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气象与生活论文篇1
【关键词】 《内经》;肾（中医）;脏腑;情志（中医病因）
藏象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视、论述最多的一项内容。肾藏象理论是《内经》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藏象子系统理论之一，与中医各科尤其是内科、妇科和骨外科的临床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生学方法因其特有的视角、手段以及独到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科学性，已逐渐被引入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医发生学方法是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法，对中医理论萌芽时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的产生、形成与演化做出明确详实的诠释。考察的焦点是中医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尤其是独特的方法因素，从而实现对中医学认识的反璞归真［1］ 。
虽然肾藏象理论的发生有一定的解剖形态基础，但众所周知，古代文化有重道轻器的明显特征。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土壤之中，从古文化角度对藏象理论的发生进行研究才是最主要的和“正宗”的。笔者已在有关文献中系统阐述了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同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哲学的重要关系，这其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论自然观、精气理论和“***合一”说对肾藏象理论的萌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形神观念也是当时的重要哲学理念之一，它对肾藏象理论发生的作用尽管不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全面深入，但对于其中某些内容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了“肾应惊恐”等命题的出现。可以说，没有古代形神观念的影响，肾与情志的关系问题将会出现理论空白。笔者针对此观点试述如下。
1 古代形神观念的内容以及对《内经》的影响
形神关系与精气学说有重叠又有扩展，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它着重探讨体和用的关系，即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包括人体形态结构与功能和思维的关系及其规律。
结构与功能是物质系统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切哲学和科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内经》中形与神俱的“形神一体观”即是对这种辨证法的重要认识。肾藏象理论中“肾藏志、应惊恐”理论的发生是这种辨证观的典型运用。“志”为五志之一，“惊恐”属七情范畴，五志指精神意识思维，七情属于人的情感。“肾藏志，应惊恐”是“形与神俱”观念的具体体现。
气论哲学中除了精气本身的概念特征和它所衍生的方***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形神关系的辨证考察。早期比较典型的观点见于《荀子·天论》篇中“形俱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心身一元观。这个观点被移植到中医领域并得到认同的明显依据来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形与神俱”这一命题。就中医学看来，人体生命活动之外在显现（广义之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狭义之神）作为生命活动外在显现的一个重要类别，和形体自然亦是统一的［2］ 。与气论自然观相对应的方***———“司外揣内”、“以表知里”，不言而喻地将机体内在的“藏”视为外在“象”变化的依据，因而，显现于外的心理现象，也属于需要观察的“象”的范畴，其依据亦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形体之中。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内经》观察到生命形体及所禀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功能活动）均源于父母之精（物质）的相合，父母之精乃新生命个体（形神）的物质基础。《内经》还对死亡现象进行了观察，《灵枢·天年》载:“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即死者形神分离，那么生者必是形神不离。这也是《内经》对形与神俱观念的肯定、接纳与佐证。
《灵枢·营卫生会》云:“血者，神气也。”《灵枢·平人绝谷》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些论述强调了机体的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精、气、血等物质所派生的，精、气、血是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即神本于形质而生。而且，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而必须依附形体存在，它的功能状态也受形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移精变气论》进一步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疏五过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张介宾将此义理解为形乃“神明之宅”（《景岳全书·卷二·传忠录·治形论》），又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类经·十九卷·针刺类》）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五脏者，中之守也。”《内经》观察到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便进一步将神分宅五脏，于是有了“神藏五”（《素问·三部九候论》）。《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经水》:“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是“神藏五”的具体论述，也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赖以发生的前提。
神分宅五脏，必须将神一分为五，故《内经》分“神”、“魂”、“魄”、“志”、“意”5种。《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尽管历代对魂、魄、志、意各自的释义并未取得完全一致，但均承认四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发生的进一步前提。
转贴于
五神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有其所宅之脏。《素问·宣明五气论》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除了五行学说介入的因素外，这种分工本身也是对精神活动不同层面或阶段的概括，都属神的范畴，在心神主导下进行生命活动，因此《内经》认为“心藏神”。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总统魂魄，并赅意志，这便是《内经》的五脏对应
五志的理论。又《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 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魂;……肾藏精，精舍志。”营、血、脉、气、精等是五神的物质基础，再次强调了形与神俱的唯物辨证观。
2 形神观念与“肾藏志”命题的产生
张伯华先生对五神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内经》中“志”的含义较多，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意志、记忆、情绪、情感等。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志与神同义，泛指各种精神情绪活动。如《左传·昭公廿五年》:“以制六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以使志生，……使志无怒，……使志安宁，……收敛神气，……无外其志，……使志若伏若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志为怒，……在志为喜，……在志为思，……在志为忧，……在志为恐。”狭义的志一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意志。《灵枢·本神》云:“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王冰注《素问·宣明五气论》“肾藏志”云:“专意不移者也。”二即记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慎守勿失，深浅在志。”杨上善注:“志，记也。”《荀子·解敝》云:“志也者，藏也”，“藏”即记忆。
笔者认为，从《素问·宣明五气论》和《灵枢·本神》的行文句式来看，将“肾藏志”与“肺藏魄”、“肝藏魂”等并举，其中的“志”当属狭义的志，而且尤其指意志。
首先，精为肾所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是志的物质基础。精乃“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灵枢·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曰:“积精全神”，此之谓也。
其次，《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对这句话的理解，虽历代歧义甚多，但要义不外三点:脑力思维活动、身体筋骨动作与功能和生殖能力与行为。从上述有关精的论述来看，肾精乃生身之本（生殖）、强身之本（体力）、全神之本（脑力），即诸般行为（生殖行为、肢体动作、思维反应等等）之灵巧，无不由肾所出，而自觉行为无不由意志（即现代心理医学所认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所支配，故有“肾藏志”之论断。也就是说:对行为受意志支配的体悟是“肾藏志”理论赖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狭义之志的第二个含义是记忆，《灵枢·本神》有“肾……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的观察。与健忘相关的脏腑不止有肾，如《灵枢·大惑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歧伯曰:上气不足，下气 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素问·调经论》:“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笔者认为，同其它脏腑相比，伤肾之健忘临床更为多见，这是肾与记忆相关的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肾藏志”也是从生理病理现象观察得出的论断［3］ 。
3 “肾应惊恐”命题的产生与形神观念的关系
人的七情有“怒、喜、思、忧、悲、恐、惊”是人体对外界各种刺激的一种应答性反应，属情感活动。七情分属五脏，事先也须将情志分为5类，这也是由于人的情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区分。当然，这种分法仍然有五行学说介人后进行归纳的需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的“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种说法稍有差别，但后一种较为公认。惊与恐类似，《内经》常惊恐并称，如《素问·血气形志》云:“形数惊恐”，《灵枢·口问》云:“大惊卒恐”。
对恐惧太过的病理观察，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在志为恐”的主要依据。《灵枢·本神》曰:“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痿厥，精时自 下。”《素问·举痛论》言:“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等等，都是机体“形”与情感活动“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的反映。由此可见，肾“应惊恐”这一结论也是以“形与神俱”的古代形神观为前提并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肾应惊恐这一命题，是在古代形神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产生形成的。虽然有其它哲学观念的影响和生理病理现象观察等因素的介入，但形神观念无疑是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和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肾藏象理论，使之发挥更为明确的临床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如辉.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2）:2.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绘画象势动静生命感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3
关键词：气象写作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阎杰（1957-），男，辽宁彰武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高鸿雁（1960-），女，山东曲阜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44）
中***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3-0140-02
气象写作是气象管理的重要工具。当今我国气象事业空前发展，气象写作也随之愈益活跃，但迄今尚无完整的气象写作理论体系。为此，本文拟提出构建气象写作学这一新学科的基本思路，以促进其研究和实践。
一、构建气象写作学的意义
1.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的客观需要
随着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进步，气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气象离不开写作。作为传递气象信息的主要工具之一，写作适用于气象的******管理、具体业务、科技工作各个方面，具有规范、指挥、协调、宣传、凭据等功能。然而，气象写作还仅仅是一类文章、一种技能，至今未形成一个***的学科，这与备受关注的气象工作以及逐渐升温的气象写作很不适应。基于此，构建气象写作学能更好地指导气象写作，从而充分发挥气象写作在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中的促进作用。
2.推进气象科技创新的有效措施
我国古代科技及文艺论著中已有一些关于气象写作的论述，但对气象写作的专门研究是从现代开始的。尤其是近年来气象部门及有关人员对气象写作的法制建设、规律与方法做了一些有益探讨并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制定了《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等规章，而且也有***书、论文面世。不过，其学科地位尚无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应当指出，气象写作学是气象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应用性，这一新型科学的构建对完善气象科学体系、实现气象科技水平整体跃升具有一定意义。
3.培养气象写作人才的重要保证
