延续了让中国知识分子颇为向往的知识分子谱系。
在这一谱系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曼德尔施塔姆、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等知识分子，有着俄罗斯传统中强烈的受难意识。而这让经历过类似境遇的中国知识分子顿时寻找到精神的标杆。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推崇，对阿赫玛托娃组诗《安魂曲》的崇敬，都代表了198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些独特取向的青睐。
如果时间往前追溯，1953年，后来成为中国交响乐团著名指挥的李德伦去到莫斯科，恰好欣赏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当被问及感受时，李德伦不无困惑地表示，为什么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如此沉重？细细想来，1950、19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尚沉浸在强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之中，恐怕难以体会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的曲折与阴郁，不过就算从音乐史的角度，肖氏的现代主义特色也一直没有被中国音乐人所理解和把握，可见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是模糊难辨。
《见证》的公开出版无疑方便了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肖斯塔科维奇的内心世界。当中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如何在音乐中表达对斯大林***权不满的叙述，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感受到自身所缺乏的那种相似境遇下的勇气。正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这种自我批判和反省，肖斯塔科维奇与索尔仁尼琴等等俄罗斯知识分子，因此被简化为人类良心的形象。
如果说肖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复兴的话，那也要归功于《见证》的出版将肖氏定格为一个鲜明的反对斯大林的形象，这极大地吸引了对知识分子***品质争论不休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但随着关于知识分子***性的讨论渐渐远离公众视野，肖斯塔科维奇，乃至与他有相同符号形象的索尔仁尼琴以及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知识分子，除了在音乐及诗歌界中有相关的研究者外，已无多少人表示出浓厚兴趣。
这一切，难道意味着肖斯塔科维奇只不过就是一位在“大清洗”时期反对斯大林的异议知识分子而已？俄裔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此描述肖斯塔科维奇：“他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他有时候会撒谎，但是在音乐中，他是完全诚实的。”假如这样一个描述还算确切的话，纠缠在《见证》这一文本，是无法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来作对比的。
假如真正想进入肖斯塔科维奇的内心世界，来重新理解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的行为逻辑，或许音乐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