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清末民初收藏者的主体，是“亦官亦藏”的文人群体，他们重视藏品的来源、流传，且藏品多经考证，或通过题记，或通过钤鉴藏印。彼时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成为硕学鸿儒乐享其间的雅事。这些人是官员，也是鉴赏家和研究者，一生收藏宏富，但从未以财产视之，更有诸多著作传世，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收藏大家。他们在考据及证史断代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并促成了这些远古器物的价值的发现和弘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宋路霞在《百年收藏》一书中说：“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金石之学始于北宋，直到清代乾嘉学术兴盛之时，一向被视作雕虫小技的金石学，才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因金石文字“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又能“补阙正误”，其所具备“考经证史”功用与价值，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钟鼎彝器等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金石学的范畴与内容，并将清代金石学术研究推向极致，金石著述如林，名家辈出，而苏州的潘祖荫、吴大、吴云、沈秉成等成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攀古楼：天下三宝有其二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庵，谥文勤，是苏州“贵潘”中最显者潘世恩之孙。世人知道潘祖荫，固然是因为他曾当过清朝刑部尚书，更因为他是大盂鼎、大克鼎的主人。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其形制为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饰曲折角兽面纹；足上部出脊，下部略呈蹄形，三足上饰以兽面纹；腹内有铭文19行，291个字，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碑刻书法的滥觞。1951年，潘氏后人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此后又转交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潘达于在捐鼎函中说：“先祖舅伯寅公当逊清光绪间，学尊公羊，启新民之初韧，网罗金石，创考古之先河，遗箧彝器有盂克二鼎，为举世所称重，公逝世后，保存迄逾六十年。中间虽满清两江总督端方一再威胁利诱，坚拒未为豪夺。达于旅沪日久，所有器物均寄存同族寓庐。迨八一三之役，日寇陷苏，屡经指名搜索，幸早复壁妥藏，未罹洪劫，而宅中什物掠夺殆尽矣。”
同治十一年（1872年），潘祖荫刻《攀古楼彝器款识》，全书收潘氏所藏商周青铜器五十件，有著名的史颂鼎、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顾廷龙娶潘祖年堂侄女为妻，是极少几个能目睹攀古楼收藏人之一，他曾靠年青时的影象，作过一篇《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斋两家藏器目叙》，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潘家青铜收藏最具体的统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可见，顾廷龙也未能得见潘家藏品全部面貌，只能大致估计其总数。文中所说的“褚礼堂”位于苏州南石子街旧宅这栋房子的二层，只摆放着数量众多的小件青铜器。而大盂鼎、大克鼎等重器并不在此处，潘祖荫为这两件鸿宝专门打制了两只大木柜，平时柜门严锁，放置在一层屋中，而外人根本不知里面放的竟是两只旷世宝鼎。潘家后人曾刻“天下三宝有其二”章印来纪念两尊礼器给潘家宗室带来的无上荣耀。
吴大与鼎
吴大（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斋。出身官宦世家的吴大，家藏彝器字画颇丰，自幼濡染其间，更兼聪颖过人，识见自是不凡。同治七年（1868年）三十四岁会试中进士，入翰林。著有《吴清卿临黄小松房碑***册》、《说文古籀补》、《古字说》、《古玉***考》、《恒轩吉金录》、《斋集古录》、《斋诗文集》等书。
吴大一生过眼文物不下万余件，然对其影响最深并促使其长期以一件青铜器作为斋名者，则为西周中期重器“鼎”，为了表达自己对鼎的珍视，他将自己书斋命名为“斋”，并有“斋”、“斋所得金石”、“斋所见金石”、“鼎斋古金文”等斋号印数种，晚年更自称“斋先生”而为人熟知。顾廷龙《吴斋先生年谱》载：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三月，吴大在西安获一鼎，该鼎铭文中有一字，吴氏释为“”并称其为“鼎”。同时吴氏还考证出此鼎为宋微子之鼎，其《鼎长歌》叙述了鼎的历史，考证了鼎的铭文。