着力推行人才强业战略，全面提升队伍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培养气象写作人才，使其既熟谙气象写作基本理论又掌握气象文书的写作技能。多年来，相关院校及有关专业在气象写作教学上做了有益尝试，但气象写作教学活动缺乏科学性；各级气象局曾多次举办气象公文、新闻、科技论文等文体写作的培训班，尚欠系统、规范。可以说，确立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地位，将其正式列入人才培养计划，明确目标和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对培养气象写作人才是大有裨益的。
二、气象写作学的含义和研究对象
1.含义
由于目前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地位尚未确定，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模糊。它是属于写作学，是一种专业性写作学；探讨气象写作的规律、方法和历史并指导写作实践；涉及多个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其定义作如下表述：气象写作学是一门研究气象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2.研究对象
既然气象写作学是气象写作活动的反映，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气象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具体说来，包括三个部分。
（1）气象写作规律。气象写作学的任务在于通过揭示气象写作的客观规律，作为写作实践的指南。从宏观上看，要考察气象写作在气象工作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如何有效地发挥它在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中的作用；从微观上看，要研究气象写作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气象文书各种要素的特点和彼此关系以及从事写作应当遵守的原则等问题。
（2）气象写作方法。既从总体上探究气象文书的主旨、材料、结构、表达方式、表现技法、语言等知识，又具体分析气象文书各个文种的含义、特点、分类、内容、结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文种的异同。
（3）气象写作史。着重从历史动态的角度研究气象写作的产生及沿革，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促进气象写作的发展。
三、气象写作学的学科性质
各个学科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气象写作学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它有三个特征。
1.专业性
这是气象写作学的基本属性。由于气象写作学冠以“气象”二字，使其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带有明显的专业性，直接为气象工作服务。因此它是一门与财经写作学、科技写作学、司法写作学、***事写作学等并列的气象专业写作学科。
2.综合性
在理论上，气象写作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一方面，它是气象学与写作学的有机融合，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旅游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文书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
3.应用性
在价值上，气象写作学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兼具，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应用价值更为重要。气象写作学绝非一种单纯的理论研究，它产生于气象写作实践同时又指导气象写作实践，可见应用性是气象写作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四、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定位
1.气象写作学属于写作学
气象写作学是适应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需要由气象学等学科与写作学结合而成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基于交叉学科的偏序性特征，分析得出，当母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居于主导地位时该交叉学科便具有该母体学科的属性，据此对气象写作学进行学科定位：气象写作学应当属于写作学范畴，是应用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气象写作学不宜归入某些学科
气象写作学与公文学、文书学、管理学等学科关联甚密，但不宜将其归入其中某一学科。同是应用写作学的分支，公文学属于通用写作，气象写作学则是专用写作，尽管气象写作学中也有气象公文，但它们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有很多区别。文书学主要探讨一般文书的性质、特点、体例及文书工作的处理，而气象写作学重在研究气象文书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适用范围极广，气象写作学的任务仅是充分发挥气象文书在气象管理中的作用，带有明显的限定性，所以将气象写作学划入管理学也是不合适的。
五、气象写作学的学科体系
作为一门新学科，气象写作学的总体架构由三个方面构成。
1.基本理论
（1）气象写作学的形成与意义。纵观历史，立足当代，分析气象写作学形成的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思考构建气象写作学这一新学科对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推进气象科技创新、培养气象写作人才的重要意义。
（2）气象写作学的性质与定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探究气象写作学的性质可以突显其特征，恰当地给该学科定位能划定其归属。
（3）气象写作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确定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为气象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并分别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同时，主要运用如下研究方法：归纳法，研究大量气象著作、教材、文章，从中提炼、归纳气象写作有别于其他写作的特点，由此确定气象写作学的本质特征；抽取融合法，经过研究，从各相关学科中抽取与气象写作学有关的知识和内容，进行梳理、综合，构建独具一格的气象写作学；演绎法，用新建学科理论指导气象写作学研究，并构成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4）气象写作学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基于气象写作学的综合性，需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旅游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文书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气象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相邻学科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辨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博采众长、彰显特色。
（5）气象文书的内容与形式。从气象文书自身来看，它由内容和形式构成，涉及主旨的确立与表现、材料的搜集与选择、结构的安排、表达方式的使用、表现技法的选择、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及要求。
（6）构建气象写作学所依据的法规与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气象行***处罚办法》、《气象行***许可实施办法》、《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准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求真、精简、服务、高效的原则构建气象写作学。
2.文体写作
气象文书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的有机整体，建立一个文体写作分类体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气象文书种类繁多、覆盖面广泛，要准确明晰地勾勒其轮廓尚有一定难度。我们认为，要在对其本质属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每次分类依据同一标准，逐层划分，使其系统化。据此，试作分类如下：
（1）气象公文。气象公文是气象公务文书的总称。包括两类：一是法定公文。它是在气象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根据《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法定公文有令、决定、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11种。二是事务文书。它是在气象管理中通用但未被纳入法定公文的文书，如简报、计划、总结、调研报告、讲话稿、规章制度、公示等。
（2）气象业务文书。气象业务文书是气象行业专用文书，适用于处理气象的各项具体业务。由于气象业务分工细密，相关文书也非常多，如气象观测记录、气象观测报告、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防雷工程方案、气象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3）气象新闻。气象新闻是对最近发生及未来某时段气象信息的报道和评述。从内容上可分为天气预报、气候分析、气象工作报道，从文体上可分为消息、通讯、专题节目解说词等。
（4）气象行******文书。气象行******文书是气象主管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和查处违法活动时所使用的文书总称。根据中国气象局编制的示范文本，气象行******文书有立案审批表、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委托书、鉴定意见书、听证告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处罚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结案报告等27种。
（5）气象行***许可文书。气象行***许可文书是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时使用的文书。如申请书、接收材料凭证、补正材料通知书、准予决定书、不予决定书。
（6）气象科技文书。气象科技文书是研究和推广气象科学技术的文书。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气象科学技术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并描述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学术文书，如学术论文、科学技术报告、工作研究报告；二是传播气象科学技术并推广其应用的科普文书，包括科普说明文、科普小品文；三是气象科技管理文书，如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7）气象档案文书。气象档案文书是对气象事业管理、业务技术、科学研究等档案保存、管理时使用的文书。如档案交接文据、档案征集方案、归档文件目录、档案保管期限表、全宗单、档案保管制度、阅档规则、大事记、组织沿革、年鉴、专题概要、档案馆指南。
3.发展史
（1）我国古代气象写作。原始社会至清代前期是气象写作的形成期。主要内容是我国气象文书的起源；各个朝代气象记录等文书写作的传承与发展；《相雨书》、《天经或问》、《农候杂占》等气象著作的成就；《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论对气象写作的影响。
（2）我国近代气象写作。清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气象写作的发展期。侧重于研究清代后期、民国时期、***区气象写作特点和主要成就；竺可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涂长望《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等代表人物及作品。
（3）我国当代气象写作。新中国成立至今是气象写作的繁荣期。包括有关气象的法制建设、教育、学术团体、出版物各方面为气象写作提供的良好环境；气象写作在20世纪50～90年展脉络、主要公文（如《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如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21世纪气象写作的发展趋势。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4
关键词：经络 经气 物质实体 象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络实质的研究当中，一时之间，经络研究热成为一大景观。这些研究从解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多方面对经络进行了探讨，力***找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经络实体的存在。于是，“神经说”、“血管、神经说”、“神经体液说”、“生物电场说”、“控制论说”、“第三平衡系统论”、“经络二重反射说”、“电磁传导通路说”等二三十种假说纷至而出。然而，这种种假说似乎是先天不足，自产生之后，其成长的道路便举步唯艰。这些理论与中医学理论毫无联系或关系不大，并且难以应用于临床实践，而其本身也难以形成***的体系得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有这些研究都以寻找经络的物质实体为目的，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古人所描绘的经络循行路线上。正如目前对于经络最流行的看法：“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就“通道”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运行介质，将经络定义为一通道，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是对中医学本身关于经络的阐述理解的不够充分的结果。
事实上，在古人那里，经络即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也非古人所描画的循行线路。我们认为，经络的本体在于经气，循行是其运动方式，线路是其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而经气又是人体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综合之象，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并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有具体形态结构的物质。经络学说是古人用直观、感性的方式对生命活动的体悟和阐释，是中医学理论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要以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研究的注意力应在经气这一表象之下的物质及运动，这是多个系统甚至整个人体都要参与并密切联系、混然一体的生命活动。
1 经络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
1．1 经与脉的不同
