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中古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文拟从关于外来词的界定；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与汉语的交融；佛教译经对汉语词语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关于中古时期汉语借词的论述，并作梳理。
关键词：中古；外来词；借词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范围渐渐缩小，按照学术界对汉语史的普遍分期，中古汉语大致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语。由于上古时期中外交流还比较少，外来词也不多。第一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中古时期，“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佛教文化、汉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99页。因此，本文就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关于中古时期汉语借词的论述做一个梳理。
一、关于外来词的界定
王力先生认为：“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音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他还指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做外来语。”
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中并没有给外来词、借词、译词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把从外国、外族和从佛经当中借入的词统称为借词，在举例时也没有对音译词和意译词进行分类。向熹先生举例谈到：汉语中常在单音节前面加一个“胡”字构成复音词，例如：胡瓜、胡饼、胡椒、胡琴等，他认为这虽然是表达外来事物和人的词，却不是借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举了由“胡”构成的复音词的例子，他认为这是译词而非借词。由此，可以看出，向熹先生同王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借词才是外来语，根据汉语构词方式的意译词不能算作借词，便不能算作外来语。
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指出：“外来词就是源于外族的语词，是一种借词，或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或用汉字表示外来词的意义。文献中的外来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单纯记音词，另一类是在汉语造字规律制约下，经过长期使用而不断汉化的词。”可见，王云路认为外来词应该包括王力先生所说的借词和译词。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阐述道：“中古汉语时期的外来词应分为三类：一、纯粹的音译词；二、音义结合词；三、纯粹的意译词”。由此可知，方一新和王云路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译词也应算作外来词。
这种能够在汉语里找到依据的意译词能不能算作外来词，现在学界尚存争议。概念的不明确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西瓜”一词，向熹先生及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同“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但近来有学者考证出西瓜的“西”实际上是指来自西域，是“西域瓜”的简称，而不是音译过来的。这样的话就不符合王力和向熹先生所说的借词概念，便不能算作王力先生所界定的外来语。
二、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与汉语的交融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提到：“西域的借词和译词，大约是关于植物、动物、食品、用品、乐器等类的名词。”
对此，向熹先生也说：“从秦汉以迄隋唐，汉族经济、文化、科学水准一般比西域诸国要高一些，汉语借入的词里极少关于经济、***治、文化方面的内容。”
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汉语词汇史》却专门设有一个小标题论述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她说：“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神学、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日益兴盛；道教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中土，译经大量出现；经济也在中西方交流中得到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与汉语交融，使词汇发生了新变化。”但她也只是略举一例证之，似乎稍显单薄，不足以证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
三、佛教译经对汉语词语的影响
佛经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语言词汇方面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王力先生虽没有设标题明晰的进行分类，但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佛教专门用语。这一部分译经只能通行于钻研佛教经典的少数人中；二是进入汉语词汇的译经。这一部分译经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由于是通史类著作，只分别举例论证观点进行整体把握，而没有更详尽深入的讨论。
向熹在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这一部分分为：1、有关佛教的借词2、有关佛教的意译词3、旧词新意4、佛道通用语。每一点下面都举了大量的例子。在王力先生的基础上，向熹对此作了分类，不仅认识到这些译经当中的一些进入到普通词汇乃至基本词汇，而且还认识到有些反映佛教内容的单音词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例如“佛”可以构成“佛经、佛典、佛寺、佛塔”等等。这一认识，能够启发后来学者进一步地研究佛教译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王云路先生在这方面设有专节进行论述，研究更为详尽深入。
前两点论述佛经翻译概貌和前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第三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构词规律创造大量新词。这等于在向熹“有关佛教的意译词”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为：（一）并列式造词（二）偏正式造词（三）动宾式造词。
第四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词语产生大量新意，分为：（一）利用语素意义赋予新含义（二）利用词义演变规律赋予新含义（三）利用词性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四）利用语法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五）利用语音相近而产生假借义。这是细化了向熹先生“旧词新意”一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五点阐述译经加速了汉语词语和意义的流行，分为：（一）译经是一些新词流行开来（二）译经使一些新义流行开来（三）译经使一些新用法流行开来。这一点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都未曾涉及，是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的重要创新，为学者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方一新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指出：“佛经术语随翻译佛经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翻译从硬译到逐渐成熟，形成了四个阶段：①直接采用音译；②逐渐汉化――由音译转为音意结合或意译；③在音译、音意结合和意译并存的过程中，语义美好者占优，即取譬美好；④逐渐由多音节向双音节转化”。
以上是四本汉语史著作关于中古汉语借词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越来越成熟，趋向于科学、精细和多角度探讨。但是，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佛经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权威词典中对一些佛经词汇的忽略；研究者缺乏对佛经原典的理解，只通过译经作研究，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实际的语言状况。加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尤其是佛经研究，还需要后来学者的努力。
这四本汉语史大家的著作，毫无疑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筚路蓝缕，开辟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时代。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向熹先生更细致深入的《简明汉语史》。中古汉语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王云路和方一新亦是在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的成果之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著成《中古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此四家在汉语史上的卓越成果启发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因此，笔者选此四家观点作一梳理，以期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能有所启发。（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3月
[2]向熹《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
[3]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4]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
[5]杨琳《古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0年第1期
[6]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