关于鼎的来龙去脉，近代陕西***晴梵所著《华云杂记》上卷《周鼎》云：“清光绪二年，凤翔周氏以所藏鼎一，携之长安，装潢座、盖、木匣，将备陈设之具。鼎高五寸，口径五寸五，口花一道，底花为雷纹，外有夔龙四，足高二寸五，圆锥形，耳高一寸五，青铜质。时吴县吴清卿先生督学陕西，见之，以为寰宝，周即以鼎赠。”对照吴大在自藏鼎全形拓本题跋内容，此话有误导之嫌，好像身为提督学***，有夺人之好的嫌疑。吴大拓本题跋中曾有明确的说明：“光绪丙子三月，获是鼎于长安。”、“是鼎为凤翔周氏所藏，其友人携至三原，余以百金购之。”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大并非是一个贪官，在其被罢官后，只能靠出售自己的藏品度日，有《清史稿》为证：“大善篆籀，罢官后，贫甚，售书画、古铜器自给。”
鼎传至吴湖帆时，其宝爱有加。但当时世乱不已，此鼎竟于荒乱中佚去，吴湖帆耿耿于怀，引为大憾。1945年某杂志刊登一篇《记吴湖帆访鼎》文，作者鸱夷是吴湖帆同为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写了他到梅景书屋观赏鼎的经过，和吴湖帆告知鼎重金购回的情形：“民国七年冬，王君九先生闻雪堂言，端氏后人为度岁谋，将以鼎求沽，转告湖帆，迨复书驰抵君九，已为历城柯燕龄捷足先得。柯氏与南皮张为姻娅，而吴氏与张氏亦至戚，故柯氏知鼎为吴氏家宝，藉张氏答允归赵意，顾索巨值，经年议不洽，自后不相闻问者二十余年。迄民国三十年春，集宝斋主人孙仲渊获见是鼎于故都鉴古斋，询知为柯氏物，及电告湖帆，湖帆乃不复因循，复仲渊，委以重值，委以全权，于故物复归旧主，相失已四十四年矣。”上世纪50年代吴湖帆将鼎捐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南京博物院。
吴云与两轩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愉庭、退楼、翁、抱子，别署二百兰亭斋、两轩等，安徽歙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83）任镇江知府，后任苏州知府。
吴云性喜金石，尤爱收藏，凡吉金贞石、奇书古画，不惜重金辗转求购。吴云所蓄金石书画富甲吴门，三代彝器之外，仅秦汉魏晋古印就达千余钮。俞樾撰《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记述吴云生平：“服官二十余年，往来大江南北，舟车所至，辄穷搜访，所获古印大抵多得之故家世族，为艺林所共珍者。”吴云著述甚多，有《二百兰亭斋金石记》、《两轩彝器***释》等。
关于吴云故居，清宣统《吴县志稿》记载：“吴太守云，先居虎丘，后移居因果巷。”后来，因宅居偏小，在金太史巷购地，建起一座保存至今的宅院，名曰听枫园，园西有收藏齐侯而闻名的两轩。齐侯共有两件，其铸当为同时，唯两铭文字数不同，一为166字，一为142字。当年阮元获此后，玩之最久，绘***刻石一再考释，继以歌咏，珍为大宝。齐侯归吴云后，颜其居曰“抱室”，何绍基为其书榜额。后来吴云又得另一齐侯中，原为苏州曹载奎“怀米山房”旧藏，存铭文140余字。吴云得此两件宝，易其室名为“两轩”，并说：“余既于甲寅年在邗上得阮文达公所藏之齐侯，遂名藏之所曰抱室。逾十年甲子在吴门又得一，即文达经室集中所载之苏州曹氏器也。海内二大宝一旦都归余斋，复署之曰两轩，所以志喜也。”并自书斋名横批。
清代中期，齐侯的地位不让毛公鼎、散氏盘，只是随着时过境迁，由于佳拓难寻以及铭文的难解，齐侯才渐渐远离人们视线，归于无闻了。清末民初，齐侯归予上海房地产大亨周湘云，器价按器重以黄金计算，约合银元万元左右，何绍基书“抱室”纸本真迹随器同至周家，一时成为当时收藏界一大豪举。1950年，周湘云之堂兄周昌善因积欠税款，筹款交纳，此器乃以旧币五千万元售予上海市文管会。文管会得此器后，又从吴云后人处以同值购得另一，其后两调往北京故宫入藏。
沈秉成与鲽砚庐
在苏州，耦园几乎家喻户晓，但知道园主沈秉成是一位著名收藏家的人较少，知道园内有一书楼叫“鲽砚庐”的那就更少了。
沈秉成（1823-1895）字仲复，自号耦园主人，浙江归安人。清咸丰六年进士，官至广西、安徽巡抚，署两江总督。他工诗文书法，精鉴赏，收藏金石鼎彝、法书名画美富一时。沈秉成喜藏砚，在京师得千阳石，似渔形，制为二砚，名曰“鲽”，乃以“鲽砚庐”命名书楼。经学大师、曲园“春在堂”主人俞樾为之赋诗云：“何年东海渔，化作一拳石。天为贤梁孟，产此双合璧。”堪为文房佳话。更有甚者，沈秉成将膝下二子取字，一为砚传（沈瑞琳），一为砚裔（沈瑞麟），可见他对石砚的痴迷。郑逸梅《艺林散叶》中叙述，沈秉成藏砚中名品颇多，后来所藏砚悉由日本人购去，所以市场上很少出现。
沈秉成《鲽砚庐金石款识》一书已经散佚，不能一览全貌。吴云在《两轩尺牍》写道：“此间金石同志歇绝几20年矣！近有亲知沈仲复（秉成）、李眉生（鸿裔）均由廉访引退，现居林下，颇能闭户读书，酷嗜金石字画，收藏不少，遇有著名之品，不惜重值购之。颂鼎，眉生所得；虢钟，则在仲复处。”陆心源在《吴兴金石记》记录沈秉成收藏金石有：父癸鼎、凤卣、格仲尊、亚形父辛觯、且辛觯、嘉礼壶、颂敦、虢叔大林钟、秦权、汉泉范、汉驽机、汉虎符等。其中周虢叔大林钟、周嘉礼壶最为珍贵。周虢叔大林钟朱碧入骨，极其绚烂润泽，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此钟归于张廷济，张自称得此虢钟乃幸运之至，而后被沈秉成重值购之，其欣喜之状可想而知。周嘉礼壶上有铭文“帝戏称嘉礼作壶尊，用为神保，是高惟休，于永世”19字，沈秉成藏有一件。苏州金石名家曹秋舫亦藏一器，收录在《怀米山房吉金***》，两壶形制铭文相同，所谓一范二器。
如今鲽砚庐的收藏早已散失，物去楼空，这仿佛是古今藏家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其留下的文化氛围，还留在当今甚为热闹的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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