《内经》中对于“经络”与“脉”的名词在应用上区分不是很清楚，常常是经脉连用或经脉混用（多是以脉代经）。这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使现代人认为经络与脉相同或“脉分经络”（即经络由脉而来），或认为经络象脉一样是有形实体，其实不然。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于古希腊人，不是通过分析还原的方式，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以象会意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注重的不是形态结构上的不同，而是运动变化上的差异。对于运动特征上的共性往往给予相同的描述，即在象的意义上它们是同一的。如《管子·水经》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可见水之所以是地之血气，是取其“通流”之象，故经脉连用甚或以“脉”代“经”是不足为奇的。其次，又是由于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从未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即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要求内涵和外延明确，逻辑推理清晰，中国古典的名词是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古人讲究“言以达意，得意而忘言。”对于每一名词的具体含义，要视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第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对经络循行的形态描述来看，在汉代，即《内经》成书的年代，人们已能分清楚经络与血管了。长沙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所描画的十一条经络循行路线显然不是血管。而《灵枢》中对于经络循行起止的描述异常清晰，并且与脏腑相络属，深浅内外有别。如此清晰的描画，显然不是基于对血管系统的解剖所得。即便是非常不注重解剖的古人，对血管的基本的解剖知识还是有的。第四，经络的本体是气，而非血。这一点将在下面“经络与气血的关系”中作详细论述。第五、经络的出现与针灸临床实践密不可分，至少在汉代，针灸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可见在当时，汤熨、针石、酒醪为三种主要的***方法。汉代桓宽在《盐铁论·轻重》中也有：“用针不调均有无、补不足……灸刺稽滞，开利百脉。”足见汉代的针灸水平已很高。在针灸实践中若以血管为经络，岂不是大错而特错，非但治病不能，还会损伤血管，古人恐怕不至于如此愚昧。第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在这里，血脉是与经络并提的，不能不察。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经络与血管是两回事。值得指出的是，也许在远古时期，人们无法区分血管和经络，但在汉代二者之不同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现在我们又认为经络是血管，岂不是倒退？
1．2 从与藏象的密切关系中看经络
经络与藏象密不可分。《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脏，外络于肢节。”经气的运行，无处不到，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将人体各部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值得指出的是，中医的藏象理论非是解剖基础上形成的脏腑组织结构理论，而是藏之于内，象之于外的以象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以心为例，《素问·六节藏象论》有：“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灵枢·五味》有：“谷味苦，先走心。”《灵枢·脉度》有：“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心”是广范联系而又充满运动变化的一个整体的象。这一广泛联系及运动的实现者则是经气，故没有经络则不成藏象。而没有藏象又无以为经络，经气的形成及运行正是五藏六腑及全身各部的生命活动的体现。经络学说与藏象学说紧密联系，形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上述对于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脏腑非解剖学中的实体器官，那么与之密不可分的经络必不可能是一个实体的系统。一个实体的通路作为一个抽象的象的内部联系统，这即不符合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又不符合西医学的解剖常识，简直是中西医学机械组合的畸胎。
1．3 实际应用中的经络不是物质实体
首先，在针灸实践中，《灵枢·九针论》中提出的：“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这里指的是针灸对人体阴阳气血的补泻调节作用。其“气”和“血”都是指象名词，不具实体意义。若以解剖结构论经络，“气”、“血”又当如何解呢？若以实体物质论“气 、“血”，则中医理论将无法自洽。而《灵枢·终始》对行针有这样的描述：“……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可见要等到气至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气至”本身就说明气本不在针下，是由它处而至。若以经络为实体论之，经气在经络这一系统中的运行应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何以要待气至呢？而许多中风病人的患肢在行针之时得气是非常之难的，有的甚至不得气，若以实体论，能说这些病人的患肢经络就不存在了吗？在临床中除取经穴外，经常运用而行之有效的穴位是“阿是穴”，如以实体论经络，阿是穴是不在经络之上的，如何又能得气呢？还有，针灸有勿刺大劳之人、勿刺大怒之人、勿刺大虚之人等禁忌之症，当此之时，病人非但不能得气，还会晕针，难道此时经络就不存在了吗？
在中药学中，药物的归经及四气五味等特性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若以实体论经络，四气五味又作何解呢？在中医诊疗之中，按经络辨证所得之证往往是一综合之象，并不与某一定的物质结构有关。如《伤寒论》中对太阳病的论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显然是在疾病的外部表现基础之上得出的综合之象，而不是以太阳经的实体解剖结构为基础所作的病理分析。
由经络学说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经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实体组织系统。如以实体论，则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
1．4 经络学说形成的基础使之不具有物质实体性
要对经络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得不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作一下考查。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亚原子粒子的微观世界，基因工程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医学已将人体分解得淋漓尽致，如果真有一个有别于其它结构的经络结构存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在运用如此尖端的高科技手段之后仍然没有找到经络的物质实体，只能说明这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医重在分析人体的组织结构，从分析还原的角度看问题，而经络恰是在这一角度所看不到的。那么，现代人用最为精密的仪器也未能找到的经络，中国古人又是怎样发现的呢？关键在于，古人是通过直观体验，用比类取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从无应用解剖手段，进行分析还原的习惯。中医学理论即是在极其简单的解剖基础上通过观物取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体系，重在研究物质结构之上的各种生命活动的综合表象，中医学理论的内容是以各种各样通过直观体验所得之“象”为核心的。古人对经络运行的认识，可能是长期针灸实践的积累，也不排除出自修行内炼的体验的可能，但都是从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上把握人体的结果。当然，表象与结构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机械地一一对应，更不能由表象推断出新的结构或物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相应观念及对整体观、运动观的强调几乎渗透到中医学的每一层面，同样也指导着经络学说的形成。而现代科学及西医学是不具备这一基础的，所以，在其领域中既发现不了经络，更找不到物质意义上的经络。
综上所述，用西医的观点（即现代科学的观点）看经络，想找出物质实体上有别于其它组织器官的经络是不可能的，任何这种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2 经络的本体是经气
2．1 经络与气血的关系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记载：“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中气穴则针游于巷。”《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又云：“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都说明其对经络的描画即是经气的运行路线，经络的本体是经气。而《灵枢·五音五味》云：“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这一论述似乎正支持了现代人关于“经络是气血运动的通道”的论点，然而，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上文已经指出，经络不可能是一“通道”，这里重点谈谈经络与气血的关系。此处的气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气血，并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循行，又有血的循行。《太素·任脉》中杨上善注道：“手足少阴太阳多血少气，以阴多阳少也。手足厥阴少阳多气少血，以阳多阴少也。手足太阴阳明多血气，以阴阳俱多故也。”《灵枢集注·五音五味》中张志聪注道：“此复论人道之归于天道也。青、黄、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黄主长夏，故黄赤者多热气，热气者阳气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热气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阳气深藏，故多血而少气也。三阴三阳者，乃天之六气，亦合于四时。”二人均以阴阳释气血，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认为，要对经络气血多少的描述进行正确的理解，就必须对中医理论中的“气”有正确的理解。在中医理论中，气的含义是人体生命运动的外在表象，不是具体的物质。（这一点将在下文“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中作详细论述。）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这样就不难理解经络之气作为人体生命活动之象，在不同的区域体现着不同的藏腑的运动，故有阴阳特性的不同，即上面所说的气血多少的不同，而决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运行又有血运行。
2．2 营卫之气的运行形成了经络
要正确理解经络，就必须正确理解营卫之气。目前中医基础理论中认为营气是“行于脉中之气”，并且，“与血可分不可离，故常常‘营血’并称。”却又认为“营气在脉中运行的具体路线是：营出中焦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也即：既认为营气行于脉中，又认为其在脉中运行的路线是经络路线，这显然有些前后矛盾。并认为卫气是“运行于脉外之气”,却也能随营气运行，“只不过营在脉中走，卫在脉外行而已”。[1]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些不妥。张志聪早在《灵枢集注·营卫生会》卷二中就指出：“夫经言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者，论营卫二气分阴阳清浊之道路也。……阴阳之道，通变无穷。千古而下，皆凝于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之句，而不会通于全经，以至圣经大意蒙昧久矣。”营气可以行于脉中，卫气可以行于脉外，但营卫之气也可以按经络运行。根据《灵枢·营气》记载“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隨，常营无己，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又对营气的循行描述为：“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说明营气沿十二经络依次流注，运行不息。不但如此，《灵枢》还指出卫气的循行也遵循十二经。《灵枢·卫气行》对卫气循行描述为：“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由此不难看出，营卫之气的循行路线即是经络路线，按经络运行的营卫之气即是经络之气。
2．3 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
对于经气的理解应先从古典哲学中的气谈起。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2]当气的观念被引入中国哲学后，便失去其具体的意义，变得抽象起来。《管子·内业》中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反映在人脑中，便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象。所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名词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其象的意义。《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而经气只不过是人体之气的一种，它同脏腑之气、营卫之气等有内涵上的相交之处，但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经气是从广泛联系，循环运动这一角度表现了人体内部的生命活动，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某些特征，因而是这一角度上的人体生命运动之象。
综上所述，经络不是一个物质系统，它的本体应是不断运行着的经气，古人所描画的经络循行路线只不过是经气所表现出的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
3 结论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当我们用现代的方法来研究经络时，不能认为经络的循行路线即是经络，否则无异于以指代月。对经络的研究应将注意力放在其本体——经气上。而在中医学，经气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综合之象。用现代方法研究经络就必须聚焦于这一表象所蕴涵的物质运动。
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古人是不会问“经络的实质是什么”的，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二者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这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所以，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同样，对于经络实质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通过现代科学的分析还原手段所阐释的经络还是原来的经络吗？这一问题还有待于中医同道们思考。
参考文献：
[1] 印会河，张伯讷.中医基础理论. 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50.
[2]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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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生活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人物画;生活;目识心记;以形写神;传神
“传神”论在绘画领域,据画史介绍,大概是由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第一个提出。《世说新语•巧艺》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顾长庚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研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之后“传神论”在古代画史画论中是被提得最多的美学术语之一。此论一出,遂成为历代画家奉之为人物画创作的最高标准。从此,“传神写照”也就成为人物画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人物画的必由之道。山水画和花鸟画也受之影响,都提出了“传神”的标准。传神便成了中国画的第一要义。笔者在本文就对传神论在中国画本体语言和美学内涵上的认识做一个简单的剖析,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中国人物画表现物象追求传神的美学法则
我国人物画的美学法则和山水画、花鸟画一样,都遵循着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美学法则,采用的方法是“目识心记、以形写神”。对描写的对象经过仔细观察,从形体的结构方面找出它的规律。然后,用“默写”手段表达主题,这些方法不是物象作纯客观的描摹,而是把客观物象与作者的艺术思维相融合,使作者的创作思想进入他们描写的对象,把自然形象变成“艺术的形象”。早在五代,著名山水画家荆浩在其《笔法记》中写道:“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提出绘画是一种创造,要透过物象的外貌观察研究它的内在本质。又在“六要”中说:“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是讲画家的思想活动。这种艺术思想,一方面研究具体形象,另一方面又要集中概括,表现它内在的神韵。唐代的张彦远说“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清代画家唐志契说:“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表达出我国画家艺术构思的真缔。以上三家的论点,阐明了我国“绘画思想”的核心为“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感情移入”。不是对物象作纯客观的描摹,而是赋予物象的感情,渗入作者的气质与品格,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艺术境界,而形是神的基础,神是形的目的。
二、中国画传神追求与生活蒙养的关系
东晋大画家画家顾恺之对于人物画创作特别强调要注重捕捉生活的细节和精心刻画能烘托人物性格的特殊环境,将人物的“神”重重地勾勒出来。知道六朝文化背景、了解魏晋玄学的人都知道顾恺之的“传神论”是在总结前人和他本人的绘画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此论的提出与魏晋玄学的兴盛有着极大的关联,受时代影响顾恺之作画就带有浓厚玄学的思想。顾恺之生活在玄风颇盛的东晋,与许多谈玄论道的士人往来甚密,其思想受王弼所代表的“得意忘言”思想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除了《世说新语》中记载有顾恺之关于“传神论”的言论,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也有谈及到“传神论”:“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其所说“以形写神”是强调传神很难,顾恺之认为画之妙不在形体而在内在精神气质,这显然是由玄学“得意忘言”变化而来的。那么,顾恺之是否像名家那样认为言、象、形体可有可无呢?从他的《论画》等著述并结合他的绘画遗迹(摹本)看,他在形似的基础之上追求神似,是重视形体的作用的,并不像后世一些文人画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因此顾才有“以形写神”之说,才有“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 大小、厚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历代名画记》)之叹。其对形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可以看出其对于生活的真实的重视。所以他才会要求作画之前必须对所画对象做由表及里的深入的探究,传达出对象内在的神是离不开对象外在的形象,甚至是其所处的生活环境。
众所周知,任何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这种对生活的反映程度有深浅。那么以直观视觉形象展示出来的画画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中国画史:不论是人物画也好,山水画也罢,甚至是文人逸笔草草的写意花鸟,其内容的来源无不来自于现实的人生,自然山川和世间之物。当然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并不是直接将客观的表现对象依葫芦画瓢搬到画面上。如果仅仅这样那肯定是不能很好地将事物表现得逼真生动的,那样的作品只是空有被描摹对象的躯壳,无法将对象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活灵活现地挖掘出来。正如在文学概论中有这样的说法:文化创作不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原原本本照搬到纸上,不是拿一面镜子向四面八方照一照,假使这样,那样根本就不需要文艺家、画家,任何文艺的创造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之后对生活的看法,正如一句耳熟能详的说法“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是对生活做高度的概括和提炼,在概括提炼中融入作者的情思和观念,从而让作品具有人的特征,或者说是将作者的想法、意念和个性渗透到艺术品中。绘画亦然,中国人物画也不例外。
三、中国画创作传神的方***
(一)形神的关系
一切造型艺术的美首先应该体现在“形”上,但形绝对不是绘画的最后归宿。在先秦时,儒家学者荀子对形和神有这样的论说:“形具而神生”。直接指出了“神”是从形产生出来的。到了西汉著名的《淮南子》作者刘安对神形的关系也做了说明,其和荀子有着同样的见解,他在《淮南子》中说:“形闭中距,则神由无入矣。”其意思是说离开了“形”也就无所谓“神”。一般而言,艺术上要想获得“传神”的效果,如果作者脱离所描写对象,忽视客观实际,什么都想当然,认为没有任何现实来源的主观想像是创作的源泉,这就是顾恺之所云“空其实对”,这样是不可能达到有震撼力,有传神之味。当然,也不表示只是对自然做皮相上的肖似,不对所表现的自然物象、人等做深入观察,透过任何被表现的对象之表象探求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也是不可能达到传神的效果。从历代大家对形神的论述就知道,“神”肯定是借助准确的“形”来表现,有什么样的“形”,就有什么样的“神”。“形”与“神”是既矛盾又统一。所以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从顾恺之以来,在人物画领域极其强调以“形写神,悟对通神”“形写神,悟对通神”。其意是通过描绘客观对象的外形和物象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其精神实质。正所谓“神仪在心,迁想妙得,巧密于情思”。通过画家的主观感受,又融化和艺术的构思来实现传“神”。总之,中国人物画在形神的关系上是这样认为的:“形是具体的,可以得之于视觉、触觉,但必须有神而后有生命;神是抽象的,能代表一定事物的本质,却不能***存在,所以必须形具而后神生。绘画有形似、神似之分,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神似是形似的提高。如果作画只限于形似,那么画人物好像凡手的泥塑木雕,画花鸟画只似庸工的动物标本,虚有皮毛,全无生气。所以古代画家早就认识到:不能顾了形似,失去了神似;应该力求神似,哪怕放弃一定程度的形似。宋代苏轼的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正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同时代的晁补之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清代方熏认为正好为苏诗作一注解。”①
(一)传神的技法表现:线与技法的表现结合
用线造形,以形写神,是我国绘画技法的重要表现手段,不论描写任何物象,画家创出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描,以适应不同的物象与质感。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就是说主题确定了之后,还要有高妙的笔法,有造脂的画家,提取形象时既要有纯熟的技法,动笔时又要有感染力。即要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素材,经过观察分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艺术加工,把生活中的形象,塑造成艺术的形象,才合乎“以形写神”的法则。因此陈池瑜在他的《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一文解释道“唐张彦远‘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此论不虚。
潘天寿先生对线造型达意有这样的认识:“用线来描绘,讲究用笔用墨上的笔情墨趣,要有民族气魄等基本出发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并指出:“应该用今天的思想来作画,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辨证地存在的。”“山水、花卉本身很难说有思想性,但以臬的思想感情去思是重要的。花处于自然界是不存在思想的,而观者则有各种思想感触,因而画面画的花所传达的情趣是人赋予的。”所以“要求思想不能皆时,要赶上先进的时代要求,要努力赋予传统绘画注以新的生命力,人民的需要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也是丰富多采的,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感受,那么画出来会有独到之处”。“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是可贵的”。要保持东方绘画特点出发,必须认识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迁想妙得”的中国画创作规律。
(二)以笔取气,以墨取韵
任何精炼的“笔墨”都应是为了更好地去塑造形象和传达神韵来服务的。笔墨是中国画创作的方法手段,笔墨绝不是中国画的目的。顾恺之说:“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诚然,中国画的笔墨要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画笔墨传达出物象之神,体现出意境、气韵、格趣。因此,笔墨作为中国画包孕着深刻地美学内涵的最为重要的技法,为了表现不同对象的本质特征,古代画家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各具特点的笔法。比如人物画衣纹的‘十八描’(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山水画石头的种种皴法(披麻皴、斧劈皴、解索皴,折带皴等),笔法的基础是画出点线的具体用笔方法,我们索熟悉的中锋、侧锋、藏锋、露锋等,在行笔的过程中轻重疾徐转折等,凡此等都要和表现的对象的形体、质感和艺术境界等相适合。形体和神的关系,我们上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艺术境界,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作者用“以形写神”的笔墨,画出“气韵生动”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通过笔墨的中锋、侧锋、藏锋、露锋,轻重疾徐转折的变化结合形体,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形成了极富感染力的、情与景交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画家思想境界的反映。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的好的作品,能直观反映出作者的精神气质、感情意念的流露。无论什么画科,包括中国人物画在内,在艺术境界的追求,带着创作者个人喜好的倾向性,都能表现出作者在艺术境界、个人情操、情感性格特定的基调和特色。可以这样认为,好的作品都是在以上先觉条件下,在灵感勃发的激情中产生的。中国画中常有“以笔取气,以墨取韵”的创作要求。在中国画尤其是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认为创作越是简短,笔墨越少,就越是笔笔见功力。所谓“笔简意长”、“景少意长”“气韵出精神”。
总之,纵观中国人物画史,中国人物画以追求传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形的准确为中心,写形只是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艺术的优劣等次皆以“传神”为标准。
注释:
①扬大年等.中国历代画论采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参考文献:
[1]董欣宾 郑奇.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
[2]何楚熊.中国画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6
知而信为信，不知而信为迷，在自己深入思考，或亲自验明事实之前，不要随便轻信某些所谓“真理”。所以，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是，当他人试***让你相信某些观点时，你要懂得提出疑问和寻找证据，不要轻信一些未经证实的非正常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批判性思维不是否定性思维，一个批判性思维者不仅仅是提出疑问，质疑、批判是为了寻求理由，并确保其正当性，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所以，批判性思维也是建设性的。培养自我校准的习惯与能力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治的基础，一个自主的人应该坚持自我管理(控制)，自治使一个人较少依赖周围的人或环境，并因此较少受他人的不良影响，自觉反思自己的认知活动、校准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将分析和评估技能应用于自己的推论性判断，质疑、证实、并不断校正自己的推理或研究结论。自觉审查自己的推理和结论，对自己的见解和坚持它们的理由做出客观、合乎逻辑的评价。判断自己的见解有无受到知识不足、偏见、利益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反省自己的研究动机，最大限度地避免偏见，尽量做到理性客观、崇尚真理和合乎逻辑，谨慎地从证据中得出结论，并注意对研究证据的选择性解释。自我校准提示了对待研究结论时谨慎的必要性。
批判性思维对于中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中医文献研究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医理论的“活化石”特征，所谓“化石”，就是中医理论从《内经》奠基，延续发展到晚清温病学说形成，其理论模型和框架、学术结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谓“活”，就是历朝历代都基于本时代的哲学研究成果、科技水平给予了中医不同的解释而富有时代特征，《周易》和《内经》为整个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然而，时至今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理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在继承环节，学术文章，甚至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曲解中医的内容，这需要我们利用批判性思维发现其错误，并给予纠正。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没有批判性就没有创新，创新一定是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对原有理论的合理扬弃才能实现。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于提高文献研究质量，在海量阅读中发现问题，辨别真伪，进而对其进行信息处理至关重要。例如当今许多中医理论的立项课题多是实验研究，主要是利用西医生化指标来证明中医理论科学性。虽然促进了中西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但毋庸置疑的是相当一部分立项课题研究层次不高。很多课题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特色基础上开展的，课题设计者将中西医理论生搬硬套，得出的结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以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用补肾的左归丸部分实验结果诠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肾生骨髓，髓生肝”理论，根据骨髓多能干细胞的功能，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4］。该后，有作者明确指出这项课题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和结论完全是对《内经》这一理论望文生义的误用。因为这一实验缺乏对照组，同时也难以说明补肾之后，骨髓多能干细胞生肝的唯一指向性［5］。这可以说是利用批判性思维对这项部级课题的立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的经典案例。对于广大读者，甚至评审课题的专家颇有启示意义。文献研究的2个步骤:一是批判性阅读，二是批判性写作，阅读是写作的前提。首先要培养能动地批判性阅读的习惯，要对阅读过的中医文献中的学术观点、论据、结论进行再次确认。批判性写作则是对已经掌握的信息之后的新认知，并进行再次加工的过程，即自己新的论点、论据和结论的产生。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就可以发现当代诸多中医学术著作和教材中违背中医理论特点、曲解原创的中医理论的解释。以使用较广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7版)为例，仅在“藏象”内容中典型的错误有:将心神解释为广义之神;将“精室”解释为男子等组织;在解释肾主纳气概念时，认为“肾气有摄纳肺所吸入的自然界清气，保持吸气深度，防止呼吸表浅的作用”［6］。在解释膀胱生理功能时，粗浅地认为是“贮尿、排尿”［6］。在处理肾精与肾气的关系时，认为先有肾精，后有肾气，肾气是由肾精转化而来。更有甚者，将三焦视为“腹腔中的肠系膜及大小网膜等组织，这些组织充填于腹腔脏腑之间，结构比较松散，能通透水液，可为胃肠中水液渗透到膀胱中去的通道”［6］等等。
批判性思维运用举例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7
一
一套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依照一定的逻辑思路和研究方法,寻找问题所在,围绕几个核心范畴,阐发相关理论,并最终形成系统。如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围绕美的存在---现实美、美的认识---美感、美的创造---艺术美三个核心问题构建全书体系; 曾繁仁着的生态美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品《生态美学导论》以生态理论为指导贯穿全书始终; 叶朗着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对每个时代美学的特征和代表性思想都能够准确把握,着重关注了不同时期美学范畴的演变及发展。叶朗强调: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限于搜集和考证材料,而是要从中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核心概念、命题,思考最基本、最前沿的理论问题。”
这种研究思路与朱志荣的治学思想不谋而合。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从《左传》中的“铸鼎象物”,《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以及玄学中的言、象、意的关系,到唐宋元明清诸家的意象理论,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抓住了意象问题,也就抓住了中国美学的核心。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近现代学人对意象问题也尤为重视,但直到现代以来,能以“意象”范畴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的学者并不多。
朱志荣长期关注和思考意象问题,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基础之上,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从《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中国审美理论》到《中国文学导论》,再到《中国艺术哲学》,对意象问题的研究不断发展成熟,并构建了以“意象”为核心的美学体系。他的意象观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意象是主客体共同创构的,因此形成审美关系,并突出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另外,在意象的生成过程中,主体可以观照到对象化的审美心态。“主体感悟外物时,往往在心中消化、陶钧它们,由兴会自然而感神,再‘心游目想',从物我契合的境界中突破主体自身和个体关( 观) 照的局限,并且超越特定的感性时空的约束,使’象‘在心中达成。”[4]83将意象放置于主客体统一的审美关系中去讨论,无疑拓展和深化了意象理论研究的视野。第二,物我贯通是意象生成的基础,情景合一是意象生成的核心,神合体道是意象的升华。这样既突破了叶朗等人将审美意象看成审美对象的观点,又深化了意象理论的内涵,同时还加强了意象范畴的美学价值。第三,意象具有“虚实相生”与“意广象圆”的特征。所谓“虚实相生”,就是指“意象通过有限的形式审美地传达着无限的意蕴”; 所谓“意广象圆”,指的是“意象的理想境界,体现了情的深刻性与景的丰富性”[2]171.多层次的意象相互渗透、影响,从而在有限的形式中表现出无尽的思想意蕴。从这个角度看,朱志荣强调了意象在美学范畴中的特性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二
“道”字早见于金文《貉子卣》《曾伯簠》,原指道路,许慎《说文解字》释以“所修道也,一达谓之道”.此后引申为天体运行之道和人类行为之道,即“天道”和“人道”,《易传》有云: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尚“道”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点。老子提出了天地万物的本原问题,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则不断强调“人道”的伦理地位,“天人合一”是儒家着名的美学思想。魏晋时期,玄风大盛,“道”之美就是自然之美,平淡之美,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宋明理学使文艺和审美渐趋理性,“道”也就成了超越实体的形而上范畴,程颐说: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二程遗书》卷二十一) 朱熹说: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答黄道夫》) 清代学人更是将“天道”
与“人道”完美融合,王夫之认为: “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 《张子正蒙注》卷一) “情者,阴阳之机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动机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 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 《诗广传》卷一) 总之“道”在古代涵盖了古人对天人问题的根本性认识。近现代学者对“道”的阐释也从未停止过,王国维主要从中国哲学角度考察“道”的意义。在宗白华心中,“道体若虚”构成了中国艺术家的生命情调。汪涌豪认为“文学是它的出发点,同时也以它为最终的归趣”[1]524.
朱志荣在对美学范畴的多年研究中发现,“道”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古典艺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处处体现了生命意识,这里所说的“生命意识”就是指以气合体的生命体验,心物之间的共感共鸣。“主体外师造化,与天地相参,故所创造的艺术与万物同体生命之道。”[4]4他认为万事万物的本原最终都归结为“道”,“道”是艺术本体结构中的最深层次,甚至在审美活动中,也是在“体造化之道,尽显心源灵性,创构新的生命境界的过程”[2]105.这种通过特定的时空意识表现出来的艺术生命,由其自身的节奏和韵律,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与生命的和谐原则。“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其风骨、气韵、节奏韵律、传神等范畴都能展现出蓬勃的生命涌动。”[4]217朱志荣还创造性地提出,“道”体现在气为本的感性形态中,并且使得感性形态变成具有生机的生命体。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艺术作品既是主体体悟天道、得诸心源的结果,又是自然之气,体现了主体的生命精神。他又说道: “中国美学将自然之道与主体的内在性情( 精神之道) 视为贯通的、一统的,故主体之气与自然之气,主体精神与外在感性形态,在艺术中是一以贯之的。艺术本体之气,正是主观精神之气与造化之气统一的结果。而道正是存在于气中起主宰作用的生命精神的根源。”[4]92在对“天道”与“人道”的看法上,朱志荣是这样阐述的:
“’人之文‘的艺术毕竟不是自然生成的,它同时源自主体心灵。”“艺术作为人文,同时要体现人道,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主体精神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艺术是主体的产物,主体自身既
是宇宙间的生命,体现了自然之道,顺应着自然之道,又在此基础上,历史地社会地生成了人道,使之相对于天道,具有 自 身 的 独 立 自 在 性,而 最 终 又 契 合 于 天道。”[4]92 -94具有生命意识的“道”也是将宇宙人情化、人情物态化的审美特征的反映,是主体对自身生命和外在万物生机的领悟。“在体现这种特征的感性形态中,古人不仅界定了从感性到抽象、从有形到无形的结构层次,而且表明了艺术的审美境界层次,反映了主体对艺术本体的最高境界---化境的追求。”[4]6因此以具有生命意识的“道”范畴贯穿于其美学体系的始终,渗透在美学思想的每个角落,不仅起到勾连诸范畴的作用,还使得中国古典美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8
关键词：思维；概念；气；物质；象
气的思想充斥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中华民族的瑰宝中无不气韵流动。且不用说在文学、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豪气”等，在社会生活中有“天气”、“才气”、“口气”、“神气”等，单就中医学中所用到的气就有诸如：“清气”、“浊气”、“寒气”、“热气”、“食气”、“谷气”、“酒气”、“药气”、“邪气”、“毒气”、“恶气”、“乱气”、“厥气”、“郁气”、“积气”、“聚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精气”、“阴气”、“阳气”、“水气”、“木气”、“火气”、“金气”、“土气”、“卫气”、“营气”、“血气”、“胃气”、“脉气”、“正气”、“动气”、“形气”等数十种之多，气对中医学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古人从未，似乎也从不需要为“气”或以上数十种气下定义，“如人饮水”，其个中滋味古人似乎能很好的意会。然而，世异时移，现代的我们已无法与我们的先辈们心灵相通，或是在一片要求中医学“现代化”、“客观化”的呼声中，我们不得不给气下一个定义。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既然有为气下定义的要求，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思维方式几乎已经完全被西方同化。而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样，为气下定义，无疑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或者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概念，其所得的结论无疑是要符合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的概念标准及思维习惯，如此就要求该定义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逻辑严密，推理清晰。考察现代中医学教材对气的定义，也是本着这一初衷的。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多数中医学教材中对气的定义仍然不尽如人意，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就其内涵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1） 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2） 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3） 气是有很强活力的物质。
“物质”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是指***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是对不同形态的物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性所作的最高概括，“物质”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外延最广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是不能用作对具体事物进行定义的，因为那将导致此定义毫无意义，如上文所讲的“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可以理解成所有人体的基本客观存在都是气，这样的定义非但无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错误的。在现代科学中，“物质”通常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即可测知的客观实体，包括宏观物体、微观粒子、电场、磁场、射线、引力场等等。这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物质”的含义基本一致。查看各中医学教材中相关章节的上下文，也是取此含义。既使这样理解，上面所说的“基本物质”、“精微物质”、“有很强活力的物质”仍然没有给出气的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仅仅让人感到气同目前现代科学所发现的所有物质都不相同，是一种特定的物质，或者是几种物质的集合，或者是人体的所有物质。问题在于，若以某种物质作为气的定义，上述如此多的气是同一种物质，或各有其物？同一种物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若各有其物，籍以区别其内涵的当是“清”、“浊”、“寒”、“热”、“食”、“谷”、“酒”、“药”等定语，那么“气”这种物质是怎样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物质的？更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上述对气的定义之所以不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定义者总是试***用现代的、西方的观念、角度、价值取向考虑古代的问题，即用现代的思维模式思考中国古代的问题。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要用前者的语言解释后者的概念，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因此，翻译才被称作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文学来说，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或加入译者的理解和修饰倒无关大局，而对中医学，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越定义越不明白，越定义越远离原意，甚至出现错误。这正是为什么读外文书要读原著，对英语专业的学生重点在于培养其英语思维，而不是汉语思维的缘故。所以，要对气进行正确的理解，我们就必须沿着中国古人的思维历程，把握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明确中国之气同现代所说之物质的区别，以及中医学在吸收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后的具体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气有较准确的把握。
1 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内涵及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1]这种直觉思维通过先秦哲学比类取象地演化到哲学领域，即失去了具体的形质，而变得抽象起来。虽然在《国语》、《左传》、《孟子》、《管子》、《庄子》、《荀子》等典籍中关于气的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在于气是运动变化的，是世界万物的活力源、原动力。最典型的论述在《管子·内业》中：“一物能化谓之神”，“化不易气”。这就是说，事物时常在变，但总离不开气。并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明确地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以上论述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同一时代出现的阴阳、五行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虽然阴阳、五行、气三者都是对世界本源认识的学说，? 庵侄员驹吹奶教植⒎窍蠊畔＠叭艘谎游镏嗜胧帧v泄湃怂溆行奶角笫澜绲谋驹矗次抟庥谖镏适堤宓难芯俊u缭凇吨芤住分校淙挥梢跹舳素裕臁⒌亍⒗住⒒稹⒎纭⒃蟆⑺⑸蕉既∽钥凸凼堤澹淠康娜丛谟诠畚锶∠螅魍蛭锏慕桓斜浠庖舱橇呢员怀莆韵蟮脑颉s秩缭凇逗榉丁分性蛎魅分赋觥八蝗笙拢鹪谎咨希驹磺保鹪淮痈铮岭技陴！！狈胗牙妓担骸昂河锏摹小郑庵竧o act(行动)，或to 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 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 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与此相对应，则不难理解气的指象意义。
西汉后期，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也把“元”作为气之始，把元气设定为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源力的根源。元气生阴阳，与《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礼乐中的太一生两仪相对应。这时，对于宇宙生成论有较系统的认识，《广雅·释天篇》说：“太初，气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见在生成论中，气不同于形质，而又贯通于形质之中，成为形质运动变化的根据。形质始于气，又包含或继承了气的特性或要素，即永恒运动变化的特性。张衡在《灵宪》中论述天体的起始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唯无。”把宇宙生成的拫源置于形而上的本体——“无”中。在这一由无而气而形而质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罗辑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张衡的亲近友人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中说：“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之后，元气 “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这里的“道”即是“先天地生”的世界的本源，即上文所说的无。作为道之使的气，其主要特征在于“变化”。道与气是体用关系，而气则可以“翻然自化”，运动是其内在本性，成为产生形质并推动形质变化的原动力。
到了宋代，气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张载提出关于气的较详理论，认为：“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凡象皆气”，（《正蒙·乾称》）将具象世界及元气之前的“无”统一于气，建立了较明确的气一元论。并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汤，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说明了运行不息是气的内在本性，并不需借助丝毫外力。只有朱熹似乎将气当作“器”来看待，他提出了理与气之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认为理是气的根椐，不承认气的“自动性”。
后世多有发挥张载学说者，如王廷相、方以智、王夫之、戴震等人，在阐发气在天地间无所不在的同时，更强调了其运动性。
纵上所述，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占绝大多数的看法是相同的，即气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以象会意，用以描述事物永恒运动的特性。当我们经历了古典哲学中气的思维历程，可以看出，气是基于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中国古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相对于西方科学，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一种意象性的理论体系，关于气的理论也是如此。它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也难以融通。它不重视物质结构，它的概念并非通过解剖手段得来，故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可变的、模糊的、抽象的。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对人与自然、人自身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把握。正所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领悟之所得乃系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然而，为了极不情愿的表达的需要，它多采用了意象性的比类的方式。
2 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间的不同
不是所有东方和西方的东西，现代和古代的东西都能一一对应的，虽然关于气的学说同阴阳、五行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就此认为中国古代的“元气论”也象古希腊的“元素说”一样，将气作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客观物质实体或基本单位，则未免牵强。
诚然，不能离开物质来谈运动，而中国古人却是在探求运动的过程中引入物质的，（而非象西方那样先分析事物的结构，再去认识事物的运动特征。）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认识过程。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肉眼看不见的细小颗粒，而是其气势磅礴的交感变化的相互关系。不同结构的事物的运动特性可以是相同的，这就是对事物运动进行认识的基础。古人只不过取气、阴阳、五行之象来说明事物运动的特征。同时，不同于古希腊，中国古人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他们不象欧洲人那样，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用分析还原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只会是注意事物交感变化的运动现象，通过直觉感悟它，而非是分析事物的基本结构。另一有别与西方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古人对这种运动规律的描述，他们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定义、逻辑推理，而是用比类取象的手法。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古人取气之象，用来说明事物运动的虚无无形，遍流万物。正如汉字一样，通过形象的字形来表达特定的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方面，我们在理解气这一概念时，不能将其机械地等同于古希腊的“元素说”，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形、质有层次之别。质是有固定形体的。（此质不是今日一般所谓性质之质。）西方古代哲学所谓原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来说，应云最微之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非形非质的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这气没有不可入性，而具有内在的运动性。”[3] 这说明气并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
3 中医学中气的指象意义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象的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的阴阳关系说明人体运动的不同状态。五行学说用五脏应四时、五色来说明人体生理功能运动的相互联系。而关于气，《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显然，此处之气并非指物质实体，而是指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物质运动之象。《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
应该承认，古人用词常是一词多义的，没有精确的概念，即使给出了定义，也会衍为它用。《内经》中也有诸如宗气、营气、卫气、邪气、气道等概念描述，似乎确有这么一种物质存在于人体之中，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首先，从其描述中可见，虽然似是在描述某种实体物质，然而仍从运动处取意。如“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灵枢·邪客》）此处对于营气的描述并未从分析其结构、形态、组成等处入手，让人无法确切知道营气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重在描述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给出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运动变化之象来。其次，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一条分析、解剖的道路。中医学理论中的解剖学基础极其浅显，而且没有被重视，在这极简单的解剖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极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源自何处呢？很显然来自“黑箱方法”，由外知内，从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象来研究人体。如藏象学说，其重点只在一“象”字，简直不能将中医学中关于“肝”的理论与能用手术刀切下之“肝”相对应。因为藏象中的“肝”实为一组有密切联系的人体功能活动的象，而非有形实体。同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人用气来描述的那一系列如元气、六气、邪气、正气之类的名词，本非确有实体，而是同种功能活动的概称，取其运动之象。如果古人权且将其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看待的话，那也是对“黑箱”内部的推测。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能触可及、能用刀切下的活生生的肝脏都不屑一顾，更何况一气乎？
4 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正如气一样，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不能被现代西方哲学摡念所代替的范畴，所以我们只能直接引用。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虽然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我们认为，象的形成过程有别于西方式的概念形成的过程。西方的思维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在这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主客体永远处于对立的方面，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感觉、知觉、表象、演绎推理等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得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推理过程中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而象的形成源于真觉感悟。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对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的体悟，便形成了一个个综合的象，中国的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都是象。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综合的象，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气是一种理性认识的概念，而是直觉感悟的象。
至此，在经历了古人的思维历程，对中西方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之后，我们不难给出气的较为准确的定义：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这里的物质同样也是取现代科学中通用的含义，即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能被感知或测知的客观实体。气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是认识主体通过直觉感悟，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的征象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把握。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之过于注重物质的结构，故而看不到或忽略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有在非对象思维中才会有气这一注重运动的范畴，而运动本身就代表无时无刻的变化，不象结构那样易于观测和数学表达，就更难于把握，非逻辑思维所能胜任。在现代科学中，每种物质都有其结构和层次，如果我们假定某物由a,b,c,d四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所对应的运动规则的集合分别是a,b,c,d，传统科学对该物的研究从结构入手，一般认为该物的运动规则的集合是a+b+c+d，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整体，该物的运动集合有可能是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而唯一不可能的就是a+b+c+d，因为当a、b、c、d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之间很强的相互作用及信息交换使这一整体的运动出现了“突现现象”，即物质的结构可以叠加，而运动不可以叠加，正如约翰·h·霍兰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使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种的活动进行了分类，我们还远远未能认识生态系统中种种变化之效应。”[4]这是现代科学正在观注的复杂系统理论，并为其理论的建立而大伤脑筯：“为cas建立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cas是整体行为，不是其各部分行为的简单加和，cas充满了非线性。非线性意味着，我们通常使用的从一般观察归纳出理论的工具，如趋势分析、均衡测定、样本均值等等，都失灵了。”[5]而这一突现的运动特性正是中国古人在整体观念下观注的对象，上述“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就体现了事物运动的特性，表达这一运动的范畴即是气。在为复杂适应系统建立理论方面，中国古人为约翰·h·霍兰作了很好的解答。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性质和存在方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并不是说静止的物质就不可以从“气”的层次上加以描述，因为静止是从一定关系上考察运动时，运动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故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相对静止的物质。而在哲学意义上，由于“物质”一词代表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运动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所以我们说气属于物质范畴，但这与将气定义为物质是两个概念，应当注意区分。
在中医学中，气的含义应该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
5 结语
将气作为一种物质是目前中医界公认的。然而，这一理解是极其有害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阻碍。不但形成了中医学和西医学难以沟通的主要障碍，而且阻碍了中医学自身的深入研究。例如，在理论方面，如以气作物质论，则上文所讲的精、津、液、血、脉等中医学名词更加难以理解。又如，在对经络实质的研究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其中，却进展甚微，其主要原因就是古人在观察到经络时是观察到经气流动这一现象，而非以解剖为基础。实际上，同一个人体，西医看到的是组织器官，中医看到的是生命运动，并不存在特殊的与经络相对应的实体组织，正如中医学中的“心”在西医中没有一实体器官与之相对一样。故而一味的寻求经络的解剖结构或物质基础往往陷入困境。归根结底，是在对中医学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过程中完全抛弃了中国哲学或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抛弃了这些概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以另一种视角进行重新定义，这样难免会失去其原意。
无论是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古代的非对象性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也都是人类文明的硕果，我们不能试***以一种代替另一种。若非要以一种取代另一种，则有可能造成很多人类文明成果的丧失，当此之时，悔之晚矣。将气定义成物质运动之象，可以说是站在现代的角度，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思维精华，为中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作的一次尝试。事实上，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可以共存于同一概念的定义中，且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将二者有机的融合是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作为遗传算法之父和复杂性新科学的先驱者之一，约翰·h·霍兰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并不是故意削弱西方传统中基于规则的方法。2500多年前古希腊初期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就开始引入坚实的化身，这确实是令人惊叹之事。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寻找宇宙间‘合法’的东西。自泰勒斯开始，我们沿着演绎、符号数学和科学理论的方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些方法对激发创造性过程的隐喻想增加了约束，正如格律和韵脚对西方诗歌起了约束作用一样。……真正综合两种传统——欧美科学的逻辑-数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隐喻类比相结合? 赡芑嵊行у卮蚱葡执娴牧街执辰厝环掷氲闹种窒拗啤t谌死嗬飞希颐钦媪僮鸥丛游侍獾难芯浚酆狭街执郴蛐砟芄皇刮颐亲龅酶谩！盵6]同样，对于当代的中医学，对于中医学中基本概念的理解，不能只站在现代的角度，而应穿越思维空间，去经历古人的思维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真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0．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5.
[3]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8．
[4]（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4．
[5]（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6．
[6]（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陈禹、方美琪校．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中文版序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9
关键词：基层；气象台站；气象保障
中***分类号：P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007-02
引 言
基层台站的气象保障是航空兵气象台站的主要工作。飞行保障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飞行的安全，关系到台站业务水平的高低，更是上级业务部门考核基层台站的着眼点和重要依据。因此，如何在目前航空气象水平尚不高、预报业务水平精度停滞不前的条件下，合理地利用保障经验，做到对天气的趋利避害，是基层气象台站在气象保障业务过程中值得琢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每一个基层气象基层台站所在的地区都有其不同的天气特点和气候特征，经过一辈又一辈基层气象工作者的长期探索和不断总结，得出了许多宝贵的气象保障经验和提高保障能力的方法。如何快速汲取已有的大量保障经验和保障方法并将其传承，是值得广大的气象基层台站人研究的课题。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1、围绕保障能力的建设
科技创新推动着气象装备的全面建设，一些新的飞行装备要尽快形成战斗力，也对气象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基层台站必须对气象保障进行深入探索，提高对复杂天气的预报准确率，不断完善气象保障预案的设置，不断改善对中期天气趋势的预测，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提取有用的、可靠的信息，借助于以往的保障经验对复杂的天气进行保障。全台站的人员要充分发挥专业和人数的优势，紧紧围绕保障能力提高、重大险情的处置等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保障经验的交流和保障技术的提升，走出一条“保障经验代代传承，稳步提高”之路。为气象台站保障能力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围绕保障能力的提高，基层台站的气象人员必须加大在三个方面的建设，具体体现在：
1.1 保障队伍的建设
预报员在气象保障中处于主导地位，预报员的预报能力和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保障质量的好坏和成功与否，只有具备了深厚的学科理论基础同时又对本站天气有充分把握的预报员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并实施成功的保障。气象台的老预报员不仅要完成地方气象台的一些常规业务工作，并主持和参与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还要参与对年轻预报员的教导和帮助工作。因此，气象台的预报员队伍要求不仅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更要具有丰富的业务实践经验。考虑到年龄层次、保障经验和职务高低，气象台站必须建立年龄层次合理、保障梯队分配恰当、知识结构理想的保障队伍。
1.2 保障内容的建设
气象保障的过程实际是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可以加深对理论课的理解，充分掌握天气分析预报的基本原理和综合预报方法的思路和基本技能，培养预报员具有从事天气预报业务能力以及进行重要天气过程总结的能力。气象保障的过程包括天气分析、天气分析与预报综合、现场把握天气的能力和决策信心等。保障的内容涉及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大气环境、大气物理、大气探测等多个领域和专业知识。气象保障是对这些知识的实践，所以实践是最主要的。实践的内容包括天气***分析、以天气学为主的短期天气分析与预报、MICAPS系统的操作使用、各专题短期天气分析与预报、以数值预报产品为主的短期天气综合分析与预报、分区预报等内容。每个内容又含有很多的子项目，如专题天气分析与预报项目里包含水汽条件分析与预报、冷空气活动分析与预报、影响系统分析与预报、中高纬环流形势分析与预报、数值预报产品分析与预报等。由于气象保障自身的特点，预报员必须加强对这些保障内容的建设，将保障的内容充分地运用到平时的保障过程加以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和迅速的把握天气形势的变化，做好保障工作。
1.3 保障方法的建设
气象保障的最终目标是保证飞行的安全，保障飞行任务的顺利实施。保障是一项持续性的任务，有其一般性的工作流程和具体的方法。预报员在保障过程中，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制作天气预报，在年轻预报员的辅导中，应该引导他们建立短期天气综合分析与预报的思路，培养他们综合分析、归纳判断各种气象信息、制作业务预报的能力。为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创造性，有效地锻炼他们的思维方式、构想能力和实践能力，气象台的老预报员也应该按照一套以新人为主体、实现以新人自我训练为主的保障学习模式。
(1)老预报员进场前会商、讨论，确定飞行当日的保障重点、难点，让新预报员列席听讲解。
f2)老预报员采用启发式讲解，由新预报员组成模拟预报小组再进行会商、讨论。
(3)台站的每一名预报员都参加会商和讨论，每一名预报员对新人帮助。
(4)由台长对会商、讨论的结果进行讲评，讨论保障预案的制定，确立保障方法。
(5)由新人在公告栏上自己制作的预报并预报明日的天气。
这种方法可以提供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果应该是良好的。气象台为了帮助预报员巩固理论知识，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综合职业素质，还可以模拟省级气象台的业务环境，与地方气象台的业务实现“无缝”接轨。具体措施是将天气分析与预报实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新预报员每天下午以手工分析天气***为主，并讨论天气预报，锻炼新预报员的基本业务技巧；第二阶段训练新预报员操作和使用MICAPS业务系统，通过模拟地方业务气象台环境，调用各种气象资料分析制作天气预报。第三个阶段要求新预报员陪同外场值班的预报员参加队前的天气汇报、实时保障飞行任务、参加飞行结束的保障讲评等，让新预报员熟悉实时保障的业务流程，掌握实时保障的方法，提升自身实时保障的信心和保障能力。
2、围绕保障经验传递的建设
2.1 熟悉个人特点，确立传递对象
限于传递者和被传递着的个性、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岗位的差异，有必要在气象台站领导的协助下，分别确立传递对象。针对每一个传递对象，传递者必须首先对传递对象充分了解，熟悉传递对象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的情况，掌握传递对象的兴趣爱好和发展志向，了解传递对象接收新知识的能力，分别选取传递的内容，制定传递计划。在传递者的督促和检查下，有效地落实学习计划。在不影响保障工作和业务训练的情况下，采取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传递者与传递对象应该不定期进行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传递者和传递对象要尽可能参加各种气象保障培训或者是其他传递伙伴的学习活动，通过一对传带形成多对互助的局面，通过传递过程中开展的多方位的气象保障能力学习和培养，促进保障水平的不断抬升。
2.2 注重方式方法，确保趣味传递
兴趣是一切学习的原动力，是做好一件事的前提和基础。凡是人们感兴趣的事物，都无形中产生一种力求认识它、掌握它的欲望，而这种兴趣又往往难以自然产生。因此老预报员必须根据新预报员的心理需要和掌握知识的规律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使二者自然地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碰撞产生火花，老预报员要善于寻找和发现这种结合点，意***明确地启发和引导新预报员兴趣的产生。培养他们对气象保障的兴趣，为此可以应用下面几种方法进行尝试。
一是充分联系当地的天气特点。新预报员进入气象台站工作后，无疑会对这个城市产生特殊感情，一定会有很多兴趣点和好奇感。为此，在对该地区天气特点的传递时，可以将城市的历史、典故和天气特征相融合，恰如其分地介绍本地区的气候特点、气象要素的分布特征、常年的主要天气系统、季节性的天气现象等。
二是充分联系热点问题。热点问题饱受人们的关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传递者可以利用当然气候或天气现象的热点问题开拓传递对象的气象视野，活跃其思维，从而使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实现对天气现象的深入研究和持续关注，达到传递者抛砖引玉的牵引效果。
三是充分妙引气象谚语。一个台站从初建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一代代的气象人在气象保障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天气特征，得出了许多的天气谚语和经典语录。这些对预报未来的天气、确保飞行安全有一定的科学指导意义。比如：“缸穿裙，山戴帽，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不久便来到”、“清早宝塔云，下午雨倾盆；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天上鲤鱼斑，晒谷不用翻”等等。传递者巧妙地运用这些言语，既活跃了气氛，又加深了传递对象对天气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2.3 抓住恰当场合，实施有效传递
气象台站的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常年担负着战备值班、日常训练和应急作战的工作。在岗时间长，要求人员在位率高。这种情况下，新老预报员在一起的时间就很长，接触的机会就很多，为传递提供了时间保证。为此，传递双方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将传递活动紧密地融入到工作中，做到工作中有传递、传递时在工作，传递者要克服长时间工作的疲劳，对传递对象实施现场的教授、纠正、解释和引领示范等活动；传递对象应该利用好这种机会，勤思考、多动手、巧提问的主动学习，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应该克服为难情绪和懒惰心理，及时请教传递者。抓住时机累积工作经验；在平时值勤工作中逢有专项保障任务传递对象应主动作为，观摩和参与保障任务。如果传递双方对象长期工作外出，应积极采取各种通信手段保持经常联系，做到人不在身边，传递不间断。
3、结 论
飞行的安全备受关注，保障的成功与否备受关注，保障业务的水平高低备受上级业务部门的关注，如何在短期内快速的提高保障业务水平是需要广大气象工作长期思考和不懈努力的方向。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是新预报员快速的适应岗位的需要。继承和发展基层台站的气象预报事业，使本台站整体预报水平进入新的层次，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气象与生活论文篇10
关键词：经络经气物质实体象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经络实质的研究当中，一时之间，经络研究热成为一大景观。这些研究从解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多方面对经络进行了探讨，力***找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经络实体的存在。于是，“神经说”、“血管、神经说”、“神经体液说”、“生物电场说”、“控制论说”、“第三平衡系统论”、“经络二重反射说”、“电磁传导通路说”等二三十种假说纷至而出。然而，这种种假说似乎是先天不足，自产生之后，其成长的道路便举步唯艰。这些理论与中医学理论毫无联系或关系不大，并且难以应用于临床实践，而其本身也难以形成***的体系得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所有这些研究都以寻找经络的物质实体为目的，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古人所描绘的经络循行路线上。正如目前对于经络最流行的看法：“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就“通道”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运行介质，将经络定义为一通道，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是对中医学本身关于经络的阐述理解的不够充分的结果。
事实上，在古人那里，经络即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也非古人所描画的循行线路。我们认为，经络的本体在于经气，循行是其运动方式，线路是其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而经气又是人体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综合之象，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并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有具体形态结构的物质。经络学说是古人用直观、感性的方式对生命活动的体悟和阐释，是中医学理论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要以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研究的注意力应在经气这一表象之下的物质及运动，这是多个系统甚至整个人体都要参与并密切联系、混然一体的生命活动。
1经络不是具有形态结构的物质实体
1．1经与脉的不同
《内经》中对于“经络”与“脉”的名词在应用上区分不是很清楚，常常是经脉连用或经脉混用（多是以脉代经）。这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使现代人认为经络与脉相同或“脉分经络”（即经络由脉而来），或认为经络象脉一样是有形实体，其实不然。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于古希腊人，不是通过分析还原的方式，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以象会意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注重的不是形态结构上的不同，而是运动变化上的差异。对于运动特征上的共性往往给予相同的描述，即在象的意义上它们是同一的。如《管子·水经》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可见水之所以是地之血气，是取其“通流”之象，故经脉连用甚或以“脉”代“经”是不足为奇的。其次，又是由于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从未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即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要求内涵和外延明确，逻辑推理清晰，中国古典的名词是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古人讲究“言以达意，得意而忘言。”对于每一名词的具体含义，要视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第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对经络循行的形态描述来看，在汉代，即《内经》成书的年代，人们已能分清楚经络与血管了。长沙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所描画的十一条经络循行路线显然不是血管。而《灵枢》中对于经络循行起止的描述异常清晰，并且与脏腑相络属，深浅内外有别。如此清晰的描画，显然不是基于对血管系统的解剖所得。即便是非常不注重解剖的古人，对血管的基本的解剖知识还是有的。第四，经络的本体是气，而非血。这一点将在下面“经络与气血的关系”中作详细论述。第
五、经络的出现与针灸临床实践密不可分，至少在汉代，针灸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可见在当时，汤熨、针石、酒醪为三种主要的***方法。汉代桓宽在《盐铁论·轻重》中也有：“用针不调均有无、补不足……灸刺稽滞，开利百脉。”足见汉代的针灸水平已很高。在针灸实践中若以血管为经络，岂不是大错而特错，非但治病不能，还会损伤血管，古人恐怕不至于如此愚昧。第
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在这里，血脉是与经络并提的，不能不察。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经络与血管是两回事。值得指出的是，也许在远古时期，人们无法区分血管和经络，但在汉代二者之不同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现在我们又认为经络是血管，岂不是倒退？
1．2从与藏象的密切关系中看经络
经络与藏象密不可分。《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脏，外络于肢节。”经气的运行，无处不到，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将人体各部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值得指出的是，中医的藏象理论非是解剖基础上形成的脏腑组织结构理论，而是藏之于内，象之于外的以象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以心为例，《素问·六节藏象论》有：“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灵枢·五味》有：“谷味苦，先走心。”《灵枢·脉度》有：“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心”是广范联系而又充满运动变化的一个整体的象。这一广泛联系及运动的实现者则是经气，故没有经络则不成藏象。而没有藏象又无以为经络，经气的形成及运行正是五藏六腑及全身各部的生命活动的体现。经络学说与藏象学说紧密联系，形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上述对于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学中的脏腑非解剖学中的实体器官，那么与之密不可分的经络必不可能是一个实体的系统。一个实体的通路作为一个抽象的象的内部联系统，这即不符合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又不符合西医学的解剖常识，简直是中西医学机械组合的畸胎。
1．3实际应用中的经络不是物质实体
首先，在针灸实践中，《灵枢·九针论》中提出的：“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这里指的是针灸对人体阴阳气血的补泻调节作用。其“气”和“血”都是指象名词，不具实体意义。若以解剖结构论经络，“气”、“血”又当如何解呢？若以实体物质论“气、“血”，则中医理论将无法自洽。而《灵枢·终始》对行针有这样的描述：“……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可见要等到气至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气至”本身就说明气本不在针下，是由它处而至。若以经络为实体论之，经气在经络这一系统中的运行应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何以要待气至呢？而许多中风病人的患肢在行针之时得气是非常之难的，有的甚至不得气，若以实体论，能说这些病人的患肢经络就不存在了吗？在临床中除取经穴外，经常运用而行之有效的穴位是“阿是穴”，如以实体论经络，阿是穴是不在经络之上的，如何又能得气呢？还有，针灸有勿刺大劳之人、勿刺大怒之人、勿刺大虚之人等禁忌之症，当此之时，病人非但不能得气，还会晕针，难道此时经络就不存在了吗？
在中药学中，药物的归经及四气五味等特性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若以实体论经络，四气五味又作何解呢？在中医诊疗之中，按经络辨证所得之证往往是一综合之象，并不与某一定的物质结构有关。如《伤寒论》中对太阳病的论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显然是在疾病的外部表现基础之上得出的综合之象，而不是以太阳经的实体解剖结构为基础所作的病理分析。
由经络学说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经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实体组织系统。如以实体论，则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
1．4经络学说形成的基础使之不具有物质实体性
要对经络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得不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作一下考查。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亚原子粒子的微观世界，基因工程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医学已将人体分解得淋漓尽致，如果真有一个有别于其它结构的经络结构存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在运用如此尖端的高科技手段之后仍然没有找到经络的物质实体，只能说明这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医重在分析人体的组织结构，从分析还原的角度看问题，而经络恰是在这一角度所看不到的。那么，现代人用最为精密的仪器也未能找到的经络，中国古人又是怎样发现的呢？关键在于，古人是通过直观体验，用比类取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从无应用解剖手段，进行分析还原的习惯。中医学理论即是在极其简单的解剖基础上通过观物取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体系，重在研究物质结构之上的各种生命活动的综合表象，中医学理论的内容是以各种各样通过直观体验所得之“象”为核心的。古人对经络运行的认识，可能是长期针灸实践的积累，也不排除出自修行内炼的体验的可能，但都是从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象上把握人体的结果。当然，表象与结构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机械地一一对应，更不能由表象推断出新的结构或物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相应观念及对整体观、运动观的强调几乎渗透到中医学的每一层面，同样也指导着经络学说的形成。而现代科学及西医学是不具备这一基础的，所以，在其领域中既发现不了经络，更找不到物质意义上的经络。
综上所述，用西医的观点（即现代科学的观点）看经络，想找出物质实体上有别于其它组织器官的经络是不可能的，任何这种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2经络的本体是经气
2．1经络与气血的关系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记载：“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中气穴则针游于巷。”《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又云：“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都说明其对经络的描画即是经气的运行路线，经络的本体是经气。而《灵枢·五音五味》云：“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这一论述似乎正支持了现代人关于“经络是气血运动的通道”的论点，然而，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上文已经指出，经络不可能是一“通道”，这里重点谈谈经络与气血的关系。此处的气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气血，并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循行，又有血的循行。《太素·任脉》中杨上善注道：“手足少阴太阳多血少气，以阴多阳少也。手足厥阴少阳多气少血，以阳多阴少也。手足太阴阳明多血气，以阴阳俱多故也。”《灵枢集注·五音五味》中张志聪注道：“此复论人道之归于天道也。青、黄、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黄主长夏，故黄赤者多热气，热气者阳气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热气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阳气深藏，故多血而少气也。三阴三阳者，乃天之六气，亦合于四时。”二人均以阴阳释气血，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认为，要对经络气血多少的描述进行正确的理解，就必须对中医理论中的“气”有正确的理解。在中医理论中，气的含义是人体生命运动的外在表象，不是具体的物质。（这一点将在下文“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中作详细论述。）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这样就不难理解经络之气作为人体生命活动之象，在不同的区域体现着不同的藏腑的运动，故有阴阳特性的不同，即上面所说的气血多少的不同，而决非指经络之中既有气的运行又有血运行。
2．2营卫之气的运行形成了经络
要正确理解经络，就必须正确理解营卫之气。目前中医基础理论中认为营气是“行于脉中之气”，并且，“与血可分不可离，故常常‘营血’并称。”却又认为“营气在脉中运行的具体路线是：营出中焦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也即：既认为营气行于脉中，又认为其在脉中运行的路线是经络路线，这显然有些前后矛盾。并认为卫气是“运行于脉外之气”,却也能随营气运行，“只不过营在脉中走，卫在脉外行而已”。[1]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有些不妥。张志聪早在《灵枢集注·营卫生会》卷二中就指出：“夫经言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者，论营卫二气分阴阳清浊之道路也。……阴阳之道，通变无穷。千古而下，皆凝于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之句，而不会通于全经，以至圣经大意蒙昧久矣。”营气可以行于脉中，卫气可以行于脉外，但营卫之气也可以按经络运行。根据《灵枢·营气》记载“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隨，常营无己，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又对营气的循行描述为：“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说明营气沿十二经络依次流注，运行不息。不但如此，《灵枢》还指出卫气的循行也遵循十二经。《灵枢·卫气行》对卫气循行描述为：“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由此不难看出，营卫之气的循行路线即是经络路线，按经络运行的营卫之气即是经络之气。
2．3经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
对于经气的理解应先从古典哲学中的气谈起。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2]当气的观念被引入中国哲学后，便失去其具体的意义，变得抽象起来。《管子·内业》中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反映在人脑中，便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象。所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名词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其象的意义。《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而经气只不过是人体之气的一种，它同脏腑之气、营卫之气等有内涵上的相交之处，但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经气是从广泛联系，循环运动这一角度表现了人体内部的生命活动，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某些特征，因而是这一角度上的人体生命运动之象。
综上所述，经络不是一个物质系统，它的本体应是不断运行着的经气，古人所描画的经络循行路线只不过是经气所表现出的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是经气的属性。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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